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守盘不仅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还是一位长于巧思的发明家。他常常在静室中独坐，脑际中一个奇想犹如闪电掠过，随之而来就是解决科研难题的方案。
苏联专家撤走后，摇篮中的中国航天事业面临夭折的风险，一切要靠自己救自己。
为了设计更大推力的发动机，梁守盘提出，可以把几个离心式涡轮泵并联起来，不必每次都设计新泵。这个大胆的思想与苏联专家走前的观点正相反，不少人以怀疑的目光看着他，经过试验，涡轮泵的并联方案可行。
六、“海鹰二号”的神奇故事
为了改变中国“有海无防”的历史，1961年9月1日，五院成立三分院，即后来的七机部三院，三分院的主要任务是研制海防导弹。当时中央正在实施全面调整政策以扭转“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灾难性局面，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出现宽松温和的气氛。梁守盘重新受到重用，被任命为三分院副院长，分管技术工作。他首先提出研制这一类导弹的发展规划。
1965年，中央军委下达研制射程为100公里的岸对舰导弹，以拱卫京津地区。海军装备部主持方案论证会议，南昌320厂提出了研制射程为70公里的岸舰导弹方案。
他们说，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两岸部署，就能封住渤海口。代表七机部三院与会的梁守盘副院长提出不同的意见：如果敌人把你一边打垮，封锁也就不可能了。他请求上级允许三院研制射程为100公里的岸对舰导弹。
两个研制单位都有很强的技术实力，两种意见又相持不下。决策者最后决定：两个方案同时上马，展开竞赛。谁先搞出来，谁的好，就用谁的。由320厂研制射程为70公里的岸舰导弹命名为“海鹰一号”，七机部三院研制射程为100公里的岸舰导弹命名为“海鹰二号”。
三院的科技人员在梁守盘的组织领导下夜以继日地开展设计、研制工作。当时主要技术难题在燃料箱上，一是结构，二是耐腐蚀性。
要增加射程，燃料箱就要加长，但太长的弹体也不行。梁守盘深思熟虑，把悬挂箱体改为承力箱体，减轻了结构重量。最终，导弹的重量增加不到1/2，射程增加了一倍。
储存火箭发动机燃料硝酸和过氧化氢的容器有特殊的要求，既要耐高压，又要耐强腐蚀，原设计拟用苏联进口的不锈钢板。苏联撕毁订货合同后断绝了供应，而不锈钢又是“巴黎统筹会”的禁运项目，国内找不到可替代的材料。高压耐腐蚀容器问题困扰着研究所的才子们。
渤海湾的战士们日夜期盼着早日装备自己的海防武器，时任总设计师的梁守盘知道，他必须尽快越过这道门槛儿。在苦苦思索中，东方人的智慧爆出火花，他忽然想到了篮球，它为什么既有弹性又耐磨？篮球是双层结构嘛，里层是保证弹性的内囊，外层是耐磨的皮革，两者结合起来各自发挥特长，成就了足篮排三大球。梁守盘微笑着踱出办公室，告诉助手们准备试制双层皮球式燃料箱，里层内胎采用耐腐蚀性且可塑性好的铝材，外层用高强度的钢材制成耐压的外壳。
梁守盘把他的设想正式向五院王铮副院长汇报，得到批准后，他找设计人员设计和试制；两个星期后耐压试验成功，一举突破了技术难关。
梁守盘把试验报告送交王铮和一分院领导。没有想到10天后王铮突然问他：“你设计的容器在加高压后内胎破了，能用吗？”
梁守盘一脸诧异，回答说：“我已经给您试验报告了，没有破啊！”
又过了一个星期，一分院的领导对梁守盘说：“你原来设计的容器‘尺寸链’不对，经一分院的设计员改正后，一加压内胎就破了。”
梁守盘这才弄明白，他斩钉截铁地说：“别人不与我商量，随便改动我的图纸，我不能负责。按我原来的设计，不会破！”
一分院老老实实按梁守盘说的办，果然一切顺利。
梁守盘一个奇想解决了当时航天材料供应的难题，也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外汇。
1967年12月，320厂的四发“海鹰一号”被运到海边，前两发打出去没了踪影，人们以为是天气太冷，雷达工作受到影响。到了翌年春暖花开的5月，又打了一发，还是不行，320厂的领导和技术人员垂头丧气，一筹莫展。在总结会上，梁守盘要来他们的设计图纸分析，认为问题不在导弹本体上，而是在发射环节上。
入秋，导弹发射场的上空明净碧澄，见不到一丝云彩，“海鹰二号”与“海鹰一号”共赴靶场。而此刻，参试人员的心头却压着厚重的愁云。
