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名将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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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章 中国航天事业的“总总师”——记“两弹一星”元勋任新民院士(3)

六、漫漫飞天路

1956年12月,任新民接受一项紧急的秘密任务,五院命他带队乘专列前往中苏边境小镇满洲里,接受苏联援助的两发液体近程弹道导弹(P-1)及其辅助装备。时值北国隆冬,气温低至零下30至40度,任新民带领大家一次次到车站查看现场,为接苏援导弹做好各种准备。为了保密,导弹卸装都只能在寒夜里进行,任新民和年轻人一起流汗,眉毛胡子上挂着白霜。最后,两发导弹及其配件如期顺利地运回北京。

12月29日,中苏双方在北京举行P-1导弹交接签字仪式。说来有趣,中方本应是首席代表林爽副局长签字,但苏联人不认他,一定坚持让任新民代表中方签字。事后任新民才搞明白,原来林爽那天穿中山装,而任新民身着上校军礼服,又是中国火箭总体研究室主任,苏方认定戎装威严的任新民签字才有权威性。签字后,苏方代表要求喝白酒,这可麻烦了,中方手忙脚乱现准备,总算满足了老大哥们的酒瘾。多年后忆及此事,任新民还当笑谈说:“苏联人搞教条主义,只认我肩上扛着上校牌牌三颗星,哈哈,那个时候我连党员还不是呢!”

送走了苏联老大哥,任新民马上组织全室人员开始紧张有序的拆装、测绘和有关的反设计练兵工作。拆卸用了10天,测绘用了半年,重新装配用了10天。重新装好的P-1导弹连一个螺钉也没有遗漏,油光铮亮地放在库房里。中国人第一次摸到真正的导弹,P-1导弹在中国导弹事业创建历史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1957年4月8日,苏联派来五位导弹技术专家,在北京航空学院为中国同行讲课,任新民和五院的同志们抓住这个好机会,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

5月,中央批准陈赓的请示,同意哈军工牵头组团,出访苏联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三国,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军校参观访问团。5月26日,全体成员在北京广安门总参招待所集中,大家大多是第一次出国,心情自然激动。任新民是唯一的特殊成员,陈赓安排他以哈军工教授身份随团出访,少不了让刘居英调侃两句:“欢迎任教授杀回马枪,重新回到军工的队伍里来!”任新民一抱拳:“那就请各位老总们多多关照!”

大家哈哈笑了一阵,团队里充满轻松愉快的气氛。

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任新民看遍了当时苏联陆、海、空三军中顶尖的五个军事工程学院,他就是想亲手摸一摸苏联的最先进的导弹。年初苏联供给中国两枚P-1教学导弹样品有点落后,基本是二战德国V-2火箭的修改版,引不起任新民的兴趣。在捷尔任斯基炮兵工程学院,任新民仔细参观火箭弹教研室,觉得他们还不如哈军工炮兵工程系的教研室。在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他听说有一个导弹教研室,那儿有“真家伙”可看,校方说参观这一绝密教研室,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批准,自然,任新民没有摸到真导弹的体温。

8月中旬,陈赓请访苏归来的代表团成员吃了一顿晚饭,任新民说起苏方婉拒他参观导弹教研室的事。陈赓眉头微蹙,沉思一会儿说:“看来还要靠我们自己干,不过现在再尽力争取他们的合作,哪怕给个教学用的家伙也好。”在吃饭中,陈赓对任新民说:“听说有人要把张述祖划成右派,他能右到哪里去呀!”

任新民不禁心中一惊,四十多天不在国内,他对国内如火如荼的反右运动还懵懵然。尽管他一心忙工作,无暇顾及社会上的急风骤雨,但“反右运动偏偏找到他的头上。

那天,任新民来到P-1导弹模型弹测绘现场,想找人核对一张有点误差的图纸,有人喊他去听电话,原来是院政委刘有光找他。

刘有光客气地拉过一把椅子,请任新民坐下,只简单地问了一下近来的工作进展,就把话锋一转,问道:“你有个弟弟在商业部吗?”

