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名将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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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 半为书生半为兵——记徐立行将军(6)

父亲有兄弟姐妹四人,家里唯一有收入的是爷爷,一个邮局的小职员,辛苦所得仅够这五口之家糊口。

父亲对少年有清晰的记忆,说没钱上学,没钱置衣,只好穿人家不要的衣服——还是女服,在亲戚任教的女校里旁听蹭课,但学习成绩却是班里最好的,尤其作文,还经常被女同学要求代她们写作文,说到这里,他每每露出孩子般的骄傲。

我在哈尔滨出生,10岁随父母迁居北京。

我觉得父亲是个理想主义者,历尽沧桑,内心却是很单纯、干净的人。

在北京,父亲只有星期日才回家和我们团聚,平时我们住校,他忙工作,我们其实很少见面。

父亲有时会不经意的讲起那些曾经的艰苦岁月。

“那时在大别山,部队没吃的,靠挖葛根活下来……”

“一次我和另一个作战参谋外出看地形,一颗子弹飞过来,他吭都没吭,就在我身边倒下了,咳,就在我身边呐……”

“为新中国的成立死了多少人啊,我们活着的都是侥幸……”

一天早晨,听见父母在吵嘴。

“为什么不能顺路捎上孩子,又不误事。”母亲说。

我和姐姐的学校离家有10里地,我们走路去要一个多小时,父亲的公车刚好经过我和姐姐的学校,母亲心疼当时十二三岁的我们,希望父亲的车能捎我们一段。

“不行,这车不是给子女坐的,她们要好好锻炼。”父亲毫不通融,斩钉截铁。

那两年,我和姐姐上学,都是走着去,从来没有蹭过父亲的顺路车。

父亲的清廉在今天看来恐怕难于被人理解,父亲要是活到今天,看到社会上比这严重得多的利用职权之事,不知作何感想。

但我相信父亲依然会保持这个社会难得的清廉,这是他骨子里的信念。

“我就是爱才。”父亲说。

于是某一天,我从学校回到家里,惊讶地看见一个陌生的青年人,吃住在家里,一天到晚在我家那间小屋里写东西,见面腼腆地一笑。

“这人很有才,有一套关于宇宙的理论和公式呢。”父亲说,“他在外地,条件不好,这里他可以静心写东西。”

我的天,父亲把他认为的一个天才请到家里来做学问,记忆中这种事情不止发生过一次。

“这个同志很有能力,有才……”父亲拿着电话,又在向某某地方推荐他认为的人才。

“什么?!……我和他是什么关系?”父亲被对方的问话问愣了,一时没反应过来。当他终于明白对方问话的含义时,脸上的表情复杂起来,他明显表露的被误解的痛苦,使我不忍再看下去。

我觉得父亲本质上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知识的尊重和渴望,对人才的敬重和爱护,贯穿一生。

在中国,人才重要,但关系更重要,阅历丰富的父亲不是不懂,但他看不起拉关系这些事。

父亲适合做事,但不适合做官。

晚年,他历尽劫波后,仍然想要搞一个中国航空研究生院,培养这方面的高精尖人才,为此事辛劳奔波。他一生都在为事业忙。应该说,这思路是正确的,如果早有这方面的高精尖人才,中国航空业也早就起飞了。

父亲忙于事业,极少过问子女的事。但在我大学毕业后,他数次表示,希望我自己努力,出国深造。他总在我人生关键时刻发话,而这些话,都一一被以后的事实验证无误。但愚钝的我,也是事后才悟到父亲的英明。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真是精明能干,眼光长远,思维敏捷清晰,他总能在千头万绪中,抓住事物的要害,提纲挈领地找出方向性的东西,抓大事,抓主要的事,抓关键。他的头脑极为清晰,他是很有能力的人,曾被彭德怀称为“最有能力的作战参谋之一”。

父亲,一个阅过人间世态炎凉,经过种种不顺和劫难的人,始终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理想是亲手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而不是为钱和权。

不知多少次,我从睡梦中醒来,至少是夜里一、二点钟了,依然能听见我家客厅里父亲和同事们在谈工作,压低的、疲惫的、不倦的声音,始终响在耳边……父亲本不会抽烟,为了熬夜工作,他不得不抽烟以提神。退居二线后,他很快戒了烟。

