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一边听，一边记，这种认真态度和民主作风让梁守盘精神放松，口无遮拦地讲下去：“认为教员的身份和保姆相当，那么学生对教员的看法就可能像家里的小孩子对保姆的看法。把教员看做是一批理论脱离实际的空谈者，怎么能使学生们虚心向学，认真听课？我们老教师是雇佣人员，怎么能领导助教和实验员搞好教授会的建设？又怎么能在陈院长您的领导下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陈赓给梁守盘续水，他很少插话，一直在倾听意见。
“我的最大意见是政治上乱戴帽子，”梁守盘提高了声音，“在一些讨论教学工作的会议上，我们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提出合理的意见，往往被有些干部说成‘又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套’，不予考虑，甚至怪我们‘多话’。现在苏联专家来了，所提意见和我们过去所说过的大体相同，于是又从头搞起，说是应该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
那么我们中国教员的经验还算不算‘先进’？不仅不算，还给我们扣上‘资产阶级思想’的政治帽子。”
梁守盘点名道姓地讲了一些具体事例，语言尖锐，理直气刚，一吐为快。
静听了两个小时的陈赓放下钢笔，摘下眼镜，揉了揉疲倦的双眼，神态平和地站起身，在办公室里踱步。他思忖了一会儿，用温如醇酒的语言把自己的想法娓娓道来：“守盘同志，”陈赓话里带着歉意，“我们早就应该坐在一起谈谈，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的意见郁结于心，实在是我们院领导的官僚主义。我现在就先说这个把教员当保姆的问题。”
陈赓似乎觉得这个问题近乎荒唐，他笑了起来，复又情辞恳挚地说：“中央决定成立军事工程学院，目的在于为国防事业培养人才。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关键的关键是教员，特别是我们的老教师。我们绝对不允许把教员当做保姆看待。我是读过私塾的，旧社会的家馆先生那是被当成上宾的。目前，我们学院仍有一部分干部思想僵化，戴着有色眼镜，对教员的看法十分错误，这是要给予批评的，必须尽快纠正他们的错误观念。但是，守盘同志，这些同志打了多年的仗，有的还是军长、师长，老子打下的天下，文化水平不高，可骄横得可以。有时他们对老教授不够尊重，也请你们原谅，思想观念的转变要有一个过程嘛。”
梁守盘插话说：“院长言重了，我只是希望我们努力工作的心情能够得到理解。”
陈赓接着说：“说句老实话，当你们有某一个建议不符合我们原来的设想时，我们的一些干部同志难免会在心里产生反感。如果你们认为自己是对的，可以在思想上坚持，但不要在行动上反对。当事实的发展证明你们的意见正确时，我们会改过来，而且不会忘记原来的建议人。以后，老教师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随时提出来，只要对教学和科研有益，我们一定采纳。我们调专家来军工，不仅仅只是让你们教书，将来还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和个人的工作表现，调到有关国防工业部门和部队机关做领导工作，促进解放军的机械化和现代化，成为技术兵种的奠基人。”
陈赓大约谈了两个小时，梁守盘怕他太累，要起身告辞，陈赓言犹未尽，又谈到中国专家如何和苏联专家相处的问题，最后，陈赓说：“我们刚刚建国，现在的地方政权也成立不久，存在着许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有的甚至很严重。但一切错误和缺点必定会逐步得到改正的，不能过于着急啊。”
一个上午的恳谈，梁守盘深受感动，心中的烦闷也早抛到了爪哇国。他问陈赓：“我可以撤回我那份请调报告吧？”
“当然了，”陈赓把请调报告还给了梁守盘，“别走了，咱们一起干吧。”
系主任唐铎也十分器重梁守盘，常常来看梁守盘的工作。一次问到他在哈军工的工作是否安心，梁守盘直言道：“我爱人的工作问题一直没解决，我们还两地分居，所以我不愿意长期留在军工，但是我在军工一天，就一定把工作做好！”