任新民心里一沉,似乎预感到弟弟要出什么事,弟弟比他小4岁,也是重庆兵工大学毕业的,和火箭专家谢光选是同学,因为心直口快,性格孤傲,任新民两口子没少劝他。

任新民说:“有,叫任新知,在商业部一个部门任职。”

刘有光告诉他,反右运动中,商业部抓住了任新知在鸣放中的一次发言,现在他正在受批判,“你事先看过他那个发言稿吗?”刘有光问。

“我根本不知道呀!”任新民为弟弟担忧,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他自语道:“我6月10日就和哈军工的代表团去了苏联……”

“我知道了!”刘有光面露喜色,高兴地说:“没事了,你回去安心工作吧,这件事由我们来处理。”

从出任哈军工的政治部主任开始,刘有光就了解任新民,这是位不可多得的又红又专的老专家,诚恳实在,处事稳重,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现在商业部反右,有的人无中生有,硬把任新民扯到他弟弟身上,五院必须旗帜鲜明。刘有光代表五院党委向商业部写了一份证明材料,说明鸣放时任新民正在苏联访问,确实没有看过弟弟的发言稿。

弟弟任新知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北大荒,在荆棘丛生的蛮荒中当苦力,而哥哥任新民安然无恙,被刘有光保护起来。

根据中苏双方签订的“1957年10月新技术协定”,苏联提供给中国几种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中国进行仿制,并提供导弹研制和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

12月,苏军一个缩编的导弹营,连同两枚P-2近程导弹和一套地面设备秘密抵达北京。P-2导弹被秘密运回北京长辛店马列主义学院,这个20多米高的庞然大物放不进楼房,只好用大席棚围起来,这枚导弹被中国冠以“1059”的代号,1958年6月,五院仿制苏制导弹的工作就此拉开了序幕。

不久,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开始冲击五院的科研工作,人们头脑开始发热,认为仿制不是大跃进,要自己设计和制造比“1059”更先进的导弹。

任新民不会吹,他实实在在地说:“我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硬干。”

在关键的时候,聂帅作了重要指示,制止五院的急躁冒进情绪:“一定要通过仿制,爬楼梯式的大练兵,不走样的学,再向独立设计发展。”

在“不走样的学”的过程中,担任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部主任和型号副总设计师的任新民,宵衣旰食、席不暇暖,他和大家一样,在南苑一个大飞机仓库里办公,组织对导弹的分解、测绘和重装,进行反设计,掌握设计本领。他自己把主要精力放在审查苏联提供的图纸上。经过全面审核,他发现有些图纸有错误,必须及时纠正,他常常对部下们说:“图纸上的错误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任新民很快发现苏联在技术上有所保留,特别是至关重要的试车台,苏方没有提供任何资料和图纸。他询问有关的苏联专家,苏联专家耸耸肩,轻松一笑说:“你别着急,等你的发动机搞成了,到我们苏联去试车。”

任新民明白,没有试车台,中国的导弹事业将永远无法独立,他从容而坚定地回答苏联专家:“没有图纸,建起来要困难些,但是,我们一定得自己干。”

在任新民和众多航天专家、工程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核对并补齐了全部图纸。

为了中国第一枚导弹的诞生,仿制工作在全国1400多个企业中同时展开,工人们认真仿制每一个零部件。

任新民带着他的助手们双管齐下,一边顾及发动机的仿制和生产,一边抓紧修建发动机试车台。苏联专家施尼亚金对中国友好,他帮助了任新民,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在1960年3月成功建成了试车台。8月,正当仿制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的时候,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

在困难的时候,仿制的发动机在点火试车中发生两次爆炸,任新民的心仿佛被炸碎了。

虽然任新民知道科学实验总是要从失败走向成功,但真正面对失败时,却是肝肠寸断般的痛苦。

对两次事故原因作了详尽的分析后,“1059”的发动机突破了种种故障,顺利通过试车,稳稳当当地躺在试车平台上。

1960年11月5日,是中国航天史上的节日。我国自行仿制的第一枚“1059”地对地导弹即定型后的“东风一号”导弹,在酒泉发射场首次发射成功,是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83天。

这一天,聂荣臻元帅亲临现场,指挥这次近程导弹的发射试验。在庆功会上,聂帅神采奕奕地向全体人员举杯祝贺,他庄严宣告:“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站在大漠深处的任新民,仰望湛蓝的晴空,两年来他第一次舒心地笑了。

紧接着,任新民马不停蹄参加“东风二号”导弹的研制,这是我国自行设计、独立研制的中近程导弹,比仿制P-2的“东风一号”推力更大,射程更远。任新民出任“东风二号”的副总设计师并主持新一代发动机的研制工作。

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浮肿病在全国蔓延,为了保证五院科技人员的健康,聂帅出面弄了一些黄羊肉和苹果,送给五院的食堂,还派安东去五院检查,刘有光拍着胸脯说:“要是我们领导干部多分了半两,开除我的党籍!”