一辆急驰而来的军用吉普车在发射架前戛然停下，人们的目光落在从容下车的梁守盘身上，“梁总来了，可能有办法了！”人们小声议论。
梁守盘详细询问了飞行试验的有关情况，又在导弹发射架前瞅了一阵，默默地绕弹三匝，然后一声不响钻进吉普车，绝尘而去。回到住处，他拿起笔计算了起来。最后，他吩咐工人师傅用钢锯把导弹架的导轨锯去了1.2米，再把导流槽的底板尾段向下弯40°。
就这么简单？现场的科技人员惊疑不已，不少人嘴上不说，心里暗笑。梁守盘说：“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奇迹出现了，修正发射架后，“海鹰一号”直冲晴空，向海天呼啸而去，击中目标，发射成功！
“海鹰二号”用那个锯后的发射架发射，七发六中，首试成功！
这个故事越传越神，越传越远，连聂帅都知道了。10月10日，聂帅亲自到发射场看导弹发射，果然发射成功。聂帅看着梁守盘，温和的目光中充满着赞许，笑问他其中奥妙何在。
梁守盘憨憨地笑笑，好像在和聂帅谈家常：“我一说您就明白。有人以为试验失败是因为导弹内雷达质量不过关，其实呢，雷达本身没问题，问题出在导弹发射时受到导向梁的牵引，产生俯仰运动，使雷达在弹内剧烈跳动，撞在壳体上而损坏。锯短发射架，调整倾斜度，就是不让导弹发射时发生俯仰摇摆，减小震动。”
后来梁守盘说，那时我们的一些技术人员还是按照仿制的办法，照本宣科地搞设计，加上缺乏工程经验，出问题、走弯路是自然的。他觉得应该感谢“海鹰一号”的研制者们，正是他们的失利，才为“海鹰二号”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解决雷达撞击问题之后，又出现导弹的提前入水问题。梁守盘对导弹末端制导段的飞行弹道进行分析，证明末端制导雷达天线回调角太小，导致导弹俯冲过程中弹体下沉量过多。他决定改变雷达设计，使天线回调角随射程而变化，再进行试射，导弹准确命中目标。
技高人胆大。梁守盘以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一丝不苟地认真细致分析问题，才能独具慧眼、手到病除。他这种以国家利益为重，只问成果、不计其他的作风，也赢得各兄弟单位的赞扬和敬重。
七、“海防导弹之父”
早在1963年，正值一些发达国家有人主张停止冲压发动机研制工作时，梁守盘和他的同事提出了继续开展冲压发动机研制工作，作为低空超音速导弹动力装置的建议。
这对刚刚起步的中国导弹事业来讲，是一个大胆的设想。梁守盘分析了发动机技术发展的趋势，认定冲压发动机对导弹与航天事业是大有用处的。他针对那种认为“连技术先进的美国都在收缩下马的项目，我们中国就更不具备条件”的观点，据理力争。
他幽默地谈道：“穆罕默德并没有说过要造汽车，而伊斯兰教的教徒不是照样造汽车、坐汽车吗？”
当时连美国等发达的工业国家对实现导弹超低空超音速飞行的问题都感到头痛。
从技术上讲，太难了。中国的十年浩劫，又白白浪费不少光阴。在航天界，反对这个项目的声音十分强烈：“苏联不搞，美国不搞，就你们三院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建议项目下马的意见如一波又一波的大浪压向梁守盘瘦弱的双肩。
告状信到了王秉璋部长的手上，王部长让秘书把信抄了一遍，隐去写信人的名字，送给梁守盘，请他回答信中的质疑。梁守盘像学生答考卷，认认真真、一条一条地回答，写好后先送给钱学森副部长阅。钱学森批了一句话：同意梁守盘同志意见。
梁守盘以顽强的毅力，顶住了各种要求半途而废的议论。1970年，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我国自行研制低空超音速反舰导弹，梁守盘受命主持这项艰巨的研制工作。
梁守盘的团队历经几多磨难，闯过多少险阻，前后长达27年的苦熬苦干，一步一步到达胜利的彼岸，采用冲压发动机的低空超音速掠海飞行的导弹C101终于研制成功，实现了世界上第一次海防导弹的超音速掠海飞行。
1984年的国庆35周年盛大阅兵式上，一辆军用载重车载着蓝灰色利剑般的导弹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外国记者称这种导弹为“中国飞鱼”，这就是梁守盘和他的同事们研制的中国固体战术反舰导弹，它实际花费的研制费用仅相当于法国“飞鱼”导弹的1/5。
1982年的英阿马岛之战，阿根廷用法国的“飞鱼”导弹重创英军特混舰队中一艘名叫“谢菲尔德”的巡洋舰，该舰还没被拖回英吉利海峡，便沉入大西洋海底。法制“飞鱼”导弹声名大噪。中国“飞鱼”的出现，着实让西方国家军事家们认真评论了一阵子。
