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名将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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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半为书生半为兵——记徐立行将军(4)

深秋子夜,小红楼区徐立行的家里还亮着灯,徐立行愁肠百结地坐在桌子前面,面对一摞检查材料发呆,他那敦厚平实的脸上满是凄苦忧郁的表情,明天他要在党代表大会上再作检查。可脑子还很乱,党代会开幕以来,反教条主义的运动已经两个多月了,自己大小会检查了许多次,仍过不了关,是自己认识水平太低了吗?有些事真是想不通,前几天有干部追问自己为什么在1956年12月训总召开的院校座谈会上赞成萧克、李达的意见,投了萧克的票?有的干部还追问1957年3月李达来参加首席顾问葬礼时自己与李达的联系,为什么要对李达说“不应该打着灯笼去找教条主义”。自己当时认为萧克、李达讲得对呀,他们当时是军委的领导人之一嘛。怎么怀疑我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成为萧克路线上的人?更有甚者,实习工厂的副厂长在大会发言中说自己在学院里有个小集团,完全无中生有嘛。幸好在大家的追问下,他自己承认是无根据的猜想和瞎说。

妻子王雅琴端着一小碗馄饨走进来,今春作为第一期学员毕业后,她留校工作,看着徐立行一天天消瘦下来,夜夜失眠,饭量也日渐减少,她心中焦虑不安,可徐立行回家什么也不说,只是沉思默想地枯坐着。有一天,徐立行突发无名之火,给大女儿一巴掌,老徐从来没打过孩子呀,他心里苦啊……“老徐,你吃点馄饨再写吧!这么下去身体要垮的呀!”王雅琴说着,眼泪扑簌簌掉下来。

徐立行看看妻子忧愁的样子,接过馄饨,叹口气,他哪能吃得下?他把馄饨放在桌子上,半晌才慢吞吞地说:“你先睡吧,别陪着我。明天我要在大会上作检查,我相信党会给我改正错误的机会。”徐立行想起,彭老总在9月11日那天晚上和自己谈话,还一口一个“同志”呢。有一天早晨散步,在小路上碰见彭老总,老总说,早上天凉,你要戴帽子啊!说罢,他脱下自己的帽子,戴到我的秃头上,哎,我的太行山老首长啊……徐立行想到这儿,又叹了一口气,低头写起检查来。

10月14日,徐立行的长篇检查把自己的错误表现归纳为三个基本问题:是依靠党的领导还是依靠专家办学?是走群众路线还是走专家路线?是政治挂帅还是业务挂帅?当着500多名代表的面,徐立行沉痛地自我践踏,谴责自己:“一个共产党员受了党多年培养教育,在这样一个反教条主义重大的历史任务面前,对于削弱我军战斗力量甚至有亡党亡国危险的教条主义危害,不是深恶痛绝,勇敢地引火烧身,和大家一起来反对自己的错误,相反的是站在个人得失的小圈子里打主意,站在资产阶级的面子虚荣的牛角尖里,说明自己觉悟程度已经到了何等低下,自己政治丧退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最后,他已声音哽咽,泪水夺眶而出。

徐立行的诚恳检查感动了许多人,但是谁也不敢把斗争的弦儿松弛下来。10月20日,总政领导在俱乐部的讲台上向全院人员作报告时,点名批了徐立行,他说:“……如一长制,不但接受,还很欣赏;有的当做法宝,你们徐教育长——徐立行同志就是属于这一类。他在大会主席团会议上讲了三条原因,一条是旧军队出身,旧的东西多;二是崇拜专家;三是欣赏老教授。三条中主要的应是第一条……”

哈军工第一届党代会第二次会议一直开到11月中旬,大会发言190人次,大字报贴了1600多份。11月22日,谢有法作大会总结发言,他说:“学院的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但是“院党委领导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造成的损失是很严重的”,“首先就是对于徐立行同志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和教育路线的错误,没有展开尖锐的、群众性的批判”。

徐立行被指出其“四大罪状”,是“两条道路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实质上也是资产阶级建军路线的错误”,“他的错误是十分严重和恶劣的,是学院的一面白旗”。

徐立行黯然神伤,走出会场,他成了哈军工“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唯一代表人物。他怆然长叹,在心里自嘲道:“元老变成了元凶,难道路线错误也有包干制?”一年半以后,军委领导为了“教育他改正错误,提高他的思想水平”,决定送他去高等军事学院学习,从此,徐立行离开了他挚爱的哈军工。

