书城传记名将名师
3162700000025

第25章 历史还他们清白——记机械专家杨仲枢教授(5)

半年之后,周昂嵋胡乱吃药,把自己毒死了。杨仲枢和杨昂岳先后赶到吉林处理后事,一个35岁的年轻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像一只虫子似的死了。杨仲枢抱着儿子的骨灰盒,在杨昂岳的搀扶下走出火葬场,他老泪纵横,无语凝噎,苍天啊,两条鲜活的人命啊,他们何辜?

王禄臻后来写诗《哭嵋儿》四首,字字血,句句泪,倾诉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撕心裂肺之痛,其中第一首是:

一柱孤烟墓草凄,回肠寸断泪眼迷。

嘱儿泉下善自重,春雨寒露勤添衣。

“文革”十年,杨家披着一件殷红的血衣,杨家的苦难何时才是个头?

八、历史终于还他们清白

1970年,哈军工传说着一个消息:要在黑龙江省五常县建立“三线”基地,转移一批干部教员,杨仲枢是第一批要走的。正好三儿子杨昂岳探亲回家,帮助父亲钉了十几个装书的木箱,杨仲枢夫妇已经准备好在五常农村了此残生。到了夏天,又说不去五常了。此时哈军工被肢解,主体部分奉命南迁长沙。杨仲枢等湘籍教授都很高兴,不管怎么说能返回家乡也是好事。可上边说要在长沙建立的大学是绝密单位,人员的政治条件越纯越红越好,第一批只批准了三位教授去长沙。杨仲枢心凉了,不敢再想回家乡的事。那时全国都执行最高指示“深挖洞”,杨仲枢每天早出晚归去挖地道。

1972年6月,长沙来了通知,要杨仲枢搬家,到哈军工南迁后的大学——长沙工学院报到。到长沙后,没有教学任务,还是挖地道,从哈尔滨到长沙,杨仲枢整整挖了4年地道,谁都以为这个瘦黑憔悴的老头儿是个乡下来的农民工。

杨仲枢夫妇仍受到严密的监视。湖南的亲朋好友听说杨仲枢回来了,都想来探望,但不管是谁都要受到长沙工学院政治和保卫部门的严厉盘查:“你是谁?什么政治面貌?找杨仲枢干什么?他的问题很严重,不要见了!”

杨仲枢夫妇住一楼,他们晚上从来不拉窗帘,特别是偶有客人来,更要让外边看个真切。有一次,王禄臻发现窗外有人蹲着偷听,便推门出去看一眼,偷听者慌忙遁逃,王禄臻看清,他是基础部的某教员。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整治别人以邀功请赏者遍地都是。

1976年10月,突然阴云四散,金色的阳光普照神州,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一朝覆灭,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胡耀邦为代表的我党一批忠贞赤诚、慷慨悲歌之士以“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气魄,奋勇冲破“两个凡是”的藩篱,一场平反冤假错案的滚滚春雷响彻神州大地。

在平反冤假错案上,长沙工学院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原因是复杂的,要改变各级干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左”的思维模式是十分困难的。

早在1978年的春天,中央五个部门已开始研究解决全国55万“右派”的“改正”问题。经过反复激烈的斗争,9月17日,中央第55号文件《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发向全党。消息传出,全国人心为之大振。《人民日报》专门发了社论,中央党校、公安部等单位雷厉风行,全部改正错划的“右派”,全国迅速形成一股改正“右派”的强烈旋风。

张衍校长上任后,开始扭转国防科技大学前一段在改正“右派”这一重要工作中所表现的左右观望、消极等待的态度,加大平反冤假错案的力度。

1979年元旦过后的一天晚上,有人来敲杨仲枢教授家的门,杨教授身体不好,老伴王禄臻去开门。

进来一位个子高高的老军人,一身崭新的绿军装,配上红五星帽徽和红领章,格外醒目。

“杨教授!我来看你来了!”那老军人道,“你身体可好?”

杨仲枢仔细瞅瞅来客,失声道:“哎呀,这不是王连起同志吗?您怎么来了?”

王连起看着一脸惊愕的两位老人,不禁语塞,他坐下来擦擦汗,半天才说:“我来说一声,我的‘右派’问题改正了,学校批准我参军了,我刚穿上军装就来看你们。”

杨仲枢对王登门造访很是感动,当年,才华横溢的讲师王连起是哈军工的着名“右派”,同为“五七难友”,却被迫互不来往,没想到王连起老弟还在心里念着我们呢。

王连起语带歉意:“过去很少来往,是怕惹起麻烦,现在情况不同了,杨教授,我想你们的问题也快解决了吧!”

“不知道哇!”王禄臻神情黯然,背过身擦擦眼角。

“你的级别比我高,可能学校还在研究。”王连起不知说什么来安慰他们。

“老王啊,祝贺您!”杨仲枢笑着为王连起沏茶水,“改正了,改正了就好!”

