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行于1960年5月下旬去高等军事学院学习，他仿佛回到苦读求学的青年时代，对知识如饥似渴，对任何问题都要潜心钻研一番，和同学们争论起来甚至面红耳赤。年近半百身体渐衰也严格要求自己，多次在小组会上检查自己的教条主义及个人主义的错误，还经常向陈赓院长和学院领导汇报思想。
1961年4月，徐立行向班党支部上交自己的学习小结，支部书记崔田民中将在给徐立行的鉴定中写道：“学习是积极的，对问题的钻研精神是好的，收获是主要的……
对思想方法上的主观片面性认识深刻，态度端正，改正的决心很大，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学习过程中与同志们的团结较好，涵养性很好，不抱成见。”
对党的事业忠诚积极，严格要求自己，对什么事都要认真，甚至执着到执拗的程度，这就是书生徐立行。
9月上旬，徐立行从高等军事学院结业，回到哈军工。孩子们扑向徐立行，家里充满着温馨。王雅琴看到丈夫情绪很好，人也变胖了，心中高兴，忙找出肉票去服务社买点肉，要给徐立行包饺子。
刘居英、谢有法和张衍都登门看望徐立行，老战友们见了面有说不完的话，张衍不无歉意，对徐立行说：“咱们俩以前吵了不少次，这一年多我也在反复思考，反省自己的思想，你这次回来得正好，要给你甄别呢！三年前，那个结论的确有错。我当时对你的批判也有错啊。”
徐立行对张衍的诚恳致歉，很是感动，两个人亲亲热热谈了好久。
9月29日，学院党委召开会议，讨论徐立行的甄别问题，党委委员都看过徐立行的《我的申请》，那上面徐立行提出三点理由，说明自己不同意学院当时做出的“犯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错误”的结论。
在会议上徐立行首先表态，对自己原来检讨过的错误，绝不翻案，仅对那个结论，就自己申诉的理由做了补充说明，他说：“我想说学院教育计划的方针、原则是得到毛主席同意的问题。我过去只是侧面听陈赓同志提过，学院的大政方针都向主席汇报请示过。1960年冬军委扩大会议之后，我去见陈院长，他才明确地对我说过：
教育计划的方针、原则是没有什么根本错误的，当时我向主席汇报请示时，主席是点了头的。1958年10月，代表大会总结以前，陈赓同志向院领导正式提出，他坚决不同意‘教育计划是根本错误’的说法，他认为这种说法是否定一切，不是实事求是，不是毛泽东思想。在座的同志中也有听到这些话的。我再补充一个情况，即学院体制问题，陈赓同志也是向主席请示过，备过案的。陈院长说学院顾问团坚持他们提出的编制方案，即系设政治副主任不设政委，我们则主张系也设政委，顶牛很久，因而要请示主席。主席当时指示：目前暂时照他们提出的编制方案去搞，因为我们目前还要靠他们。做了一段做不通了，就可以拿事实来说服他们了。果然一年后，我们就说服了顾问团，把系政治副主任改为政委，顾问团也不再坚持了，证明主席的指示是英明正确的。”
徐立行发言之后，党委委员们一致同意取消1958年11月22日谢有法总结发言中和1959年2月8日院党委综合报告中关于徐立行同志犯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错误”的帽子，并改正某些提法不够确切和“过杠”的地方。
散会之后，谢有法又个别和徐立行谈心，征求他对这次甄别的意见，诚恳地向他道歉。徐立行对“摘掉帽子”表示感谢，同时提出对构成他“路线错误”的四个主要表现也应甄别，其中有事实出入而又涉及原则问题的希望说清楚。谢有法表示一定研究他的意见。
两周以后，国防部的任职命令下到哈军工，任命徐立行为国防部第六研究院副院长，徐立行匆匆上任之前，又向院党委写了报告，引证事实，要求重新考虑他的甄别问题。
1962年，徐立行两次因公出差哈军工，希望能对“四大罪状”给予甄别，但哈军工某些人吞吞吐吐，拖拖拉拉，说“不适时”。1963年9月院庆十周年，哈军工向徐立行发出邀请，他回函婉拒，表明“是非不清，不能参加院庆”的严正立场。拖到年底，院党委才进一步推翻那四条所谓错误表现，为徐立行彻底甄别平反。