七、陈赓遗嘱的由来秋去冬来,转眼到了1960年11月。前些天,陈赓因参加一段军委扩大会议,累得不行,感到身体不适,在家里卧床休息。8日那天,秘书送来徐立行两天前写给他的一封信,陈赓很高兴,忙拆开信封,躺着看信。

根据总政的意见,徐立行今春到高等军事学院速成系学习。对于这位老部下,陈赓是了解和信任的,1958年秋天反教条主义,把徐立行整得挺惨。陈赓为此很生气,他认为徐立行抓教学工作是有成绩的,一个甘当老黄牛的老干部竟背上什么“路线错误”,岂有此理嘛!徐立行虽然挨了批,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仍忍辱负重,任劳任怨,一如既往地抓好教学工作。1959年夏天,徐立行把回国度假的哈军工5位留苏生找来开座谈会,他对培养研究生的工作抓得很紧。这次徐立行在北京学习半年多,陈赓一直没有时间与之见面,听说徐立行身体也不好,陈赓一直惦念着。

徐立行的长信写了5页,一开头就汇报自己学习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后,认真从世界观上检查自己错误的体会,陈赓在心里叹道:徐立行是个老实人哪,总是严格地解剖自己。

徐立行接着写道:“6月间和最近都听说过您要去哈,我曾表示过,希望在您行前,面陈对学院工作的一些意见。现在改用书面扼要陈述……学院经过8年的建设,规模上已很像样了,兴无灭资的思想工作,抓得较紧,领导加强后,成绩更大,这是主流,这方面我不拟重复了。目前要注意的苗头,是领导集团中即常委中的骄傲自满思想的滋生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指头中的首要问题。

“地方院校,近几年来,中央抓,各省市也抓,贯彻中央的指示很快,所以不少院校,虽然条件不如我们的,但发展比我们快。例如北京工业学院,至少在无线电、雷达等电子科学方面早已超过我们。(其实几年来北工的专业教材大部分靠我们支援,他们那时榴弹炮只有炮架,炮身还是用木材凑合的,为此我们曾向叶帅和张副总长呼吁过。)海军新的雷达研究任务和五院的某些研究项目,都给了地方大学,我们没有插上脚。事实还将继续证明,如果不靠任务来带动,不争研究任务,不论教师培养、学员锻炼、实验设备、机密资料以及教学质量的切实提高等等,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记得早在几年前聂总曾面示过‘不要关起门来办学’,这个问题在领导思想上并未完全解决。表现在领导集团中一些同志(不是全部同志)不大看得起兄弟院校的经验;不大愿意亲自参加教育部有关的高教会议,不愿参加省、市文教书记召开的有关会议;不愿去兄弟院校参观取经(连近在咫尺的哈工大也不去),所以也不了解他们贯彻中央的指示比我们快因而发展也快的情况。在我们工作中主要有个‘不下去’的问题,此外也还有个“不出去”的问题,这种脱离实际的结果,反过来又会助长盲目自满的情绪。”

徐立行在信中坦率诚恳地谈到他对谢有法、张衍、张文峰、李焕等党委常委们的意见。在信的最后,他写道:“我自己跌了跤子,可做前车之鉴。也看到这几年来,省委级和军队高干中,跌跤子的甚至栽下来的,不在少数,这次会议对我又是一次活的教育。当然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深入的必然现象,同时也反映了‘满招损’和骄傲自满的下一步就是跌跤子的客观规律。联想到学院领导集团中骄傲自满思想的滋长,如果看到苗头,就打点招呼,藉以防微杜渐,我相信是可以解决的。”

陈赓认认真真地读完徐立行的长信,陷入长时间的沉思之中。几年来的折腾,老教师们的心情本来就苦闷,今年下半年又来个二次教改和学术大批判,积极性受到很大损伤;一些青年教员骄傲起来,把教学和科研都看得挺容易,这些问题不是一下可以解决的,迫在眉睫的是吃饭问题,学院教师和学员们的生活问题到底怎么样?能吃饱吗?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教员有时间搞研究吗?军工创办八年了,今后的道路怎么走?