1955年夏天开始的全国肃反运动中，哈军工相当多的老教师程度不同地受到冲击，从旧社会过来的、在外国留过学的都成为怀疑对象而需要组织审查、摸底，自己也要在会上说清楚。参加会议的年轻人呼口号、拍桌子，对老教师的围攻、斗争是普遍现象。空军工程系连开了两天斗争庄逢甘教授的会议，领导通知梁守盘做好准备，下一次的会就轮到他了。在某些政工干部看来，梁守盘曾在国民党空军的航空发动机厂工作过，那可就是历史问题，更不用说其家庭背景有多么复杂了。经历过解放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梁守盘冷静地等待着政治运动的急风暴雨。没有想到，第二天上班，系里派人到他的办公室说，会不开了，以后也没有人再向梁守盘提肃反审干的事了。过了好久才知道，在北京总参工作的陈赓院长打来电话，严禁开老教师面对面的斗争会。在陈赓的保护下，哈军工老教师有惊无险地度过肃反运动。
1956年初，在陈赓的主导下，哈军工扭转全院知识分子评军衔过低的状况，第二次为全院教员授军衔和晋升军衔。7月12日，国防部长彭德怀专门为哈军工签署一道命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国衔军字第三七一号》。该命令的标题是“授予梁守盘等二十名军官军衔”，其中三位技术上校，空气动力学教授会主任梁守盘排在第一位，另二位是马明德和任新民。在当时，这是军队院校里教授的最高军衔，说明陈赓和哈军工党委领导们选贤任能，重用英才。
身穿戎装才三个月，梁守盘就奉调国防部五院，哈军工的同志们真舍不得他走。
老同事董绍庸教授等人与他到照相馆合影留念，大家一律穿便装，显得更轻松些。
四、决不盲从苏联专家的“犟老头”
梁守盘重返阔别20年的北京城，这是他度过少年时代的第二故乡。到五院后的第一个工作是当训练班的主任，他克服没资料、没设备、基本是一片空白的困难，自编讲义，挥鞭执教，为156名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开班上课，组织了各项航空和导弹基础专业的学习。
1957年春节，梁守盘和任新民、庄逢甘一起到陈赓家里拜年，陈赓问梁守盘：“来五院后安心吧？”
梁守盘道：“安心！其实我去年参军后就安心在哈尔滨了，军工答应分给我一个大房子，把我爱人从上海调来。后来刘有光副政委告诉我，什么都不用了，要调你去北京！”
陈赓笑道：“看来军工动作太迟了，否则就能把你留在军工。”
梁守盘时任五院发动机研究室主任，有在哈军工的工作经验，他驾轻就熟地组织设计和建设我国第一个火箭发动机试车台。他的口头禅是“自力更生”，就是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大气候下不被动地依赖苏联专家，而要多动脑筋，发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去1956年秋，哈军工102教授会欢送梁守盘去五院工作（前排左起严汝群、梁守盘、董绍庸、华光时，后排左起王正中、李纬文、刘国才、顾恒祥、张松寿）。
研制中国的导弹。梁守盘的观点不合时宜，常与五院领导发生争论，最有代表性的是他与一分院副院长林爽的一次争论。
林爽：你老说自力更生，怎么自力更生？
梁守盘：我说的自力更生，就是依靠我们已经知道的理论来搞研制。
林爽：你连导弹什么样都没见过，你的理论岂不是夸夸其谈？
梁守盘：当初德国人搞V-2时，地球上还没有人见过导弹呢，德国人是1936年搞的……
林爽：那人家的水平高啊！
梁守盘：他再高也是1936年的德国技术水平，我们现在是1956年的中国技术水平。我不承认，中国人1956年的技术水平不如德国人1936年的技术水平。我没有说现在中国技术水平比德国高，但我也不承认我们落后20年还不够。德国人做的时候地球上还没有人做过；现在我们说中国人没有做过，但地球上有人做过。我们不能这点儿自信心都没有。
1957年底，苏联专家来到五院后看到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称赞道：“这个台子不错，完全可以建成使用。”“东风一号”导弹发动机就在这个台子上试车。
1958年5月，五院任命梁守盘为“东风一号”——P-2导弹仿制产品的总设计师，负责技术抓总和指挥，他既认真向苏联专家学习，又不迷信苏联专家，强调中国人自己要有自信心。有在哈军工与苏联专家合作的经验，他深感不动脑筋地全盘照搬不仅学不到真技术，还会被人牵住鼻子，甚至被卡住脖子。他除了要求设计人员按图纸资料消化技术外，还向他们提出了“反设计”的要求。
苏联专家坚持导弹上的环形气瓶要用他们的冷轧钢，而中国当时没有这种钢。梁守盘仔细研究工艺资料，发现产品成形过程中要经过回火工序，实际上也就成了热轧钢。他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苏联专家无话可说，同意采用中国国产的热轧钢。实践证明梁守盘的意见是正确的。
