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名将名师
3162700000034

第34章 “得四方之英才而育之”——记教育家周明教授(2)

那天晚上,他从食堂上楼,回到房间里,点起一支香烟,靠着被子躺到床上。从敞开的小气窗纷纷扬扬地飘进来片片雪花儿,他起身关上透气用的小窗户,自语道:“又下雪了。”他重又躺下来,随手从枕头下抽出一本英文原版的《应用力学》,心不在焉地翻阅着,突然从书中掉出一张小照片,那是小女儿兴汉周岁时的全家合照,周明总带在身边,他拾起照片,又细细地看着,他抱着三岁的大女儿兴武,叶惠兰抱着兴汉,一双小女孩瞪着大眼睛,张着小嘴巴,模样乖乖的,叶惠兰的眼神里隐隐透着一丝忧郁,只有他自己嘴角挂着微笑。他看着照片,心头不知不觉泛起对家庭的眷恋之情,惠兰现在要带两个孩子,每天还要奔波到汉口湖医去上班,她的肾脏在美国留学时已动手术切去一只,现在她的身体顶得住吗?周明重新把照片夹回书中,他闭上眼睛,任思绪快速地跳跃……

“咚、咚、咚!”是谁在轻轻地叩门,打断了周明的沉思默想,他站起来开门。

“啊,是陈院长!”周明一脸惊诧,忙说:“请进,快请进!”

满身雪花的陈赓跺跺鞋子上的雪沫沫,回头对王序卿和警卫员说:“你们先回去吧,我和周教授聊聊天!”

陈赓关上房门,摘下皮帽子,拍打着雪花,再脱下大衣抖了抖,随手搭到椅子背上。

“这么晚了,我还来打扰,周教授不见怪吧?”陈赓一边擦拭着眼镜片,一边笑着说。

“不,不,欢迎您来……”周明有点拘束不安,他忙给陈赓搬椅子,等陈赓坐下来,他才坐到床边,两个人面对面,差点膝盖碰上膝盖。

陈赓环顾着房间,简陋的木桌、木椅、木床,还有周明没有打开的木头箱子。

“委屈你了!”陈赓指指房间,“现在的条件还不很理想啊。”

周明忙摆手:“哪里呀,我们一来,就看到床上摆的皮大衣、军被褥和军毯,暖气烧得热烘烘的,条件不差呢!”

“毕竟这个寒冷的气候难以适应哦,我也不太习惯。”陈赓坦率地说,“前几天咱们在北京见过面,我今天刚从北京赶回来,再来看看你。我了解过你,从你1947年回国,从你拒绝到台湾并由上海滩奔向珞珈山,我就认为你的心和咱们党和军队是一回事了!我们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公了,咱们一起干吧!”

“主人公?”周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在心里重复着陈赓这句话,心头阵阵发热,嘴上却说:“惭愧得很,我长期滞留美国,对革命没有贡献啊,那个时候你们在打日本人,而我们这些海外游子……”

陈赓打断周明的话:“不能那么比较,前些日子我们开过老教师座谈会,我讲过,既要承认老干部的‘长征二万五’,也要承认老教师的‘十年寒窗苦’嘛!建设现代化国防,没有文化是不可想象的,今后,咱们的军工,咱们的军队,就靠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喽!”

两个人越谈越投机,周明讲起自己在国外的经历,讲飞机设计的乐趣,讲美国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讲乘坐美国客轮横跨太平洋……陈赓听得津津有味,他插话说:“你们都是乘着大轮船漂洋过海去留学,又乘着大轮船学成归国。我们的国家刚刚解放,条件还不好,我想等条件好了,咱们自己也造它一条漂亮的大轮船,把我们学院的科学家都请到船上。船上有音乐,有鲜花和好酒,让这条大轮船在大海上漂它一漂……”

陈赓说到这里,自己先笑起来,似乎他正在驾驶自己憧憬中的那条大船,迎风破浪于碧波之间。陈赓的热情和真诚,深深感染着周明,这位很少流露感情的学者,眼睛湿润了。

陈赓又和周明谈起老教师的一些思想问题,紧接着就委以重任:“你在老教师中有威信,为了把教师们团结起来,咱们计划成立一个教师协会,或者叫教育工作者协会,你就来当这个协会的主任如何?”

周明感到有点突然,不禁思潮起伏:我来学院没有多少天,院长竟这样信任,人生最难得的就是信任啊,“士为知己者死”,我就在军工干下去了!军工本身就是一条大船啊,现在它正要起锚出港,向着波涛汹涌的大海驶去,陈院长是船长,我就当他的水手,为他献智献策,流汗出力,我周明这辈子就不下军工这条船了!

陈赓要走了,他和周明握手道别:“哎呀,我们一聊就过了半夜,耽误您休息了!明早你多睡一会儿,我告诉食堂给你留着早饭!”