初冬的阳光穿过乌云的缝隙,柔和地照到屋子里,连续几天的坏天气似乎要开始好转。陈赓眼前总浮现出军工大院的景象,他一直想回去看看,可医生们坚决反对,想到自己的身体,不免有点烦躁,他硬撑着下了床,坐在桌子旁,又静心凝神地想了一会儿,才拿起毛笔,在徐立行长信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写了一封短信:

谢、刘、张并常委诸同志:

我几年来有病,未管院事,挂名不做事,甚歉!徐立行同志给我一信,他提到几个问题,我以为院常委有注意之必要。院研究工作曾盛极一时,现在看来,有些销声匿迹。研究工作不做好,就说不上学术上的进步,是否如他所说有自满情绪?我想检查一下总有好处。他所提到的几个同志的作风问题,也可以作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小范围内),我想对团结、对工作无论如何有好处。一个集体领导的班子,必须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互通情报,经常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才会搞好。至于反教条主义问题,我以为教条主义应该反,这是主要的,院内反过一次教条主义对工作也有一些收获,至少敲了一次警钟,我认为并不坏。但是谭政同志一到学院就说教育计划错了,想推翻以前的成就,甚至有人附和,我当时也是反对这一种意见,我曾经叫刘居英同志顶住,不让步。我认为事情已经过去,现在谈清楚(小范围内)就可以,好在那时这个意见并未占主流,如何请你们考虑。我以为院现在的工作应该:(1)抓思想;(2)发挥老教授的积极性;(3)培养更多更好的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科学队伍,防止青年骄傲,看不起老教师;(4)大力抓科学研究工作。要搞些成就,这是我们要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孜孜以求的大事,要大大提倡;(5)要改善教师、学生的生活,这一点院做得比较好,但不能满足,要亲自抓,不能丝毫疏忽;(6)要给教授、教员、学生以充分研究和自习的时间。这是我接徐信后有所想而要说的几句话,请你们考虑是否采取。医生坚决不同意我去东北,只好作罢。这几天天气不好,又有一些不舒适,随手写了几句,未作考虑,只供院常委作参考。

陈赓

十一月八日

陈赓又感到胸口发闷,毛笔在手中微微抖动,落款的“十一月八日”写得歪歪扭扭,他放下笔,疲惫地倒在床上喘息着。秘书进来后,他吩咐把徐立行的信包括自己的短信寄给哈军工谢政委。

11月11日中午,谢有法收到陈赓的来信,同时又收到徐立行写给他及张衍的信。

看罢陈赓病中写来的信,谢有法心悦诚服,他在第一页上写道:“信来得及时,陈赓同志几点指示非常有力,我们很快的讨论一下,再复。”

学院此时正在召开党委扩大会议,陈赓的信马上在常委们中传阅,引起常委们思想上的震动,使他们感佩不已的是,院长在病榻之上写出这样一封语重心长、深谋远虑的信。他念念不忘老教师,并对青年教师寄予殷切期望;他牵肠挂肚的是扩大专家队伍,发挥老教师和青年教师的积极性,开展科学研究,搞出成就来;他认为抓好科研是办好学院的大计,必须“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孜孜以求”;他关心教员和学员物质生活的改善以及研究和自习时间的保证,强调“不能丝毫疏忽”;他的民主作风,体现在这封短信的字里行间中,处处是客观的态度和商量的口吻……

当然,常委们也想到老战友徐立行,没有老徐的信,就不会有陈赓院长的指示。

两年前对徐立行的那场批判看来是错了……

半年之后,陈赓猝然逝世,哈军工的领导们才突然明白,陈赓这封信是在他生命垂危之际,留给哈军工的遗嘱!

八、甄别之难

1961年3月16日上午8时45分,陈赓在上海猝然逝世,神州惊骇,天下同悲,哈军工全院上下泪雨纷飞。院党委决定,由刘居英和徐立行代表哈军工全体同志,到北京吊唁陈赓院长并参加葬礼。

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徐立行心中的巨大悲痛,陈赓是他在几十年革命生涯里的良师益友,是最了解自己的领导和兄长,陈赓一走,徐立行顿感寰宇之下,竟无一人可倾心晤谈矣!

这一年,在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聂荣臻副总理的推动下,在全国和全军的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等系统中,开始纠正“左”的错误,中国知识分子迎来一个短暂的小阳春。

8月初,哈军工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学习聂荣臻元帅的报告,一些领导干部茅塞顿开,多年来习以为常、痴迷不悟的“左”的思维模式,开始动摇了。

党委扩大会议刚开完,总政治部于8月9日转来徐立行7月18日写给总政治部的《我的申请》,总政治部在附信中说:“将徐立行同志的申请转去,望提交院党委会研究,做适当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告我们。”

谢有法立即在总政治部的信上批道:“此件今天下午收到,立行同志最近要回来,请常委同志先看,我们一定按照总政治部指示和徐的申请书来讨论这一段结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