在发射导弹之前，苏联专家坚持火箭的推进剂必须用苏联产的液氧，因为中国的液氧没有苏联的纯，含可燃杂质太多，使用中有爆炸的危险。苏联专家说，如果因此发射失败，我们不负责任。
苏联专家的意见把一些人吓住了，是呀，要慎重！苏联专家这样说肯定有原因。
一分院征求中国专家的意见，一个一个地询问，等于秘密投票。梁守盘经过认真反复地计算，证明中国的液氧完全符合指标要求。他发现，问题出在苏联专家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把杂质的气态容积当做液态容积，因而相差1000倍。
梁守盘态度鲜明地说，液氧的技术规格是苏联来的，是莫斯科的苏联专家签过字的，我们中国的液氧完全符合苏联莫斯科专家给的规格。现在来北京的苏联专家说的是个人意见，我不同意拿在北京的苏联专家个人意见去否定在莫斯科的苏联专家的集体意见。
梁守盘打个比喻，一根火柴能烧着一张桌子吗？十几吨液氧中的杂质不可能集中到一点同时氧化啊！
有的领导好意告诫梁守盘：还是小心一点好！
梁守盘立下军令状：我说中国的液氧没有问题，如果有危险，杀我的头！
1960年9月，在苏联专家撤走后，用国产的液氧独立操作，成功地发射了我国第一枚导弹，实践又一次证明梁守盘的意见正确。
聂荣臻元帅后来说，就是试验失败了，也不会杀梁守盘的头，这颗头要留下来为国家多做贡献呢！
丰富的想象力、敏锐的洞察力，使梁守盘在科学实践中常常比别人想得更深，看得更远，做得更实。由于认识上的差距，常引来学术上的争论，使梁守盘落下一个“犟老头”的名声。
让老航天人记忆犹新的是首次发射“东风二号”导弹之前，梁守盘四处游说呼吁，说试验的时机不成熟。1961年冬天，在研制新的火箭发动机时，梁守盘提出应当使新发动机通过更长的验收试车时间，才能保证质量；另一方面，他又提出应尽快把全弹试车台建起来，以考验导弹各系统的互相协调情况。尽管梁守盘苦口婆心，但应者寥寥，他这两项意见都没有被采纳。
1962年3月21日，“东风二号”首次发射失败，任新民痛苦地指出：“地面试验不充分。”此时人们才意识到，当初“犟老头”说得对。于是，在钱学森和任新民的支持下，全弹试车台被列入重点建设计划而昼夜不停地施工。
五、降服“老虎”——偏二甲肼1960年，国家经济困难，五院只能保证近程弹道导弹的研制，其他项目暂停。在政治运动不断、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出身不好、海外关系等都成为影响梁守盘的政治因素，甚至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发射的时候，作为总设计师，他竟不能到发射场参加工作。幸亏聂荣臻元帅发话：“梁守盘可以用，不应把他排除在外。”聂帅这句话把梁守盘留在中国的航天事业里。当然，那时候他不能再直接搞导弹了，他被调到了发动机研究所任所长。
梁守盘怀着报答聂帅知遇之恩的心情就任这个所长，他要全力以赴地把工作做好，不能辜负聂帅的期望；否则，别人会说聂帅看人看错了。这一个时期，梁守盘领导和主持了发动机和推进剂的研究和试验，连续取得一系列重大而关键的科技成果。
在火箭发动机中使用偏二甲肼作燃料可以提高比冲。但苏联专家说，这东西虽然有较高的比冲，但有剧毒，而且是积累性的，使用这种燃料等于“抱着老虎睡觉”，太危险。苏联专家撤走之后，梁守盘承担这个课题的研究工作，他知道，只有闯出新的燃料之路，大推力发动机才有可能研制成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下决心探探“虎穴”。
梁守盘先找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朱鲲教授，共同商定对这种推进剂及其燃气的毒气测定方案，以及万一中毒的治疗方法。春去秋来，日出日落，梁守盘守着“虎穴”。经过一年的大量研究试验，证明这种推进剂是非积累性中毒，即随着人体自身新陈代谢过程可以自行排出体外，而且找到了解毒的特效药。梁守盘领导大家完成分析操作规程和理化性能测定，偏二甲肼这只“老虎”被梁守盘降服了。
梁守盘继续研究煤油与这种燃料的混合使用，可代替需用20公斤粮食才能提炼1公斤的混胺-02作为中、小型火箭发动机燃料。这一成果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粮食，获得了1964年国家科委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