周明握着陈赓的手,使劲摇着,不肯放开。他喃喃道:“谢谢院长,谢谢你来看我……”他把陈赓送出宿舍大门,大雪还在静悄悄地下着,他目送陈赓宽厚的背影消失在朦胧的夜色中,街口传来吉普车的发动声……

回到房间,周明连抽了两支香烟,想让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他找出信笺,他要马上给叶惠兰写封信,告诉她,快点带孩子来军工吧。

40年以后,从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岗位上退下来的周明教授,耄耋之年仍清晰地记着当年陈赓与他雪夜谈心的情景。他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那时邀我去哈尔滨工作,说实在话,当时我的心里是矛盾的,一方面,深深感到党和政府的信任;另一方面,又舍不得离开武汉,因为,我的兴趣和爱好不完全在军事工程上。但是,我还是踏上了北去的征程。到哈尔滨后,我心里的矛盾被一颗心融化了!被昔日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军——陈赓的心融化了。从陈赓将军身上,我看到共产党人捧向科学家们的是一颗赤诚的心!”

五、老园丁的心路历程

哈军工教育工作者协会成立那天,陈赓到会上讲了话,老教师们一致推选周明为教协主任委员。对这个新工作,周明认认真真、兢兢业业,他成为沟通院系领导与老教师思想的桥梁。当时有一位上海来的陈教授闹着要调离哈军工,陈赓亲自做工作也没有谈通。周明就到这位教授宿舍里与之谈心,诚恳希望他留下来,但依然无效。周明就找负责老教师工作的院政治部王序卿反映自己的意见:“王处长,看来陈教授是留不住了,他不是实际问题而是思想问题,既然这样,泡在这里也是浪费,放他走吧,他在别的地方还能教书嘛。”

学院领导采纳周明的建议,允许陈教授调回上海。

1953年9月1日下午,哈军工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陈赓把周明和曹国惠两教授请上主席台,让他们代表全院教师发言,两教授感到从未有过的激动和自豪。

哈军工初创时期,老教师负担很重,既要给学员上课,又要培训年轻的教员。没有教材,时任材料力学教授会主任周明和副主任薛鸿达副教授密切合作,编写百万字的讲义,并一起动手刻蜡版。他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烟抽得很凶。有一天,他写讲义写到深夜,叶惠兰被呛醒的时候已经是满屋子的烟了,她过来一看,天呀,周明的烟头点燃了纸篓,沉浸在工作中的大教授竟浑然不觉。扑灭了火星余烬,周明苦笑道:“我说今天的烟味怎么与往常不一样呢?”

在哈军工的17年里,周明一心一意搞教学,苦心孤诣培养学生,是一位师德高尚的老园丁。

然而,随着政治运动越来越猛,周明心里的疑问也越来越多,他也变得格外谨慎小心,从来不多说话。

1955年的肃反运动,把周明惊出一身冷汗。那场运动来势凶猛,老知识分子成为惊弓之鸟,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谁没有点复杂的社会关系?许多问题一下子又解释不清楚,于是乎许多老教师怀里像揣着一只兔子,惶惶不可终日。

在全院大揭发、大检举的高潮中,有人向院里揭发:在老教师队伍中,存在一个攻击共产党的“吃饭集团”,头头就是周明。

对所谓“吃饭集团”问题,院领导很慎重,认为要重证据,不能捕风捉影。经过深入的调查,终于弄清真相。

原来在建院初期,从南方来的老教师中,有几位家属没来哈尔滨,曾石虞教授提议:星期天请家在江南的老教师到哈尔滨道里南方风味餐馆聚一聚。开始是曾先生做东,后来周明等老教师也轮流做东。聚餐的人员不固定,谁愿意来都行,大家无非在一起聊聊天,解解馋,自然有时也议论议论学院的工作,发点牢骚也是有的,但完全扯不上什么“集团”。

然而“吃饭集团”的问题一出,牵扯到二十来位老教授,一时在学院教师队伍中形成冲击波,问题还没有搞清,流言先传出一大堆。

身为教协主任的周明为了团结广大教师,也常常参加聚餐活动,和大家闲聊一通,可现在被怀疑成小集团的头头,他心情沉重,回到家中,吃不下饭,一个人呆坐着。

夫人叶惠兰看着六神无主的周明,小心问道:“又有什么新问题啦?不就是大家吃吃饭,聊聊天,讲讲心里话嘛,怎么能叫什么,什么‘集团’?”