1964年初，哈军工第三届党代表大会郑重为徐立行做出重新甄别的决定，在决定的最后说：“从徐立行同志问题的甄别中，所给予我们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它告诉我们，在党内斗争问题上，任何时候都必须牢记主席的教导，严格区分是非界限，掌握正确的斗争方法，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原对徐立行同志问题的错误结论，使徐立行同志受了委屈，在审理徐立行同志的申请过程中，抓得不够紧，拖延了时间，我们除做深刻检讨外，还希望徐立行同志谅解。为了接受教训，院党委决定将关于徐立行同志问题的甄别情况和决定，向学院第三届党代表大会提出报告。”
经过坚持不懈的抗争，压在徐立行心头长达六年之久的大石头终于搬开了。那一年，他赶上我军授衔的“末班车”，晋升为少将。
九、六院春秋
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创办国防部第六研究院是徐立行人生中最后一次创业，任务异常艰巨。作为主管科研的副院长，他同其他院领导团结一心，咬紧牙关，过苦日子，因陋就简，勤俭办院。他在一幅徐悲鸿的奔马图上挥毫自题短诗一首：“东海王孙笔，北苑壮士心。时艰休伏枥，举世震长鸣。”悬挂座右，自勉自励。
到任伊始，徐立行就大力贯彻“科学十四条”，按照聂帅的一系列指示，大胆清除“左”的影响，解除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1962年元旦刚过，他和院政治部主任带领工作组深入科研第一线，开展“摘帽子，解疙瘩”的试点。他与研究所的领导一个一个谈心，又走门串户，亲自拜访过去在运动中受到伤害的高级知识分子。他细致入微的工作，极大地调动起全院科技人员和干部的积极性。
在科研工作上，徐立行贯彻中央军委“从仿制到自行设计”的方针，除了积极组织技术力量支援三机部工厂仿制米格-19C(歼-7)外，他把主要精力放在重点抓好对米格-21（歼-8）战机和卡-13空空导弹的摸透工作上。
1962年3月，他和六院院长唐延杰中将带领工作组到沈阳三个研究所蹲点调研，现场办公。后来在沈阳召开一次全院大型技术座谈会，有力推动全院的摸透工作。会议一结束，徐立行率领有关技术所所长北上哈尔滨，到哈军工调研，与空军工程系洽谈全面的科研合作，收效甚大。
六院有许多哈军工空军工程系的毕业生，如后来歼-10A的总设计师宋文骢等，他们又看到老首长徐立行像在哈军工时那样风风火火抓工作，满腔热情创事业。徐立行完成了从一个军事教育家到科技管理专家的亮丽转身。
在以后的两年里，徐立行殚精竭虑，积极推进米格-21和伊尔-28飞机改进改型方案的落实，最后确定了分两步走的歼-8和歼-9方案，使六院在自行研制的道路上跨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历史证明，歼-8战斗机是当时六院最重大的成果。在新中国早期的军事航空事业里，徐立行倾注了大量心血，功不可没。
徐立行做的另一件大事，是在聂帅的支持下，建立全国航空科技大协作网——航空技术委员会。他奔波于全国，遍访各主要科研单位、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部队使用单位，到1963年7月，组织起三百余人的十个专业组，开展起极为活跃的科研协作和学术技术交流活动。
但是，一心扑在事业里的徐立行遭遇他无法左右的复杂局面。20世纪60年代，关于中国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院所的体制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在中央高层就有分歧的两种意见：一是国防工业部门要求解散这些院所，把人员合并到有关的国防工业部门，分配到工厂里，让设计与生产相结合；另一种意见是，中国要发展战略性尖端武器必须集中力量，形成拳头，因此，应该保留这些已经形成科研优势的院所。徐立行自然属于后一种意见中的“顽固派”。他始终认为，最尖端的武器装备是花钱买不来的，要依靠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去自主研发。