父亲的消遣是养鱼。一泓清水,一条条金鱼呆头呆脑地摇曳着贵妇纱裙般的大尾巴,在淡绿色的水中轻轻游过。紧张劳累了一天的父亲,满足地看着这些优哉游哉慢悠悠的活物,心情也放松下来,怡神养目。

如果遇上长的节假日,一家四口正好打扑克。平时严肃的父亲喜欢搞点小把戏,偷牌换牌,小动作往往被母亲发现,母亲叫着笑着,一家人笑成一团。

父亲喜欢听京剧,家里存有不少京剧老唱片。“我站在城头观山景……”一个苍凉、老迈,有特殊韵味的声音响起,“这是言菊朋,言派唱腔。”父亲一边欣赏一边说。

父亲写一手好毛笔字,喜爱书法,他深爱中国文化,也写过有格律的古诗词,可惜没有保存下来。“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罪状之一是“喜欢到处凭吊古迹,属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记忆最深是两床被面,一床是丝绒的,深蓝地上是红色和黄色的缠枝莲花纹样,一片蓝色深沉中,红色妩媚鲜明,一派富丽高贵;另一个被面是织锦缎,灰色与暗金色相配的中式云纹,雍容之中透出绮丽。

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物质极大丰富,作为一个艺术爱好者,我已阅美服无数,却再没有淘到过如此典雅搭配的纺织品。到今天我都在纳闷,如此高雅的东西,在物质匮乏的上世纪60年代,父亲是怎么淘到的?我费尽心机,父亲却随手拈来,我自叹弗如。

更让我佩服的是,这些东西并不贵,上海人从来紧跟时尚,但前提是不花大价钱,否则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上海人。

一次父亲从外面回来,面露喜色,给家里人看他刚买的宝贝——一只景泰蓝花瓶,40公分高,工艺无懈可击。

“你们猜这多少钱?”他说。

“五块!”他伸出五指,掩饰不住得意,对这件景泰蓝花瓶,也对自己的精明算计。

那时的10块钱可以够一个平民一个月的伙食费,相当于现在的300元吧,不过现在至少要花3000元才能买到这样的工艺品,父亲以一当十,的确不凡。

十二、魂归松花江

1978年,徐立行才被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六院让他分管院教育系统和留学生。尽管他在“文革”中受尽折磨,粉碎“四人帮”后又遭遇种种刁难,长期不予平反,但他丝毫不计个人恩怨,一如既往地满腔热忱,带上助手跑北航、南航和西工大等大学调研,认认真真全力以赴地干了四年。他常说,“文革”耽误了一两代人,现在人才断层,青黄不接,抓教育、搞培训刻不容缓。

其间他随团出访英国,利用考察的间隙,专程到马克思墓地拜谒,摄影留念。

面临第三机械部要解散六院的强大压力,徐立行坚持反对的意见,在六院党委其他领导人灰心丧气、不敢表态的状态下,他以个人的名义向上级写信,据理力争,直言劝阻。作为一个老同志,出于公心,襟怀坦白,反映自己的意见并没有错,没有料到竟招致国防部部长和三机部部长声色俱厉的点名批评。徐立行承受多大的政治压力,不言而喻。

1982年,三机部宣布撤销六院,随即徐立行也正式离职休养。晚年的主要社会活动是联络哈军工的校友们,凡老同志平反昭雪的大会,逝世老战友的追悼大会,他必定出席,以表达哀思。

徐立行还特别关心那些在历次运动中遭遇坎坷命运的哈军工学子。1958年3月哈军工把368名学员下放到北大荒,许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前途被毁。这件历史公案本来与徐立行没有多大关系,但他首先为哈军工担当起历史责任。中国着名的物理学家、曾是爱因斯坦助手的束星北教授的长子束越新,就是被下放学员之一,后来自学成才,成为一位光学专家。晚年的徐立行给束越新写信,勇于承认哈军工当时所犯的“左”的错误,向束越新道歉,鼓励他在光学理论研究上再创佳绩。后来徐立行争取为束越新补发了毕业证书。哈军工二期学员、连续四年全优生郑志南也是被下放学员之一,“文革”后重回哈船院任教。1983年徐立行到哈船院参加校庆时与郑志南相识,遂成为关系密切的忘年交,在弥留之际,他还叮嘱家人,要郑志南参与自己的后事处理。