当中国的反舰导弹出现在巴黎博览会上的时候，西方国家的军事家们十分关注这种居世界领先水平的新式导弹，称它为“最令人惊讶的超音速反舰导弹”。
梁守盘27年的心血化成了一道彩虹，正是由于他那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忍不拔的顽强精神，才闯出中国自己的海防导弹的发展之路，使中国永远改变了有海无防的屈辱历史。如今，中国已研制成功三个系列的岸对舰、舰对舰和空对舰等多种型号的海防导弹，并多次参加国际防务博览会。
航天老将梁守盘当之无愧地被人们誉为“海防导弹之父”。
八、夕阳无限好
梁守盘不仅在科学技术上深有造诣，具有独立思考、科学严谨、敢于直言的治学态度和对导弹研制试验中重大技术问题进行决策的才华，而且还十分重视航天科技工业的发展方向、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和技术途径等的制订工作。早在1964年，他在三分院的干部大会上作了《关于技术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阐述了技术工作中存在的认识问题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聂荣臻副总理看了这篇报告后亲自做了批示：“梁守盘同志的这篇讲话很好，提出了一些很现实、很具体、很生动的问题。……对我们科学技术工作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很值得提倡。”时至今日，他提出的科技人员的“三严（严格、严密、严肃）”作风的培养问题，设计中的继承性与先进性的关系问题，保证技术指挥线畅通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82年，梁守盘出任航天部科技委的副主任，曾分管航天科技工业2000年发展战略的制定工作，他以严肃认真和积极负责的态度圆满完成这一工作。
梁守盘一生多次立功受奖，他为国家立下的丰功伟绩和获得的各种殊荣是这篇小传所无法尽述的，然而他对这些荣誉都一笑置之。
1993年，年事已高的梁老退居二线，晚年他出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的高级技术顾问。耄耋之年，他仍关心着航天科技工业的发展，为其兴旺发达而尽职尽责、献计献策。
在航天界，人们尊称任新民、屠守锷、梁守盘、黄纬禄为“航天四老”。1994年，四老在北京钓鱼台芳菲园共同领取国家为他们颁发的“求是”杰出科学家奖。那一天，芳菲园里气氛欢畅，梁守盘难得地穿上西装，在轻歌柔曲中，夫人傅鹤把一朵鲜花小心地别到他的胸前。颁奖仪式结束后，四老合影，梁守盘也没忘和夫人合照一张相，然后他们相扶着走回休息室。茶几上有花生、瓜子，梁守盘剥了两粒花生放在嘴里，慢慢咀嚼起来，嚼得很香，似乎把数十年历尽的艰辛和坎坷都抛到脑后，享受这片刻的宁静。
2001年夏天，笔者到阜成路原航天部大楼去采访梁老，是年他85岁。一位有大功于国的中国航天巨匠神定气闲地坐在简朴无华的办公室中，一身灰色的短裤褂，脚下是一双布鞋，椅子背后是一大张北京市区图。
梁老和蔼可亲，哈军工情结为我们之间的谈话敞开大门，话题很快转到1952年他与黄景文在上海见面的情景。老人家京腔京调，谈吐幽默，记忆清晰。当年他与陈赓的促膝谈心，直言胸中块垒，以及钱学森第一次参观哈军工时与他的愉快对话，都娓娓道来。作为晚辈的我第一次听到这些宏大历史中的细节，受益匪浅，心情激动。
我提起科技界有人称梁老为“科技奇才、导弹怪杰”，老人家开怀大笑：“我头上没有犄角，又没有三只眼睛，有什么怪？”
谈起海防导弹，梁老说，不少哈军工毕业生跟着他搞这个工作，吃苦耐劳，数年如一日，锲而不舍，为国防建设做出了贡献，比如刘永才、蔡淑华等，都是独当一面的大将。他的话语里充满自信：“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中国自行研制的导弹不仅毫不逊色，有些在世界上还处于领先地位。我们的导弹既飞得快，又打得准。”
2009年9月5日，梁守盘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
航天大师虽然驾鹤西去，但是中国海防导弹喷出烈焰、飞掠碧海的神奇画面已永远定格在历史中，那红色的火焰就是梁守盘燃烧着的心。
参考文献
[1]梁守盘：《回忆“第五研究院”的仿制工作》，参见《中国航天50年回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