送走王连起,杨仲枢和王禄臻陷入长时间的沉默之中。近几个月,各地改正“右派”的消息传到了他们的耳朵中,他们将信将疑,但报上的消息不会假吧,国防科大刚刚成立,当年哈军工打的“右派”给不给改正呢?王连起的造访,勾起他们对20多年前的回忆:1958年6月17日在体育馆门前被军事审判庭判决“剥夺军衔,开除军籍”的锥心情景似在眼前晃动,多少次到派出所交检查书,接受民警的训斥和辱骂,多少次挨批判和斗争,更不用说“文革”十年所受的罪、挨的打……王禄臻沉重地叹口气说:“咱们什么也别打听,什么话也别说,说不定改正的好事落不到咱们的头上。”

杨仲枢两眼发直,呆呆地坐着,喃喃道:“王连起都给改正了,难道学校不给我们改吗?难道……”他感到绝望,这次不给改正,这一辈子彻底完了。

老两口在惶恐中度日如年,每天早晨,早早就去菜场,匆匆买点菜,没有事哪儿也不去,房门总是关得紧紧的。他们尽力回避好心人的询问,20多年来被多次斥责“企图翻案”,“贼心不死”,使他们不敢有任何奢望,他们的心早就冰冷麻木了。

春节快到了,外地的两个儿子连封信也不来,老两口惶惶然。除夕那天,楼里传来各家各户准备年夜饭的欢笑声,孩子们的打闹声,偶尔从远处传来一阵鞭炮声。

杨仲枢的家中一片死寂,老两口在床边枯坐着,谁也没有气力说句话。他们没有买鱼买肉,似乎这个春节和他们一点关系也没有,屋子里阴冷昏暗,没有一点生气,只有小闹钟发出单调的滴答声。

黄昏时分,突然有人敲门,吓得老两口打了一个激灵。20多年来,敲门声大多给他们带来厄运和暴力,他们脆弱的神经被敲门声折磨得快要断裂了。

杨仲枢定定神,推推老伴,王禄臻才慌忙去开门。

副校长张文峰笑容可掬地站在门口,后面跟着他的年轻秘书。

“杨教授,您好呀!”张文峰大步迈进屋里,直奔杨仲枢,握住杨仲枢微微发抖的双手说,“我代表临时校党委来给你们拜个早年啦,同时正式向你们宣布,你们两位被错划为‘右派’的历史问题,经过学校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复查,校党委决定为你们俩改正,恢复政治名誉!这几天就发给你们改正的决定书……”

杨仲枢和王禄臻只觉得天旋地转,两眼发黑,耳畔只有“改正”、“改正”的回响声,再也听不清张文峰说什么话了。张文峰走后,他们好像从噩梦中清醒过来,突然相互扑过去,紧紧拥抱在一起,号啕大哭。那是发自心底的、悲喜交加的、足以穿云破雾的哭声啊,那苍凉的哭声浓缩着他们22年的冤枉和屈辱。

杨仲枢终于相信自己和老伴的“右派”问题真的被“改正”了,历史终于还他们清白了。他平静下来,端坐桌前,马上给两个儿子写信,同时郑重起草“入党申请书”,他斟字酌句,在灯光下度过人生中最伟大的除夕之夜。

几天后,一纸“改正决定”分别送达杨仲枢和王禄臻的手中。那薄薄的白纸上写着:“杨仲枢同志在五七年右派进攻期间没有右派言论。定其为右派分子是属于错划,应予改正。”“在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期间定王禄臻同志为右派分子是属于错划,应予改正。”

问题是当初剥夺杨仲枢中校军衔,开除军籍是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的判决,判决书为军审字第004号,时间是1958年5月13日。而哈军工党委确定杨仲枢为“一般右派分子”的政治结论是在1958年6月17日做出的。就是说,在杨仲枢还没有定为右派分子之前,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已提前一个月对其剥夺军衔,开除军籍。这是否有点奇怪?现在说把杨仲枢错划了,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是否也应该有相应的撤销原判决的法律文件?但什么也没有。

哈军工157名“右派分子”中谁是划对了的?没有,都划错了!

杨仲枢被批准参军了,军装刚发下来,他就和老伴走进照相馆,先自己照一张戎装照,再和老伴合照一张。

改正后的杨仲枢和王禄臻努力工作,携手走过辛酸的人生后,他们依然谨言慎行,保持低调。晚年的杨仲枢为出国人员开法语训练班,他自己刻轻人传授法语。

遇到熟人,寒暄几句,如果涉及当年的辛酸事,杨仲枢总是说:“我老了,头脑不行了,过去的事都忘了!”“你是谁啊,我记不起来了!”

有一次,几位哈军工的老干部来给杨仲枢拜年,赞扬他为学校的建设贡献很大。

杨仲枢淡淡一笑:“我没有什么贡献,就是培养了一批共产党员。”

其实,老人家心里什么都明白。

哈军工的老领导刘居英、刘有光、李懋之、唐铎、张子明、戴其萼等先后到国防科技大学的时候,都不忘看望杨仲枢老两口,他们有一句共同的评论:杨仲枢教授是哈军工老知识分子中受苦最深且时间最长的人。

1984年,王禄臻病逝,差三个多月就是70岁。

1994年,杨仲枢病逝,享年87岁。他留下遗嘱说,我死后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不要开追悼会,不搞告别仪式,不要摆花圈,不通知外地亲友。

斯人已去,他们的一生或许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但他们的人生足迹在向我们发问:当无妄之灾如泰山压顶突然降临的时候,当冤深如海,要饱受22年煎熬的时候,你能否坚守自珍,不屈不挠?你的脊梁骨够硬、够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