1965年部院合并，国防部各个研究院都脱去军装，变为各机械部的下属单位，六院变为三机部六院。正是由于徐立行的抵制，六院的整体科研力量基本保存下来，没有被人为地遣散。因为与三机部领导意见相左，徐立行受到排挤，被免去主管六院科研的职务，境遇愈加变差。他千辛万苦组织起来的航空技术委员会和各个专业组的工作也夭折了。
十、“悼念周总理还犯法？”
半年后，一场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浩劫横扫神州大地，出身旧军队的徐立行在劫难逃，他的头上戴着“走资派”、“历史反革命”、“特务”的大帽子，被关进“牛棚”。
写不完的交代，挨不完的批斗，造反派逼供，把棍子都打断了，年近花甲的徐立行身心受到惨无人道的摧残。但他依然心宽似海，神态自若，认真学习《毛选》，还时常圈圈点点。这下可坏了，造反派说他“胆敢篡改伟大领袖文章的标点符号”，又给他增加一顶新帽子——“现行反革命分子”。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徐立行才回到家里，但没有政治结论，党籍也没有恢复，属于“挂起来”的干部。
徐立行受难，自然要株连到夫人和孩子，在六院“五七干校”监督劳动的时候，徐立行和王雅琴走在对面都得装着互不相识，不敢说一句话。儿子晓瑜太小，只好托人送回开封，请王雅琴的姐姐帮助带。最让徐立行和王雅琴牵肠挂肚的是两个女儿，大女儿晓梅在北大荒当知青，小女儿晓云在云南当知青。那个年月，握有权柄的高干，哪家的子女不是走后门参军就是“选拔”为工农兵大学生，可徐家的两个女孩子远离父母，作为“可教育好子女”，在莽莽荒原和亚热带丛林里战天斗地，苦不堪言。有一次，晓云到昆明去找原昆明军区副政委、刚从“牛棚”里放出来的张子明叔叔，当年在哈军工，张叔叔与爸爸是老战友啊。
“张叔叔，我也想去当兵，您能不能……”
没等晓云把话说完，张子明就叹道：“唉，晓云啊，你太天真了！”
1976年的清明节，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痛斥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在“四人帮”虎视眈眈监视着广场一举一动的时候，徐立行不顾危险，忘了自己是党的高级干部，相约老秘书叶琢良夫妇，带着照相机，毅然走进天安门广场，去悼念周总理。他们俩在纪念碑前合照了一张，徐立行又让叶琢良为自己单独照一张。在人群中，他认真抄写一首首如短剑匕首般刺向“四人帮”的诗歌。他怀念敬爱的周总理，他从心里痛恨“四人帮”，他背着相机无所顾忌地在人群中穿来穿去。
当“四人帮”举起屠刀，残酷镇压革命群众的时候，六院革委会奉命追查“反革命事件”，徐立行成了六院的“大鱼”。他们重新把徐立行立案审查，又抄走他在天安门广场抄下的诗歌和所拍摄的相片。那时徐立行的党籍还没恢复呢，面对“四人帮”的淫威，他仍坦然如常，对王雅琴说：“没有什么事，悼念周总理还犯法？”
十一、女儿眼中的父亲
徐晓云写过一篇回忆父亲母亲的文章，笔者节选其中一部分，或许能借女儿的视角，近距离看徐立行。
父亲的人生是那么丰富，我只是他河里的一个小小浪花，我永远不知道这条河有多宽，多深，以我浅薄的经历怎么能写出这样一个波澜壮阔，跌宕起伏，曾经在阳光下如此灿烂的人生？
最好是父亲自己来写，如果以父亲那样的头脑和阅历做底子，那将是怎样一部饱满而深刻的作品。但他没有留下只字片纸。
父亲原姓俞，俞献诚，祖籍是上海浦东。俞家在那里是一个大姓，有祠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