1984年以后,徐立行的身体一直不好,当年淞沪抗战时落下的肾病旧疾又发作起来,老战友刘华清劝他一定要好好治病,并亲自安排他到海军医院住院。

晚年徐立行遭遇到揪心扯肺的伤心事。1977年,在哈船院读书的大女儿晓梅因病意外身亡,白发人送黑发人,令王雅琴痛不欲生。徐立行好言相劝,宽慰老伴要想得开,他到哈尔滨办理后事,再三说女儿之死与学校无关。其实他自己是把泪水咽到肚子里,如果没有“文革”,大女儿不至于在北大荒插队多年,孩子的人生可能是另外一种鲜活的颜色。

躺在病床上,徐立行回想起跟随陈赓的峥嵘岁月,禁不住泪眼模糊,他对王雅琴说:“我真想再去长沙看看,见见老同志们,从哈军工到国防科大,时光过了30多年了!”

王雅琴理解丈夫的心情,轻声劝道:“你先好好养病,以后有很多机会去长沙看看嘛!”

徐立行长长叹了一口气,闭上两眼,往事如烟,他的脑海中交替出现二高步校和哈军工的校园,他做梦都想重新回到哈军工。那年曹鹤荪来看他的时候,他对老朋友表白自己的心迹:

“‘文革’结束后,六院没多少事干,我还想回学校工作。我这个人哪,不知为什么,就愿意办学校,让我去长沙,或者去哈尔滨都行啊!”

曹鹤荪无语凝噎,默默地望着徐立行,心想,当年反教条主义把徐教育长整得够呛,但他还是不改初衷,对办学情有独钟。

不管谁去看徐立行,他总是详细询问军工分建的这几所大学的情况,为了替国防科大要点经费,他曾去找过老领导余秋里,找过刘有光,他和刘有光是“文革”中的难兄难弟,同样受尽折磨,被扫地出门,所以两个人特别谈得来。

病榻之上的徐立行应国防科大校史办约稿,写了一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回忆文章,深情地回忆陈赓院长创建哈军工的往事。

徐立行的心中永远都装着哈军工。有时睡梦中还在喃喃说着当年的工作:“不能停课,教学是中心啊!”

他的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医生已确认他是肾癌晚期。

徐立行的老秘书叶琢良去探视他,两人说起1976年春天“四五”天安门广场的那场反对“四人帮”的革命群众运动。

徐立行面露浅笑,他问叶琢良:“我给你写的那首天安门诗,你还留着吗?”

“保存得好好的。”叶琢良道,“徐副院长赠我的墨宝,我裱好了挂起来啦!”

1985年10月,徐立行病危,刘居英、谢有法、刘有光、张衍等哈军工的老领导们闻讯纷纷赶来探望。徐立行头脑清楚,他苍白的面容上露出一丝微笑,久久拉着他们的手,向老战友诀别。

10月22日晚10时,徐立行将军走了,他留下遗嘱:他的一部分骨灰要撒到松花江里,生不能回哈军工,死后也要魂归哈军工。

张衍亲自操办徐立行的丧事。11月1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徐立行遗体告别仪式,刘居英等在北京的许多哈军工人为徐立行送行,刘有光对王雅琴沉痛地说:“老徐啊,是个大好人啊!”

哈船院老领导卓明和徐立行的老秘书汪皖园从哈尔滨赶到北京,代表哈船院参加告别仪式。

11月13日上午,哈船院为徐立行举行了一次肃穆的悼念仪式,邓三瑞院长介绍了徐立行的生平。悼念仪式结束后,100多位哈军工的老同志们胸戴白花,前往松花江,其中包括徐立行生前点名邀请的郑志南教员。他们陪同徐立行的儿子徐晓瑜,护送徐立行的骨灰,登上一条大型游船。

游船破浪,缓缓行驶,徐晓瑜把父亲的骨灰轻轻撒入滚滚向东的松花江中,哈军工的老同志们肃立在船舷旁,在心里呼唤:徐教育长,您回来吧。

高天寥廓,四野苍茫,松花江在黑土地上流淌,不舍昼夜,这里曾留下徐立行匆匆的脚印,现在他魂归北国,在他为哈军工奋斗过的地方安息了。

参考文献

[1]重庆二野军大校史研究会:《革命熔炉》,重庆出版社,199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