任新民把自己分的那份食物留下来,他惦着家中的孩子,每到周末回城时带给孩子们,家里粮食不够吃,老母亲、岳母和老伴虞霜琴都得了浮肿病。老伴艰难地扛着生活的重压,保证任新民全身心地投入发动机的改进工作,“东风二号”的三项重大改进,发动机就占了两项。

1962年3月21日,“东风二号”在聂荣臻等领导同志的注视下,从塔架上升空。

全场人员屏住呼吸,仰望着碧净如洗的天空,突然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导弹飞行姿态失稳,肉眼都能看清导弹在晃动。

任新民的脑海中一片空白,容不得他多想,导弹中间部位冒出火焰,转瞬间,导弹尾部拖着浓烟,在距发射架300米处落地爆炸,巨响之后,黄沙腾空,沙漠上留下一个大深坑,发烫的零件散落四周。

任新民和所有在场的科技人员一起,静静地伫立在那个大深坑的边上,不少人流了泪。任新民记不得自己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出沉寂的沙漠的。

本来为庆功准备的会餐,没有一个人动筷子,聂帅握着任新民等老专家们的手,对大家说:“导弹坠毁了,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我也一样。但是,我们要试验就可能有失败,希望大家不要灰心,下一步要很好地总结经验,争取第二次发射能够成功。”

任新民热泪盈眶,聂总的信任和鼓励使他从失败的重压下振奋起来。他带领试验人员和战士们,从沙坑中挖出导弹残骸,有的部件挖了几天才找到。他整天守在这一堆残骸边,通过反复分析,任新民对赶来听取汇报的张爱萍说:“坠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发动机地面试验不充分,发动机不可靠。”一个月后,任新民带着一身黄沙,风尘仆仆赶回北京,向中央领导汇报已经查明的事故原因。

任新民重新进行设计修改,“东风二号”发动机的改进率达63%,解决了发动机燃烧不稳定的难题,其他的分系统也检查了各自存在的问题。经过两年奋战,通过17项大型地面试验和两次全弹试车,研制出了新的“东风二号”导弹,并于1964年6月29日在酒泉基地点火升空,导弹带着长长的火舌,直插云天,按照预定的程序稳定飞行,准确命中目标。7月9日和11日,又连续发射两次,均获得圆满成功。

面对人们的欢呼雀跃,任新民心潮澎湃,多少个日日夜夜,风风雨雨,多少次失败和挫折,终于迎来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一天。“东二”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导弹技术迈出从仿制到独立研制、独立设计的坚实的第一步。

七、“他就是我们放卫星的人”

1965年5月,国家批准了第一颗卫星研制计划。任新民被任命为第一颗卫星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

任新民对发射卫星的运载火箭已成竹在胸。他主持攻克了多级火箭组合、二级高空点火和级间分离等技术关键,再加上内蒙古四院新研制的第三级固体火箭,三级运载火箭取名为“长征一号”。然而,谁也料想不到“文革”狂飙袭来。

乱世中的七机部,两大派打成一锅粥,任新民也受到冲击,在危险的时刻,周总理点名,对他实施保护,避开被揪斗和派性斗争,保证他能一心投入型号的研制工作。他经常蹲在车间、试验站和研究室,带领科研人员解决一系列重大难题,攻克一个个技术难关,先后完成了火箭总装测试、大型地面试验和卫星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970年3月26日,任新民作为试验队队长,伴随“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再次奔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他已经记不清自己是多少次来到这片荒凉而神圣的戈壁大漠,这一次意义尤为重大。虽已年过半百,他在塞外的寒冬腊月里,住着简易的宿舍,得了重感冒,但仍坚持在测试工作的第一线。半年前,“长征一号”火箭第一次试验因二级高空点火失灵,两级没有分离而失败,这一次将再次挑战太空。第二次飞行试验终于取得圆满成功,“长征一号”火箭发射卫星的时刻临近了。

4月初,周恩来总理两次召集会议,研究卫星发射的大事。任新民等随钱学森从发射基地赶回北京。周恩来对大家说:“搞科学试验,成功、失败的可能性都存在,你们只要尽力把工作做细,做好,万一失败了也没有什么,继续努力就是了。”

总理的话让高度紧张的任新民如沐春风,顿感心胸豁亮。

钱学森在会上发言:“我们这颗‘东方红1号’卫星带着《东方红》乐曲,一旦失败,落到海里,政治上的影响可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