周明温和地看看夫人,叹口气:“唉,大家总在一起吃饭,发牢骚,口无遮拦,思想上不设防,难免不讲错话。现在要大家揭发、交代,谁也说不清讲过什么过头的话没有。这么揭下去,不知道最后弄出个什么结果来,我担心啊。”

“我看你太紧张了,连续好几天都睡不好觉,这么下去身体不垮了?我相信陈院长,他是了解你的。”叶惠兰安慰着丈夫。

“可陈院长不在学院里呀,”周明摇摇头说:“你没听说过苏联当年的肃反运动吧,那是要杀头的,我听唐铎主任讲过,很残酷的。现在中国也在搞肃反,不知道中央的政策……”

夫妇俩相对无言,对于他们来说,第一次面临着如此骇人的政治风浪,他们的心在战栗,手脚都有点发凉。

当然,没过多久,所谓“吃饭集团”的事就不了了之了,连立案都不需要。教授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可从此哈军工的教授们改变了习惯,没有谁还有张罗聚餐的雅兴了。

1957年春夏的反右派运动也让周明吃惊不小,开始的大鸣大放,教授们兴趣不大,经不住学院领导大会小会的动员,连黄克诚大将都三次参加老教师座谈会。党要求提意见,能落后吗?一贯谨慎少言的周明也开口说:“学院官僚主义严重,到处好像衙门、官府,不像学术机构,例如少数人居住的‘将军楼’,空了很多房子没人住,另一方面却又有很多同志没有房子住。”

谁能想到,半个月后开始抓右派,教授们惴惴不安,周明掂量自己的鸣放发言,把学院说成“衙门、官府”,那还不是“右派言论”?他后悔不迭。当然,周明是陈赓树立的标杆,哈军工断然不敢抓他的“右派”。周明赶快转弯,积极批判“右派”,凡是对老教师的批判会大都在教协里召开,由周明主持,难道他心里不明白被打成“右派”的同事是冤枉的?当然不是,在严酷的政治形势下谁也没有办法啊。

应该说,在“左”风劲吹的年代里,周明内心是苦闷的。1958年秋的“交心运动”,等于让知识分子活剥一层皮,必须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交出反党的“黑心”……周明想不通:“解放前,我参加了武汉大学的工会,为了迎接解放,做了不少保卫学校的事,人家把我当成工人阶级的一分子,怎么到了军工,就变成了资产阶级了呢?”

一个“地主家庭出身”、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顶帽子像幽灵似地跟着周明身后转悠,他如临渊履薄,时时处处都提防着,总想摆脱这两个幽灵。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大家都为吃饱肚子犯愁,哈军工为了照顾老教师,有时分一点学院打猎队送回来的黄羊肉。分给周明那份,他总是要一半,“那一半给别的教员吧。”他轻声说。他常想到在北京的陈赓院长,我可不能对不起陈院长。

1961年3月16日陈赓在上海猝然逝世,周明悲痛万分,在全院追悼陈赓的大会上,他代表教师讲话,几次哽咽得说不下去。

1965年初冬,周明要跟着学员下乡参加“四清”运动,他每天抽空练习挑担子,好适应乡下的劳动生活。学院的广播喇叭里播出表扬他的稿件。有一天,家里收到电报,内容是:“母病危,速回。”新中国成立后,周明的老母亲一直随妹妹家住在武汉,每个月,都是叶惠兰把老人的生活费寄去。现在老人在弥留之际,想见儿子一眼,周明何尝不想速回武汉看望妈妈,可他马上要下去搞“四清”了,那是毛主席给哈军工的指示,他敢请假探视“地主婆”吗?几天后,学院的广播喇叭里又播出表扬他的稿件:“周明教授能与‘地主婆’母亲划清界限……”小女儿兴汉听到广播,心里不痛快,她认为父亲太不孝顺,自己的亲妈都不回去看最后一眼,还教育我们孝顺妈妈呢!

半年后,周明从“四清前线”回来了,人消瘦得很厉害,家里人这才知道,胃肠不好的周明不适应农村粗劣的伙食,经常饿肚子,幸亏带去了一盒巧克力糖,实在饿极了就偷偷回去吃一块。后来被人告发,挨了一通批评。

周明到家没有几天,就收到母亲病故的电报。一天中午,两个女儿放学回家,他拿出两块黑纱对女儿说:“奶奶去世了,戴上它吧!”女儿吃惊地发现,父亲眼里溢满了泪水。

“奶奶虽然是地主婆,”周明低声说,“但她一生没有做过坏事。”他背过身,擦拭着滚落的泪水,一声不响地给自己戴上黑纱。

哈尔滨市的唯一佛院极乐寺紧挨着哈军工,“文革”前的年代,那是哈市的一片净土。周明喜欢安静,一有空就带着小女儿去极乐寺散步,他穿着西装,一些老百姓投来好奇的目光,他只顾走路,领着女儿进了大殿。

“兴汉,跪下,”周明对女儿耳语,“给佛祖磕个头!”

女儿不明白爸爸的用意,不太情愿地跪下来磕头。

周明闭上眼,静静地伫立在女儿身后,他是在心里许了什么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