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航空救国”梦难圆
1916年4月13日，梁守盘出生在福州一个世代书香的大家庭里。梁守盘的曾祖父是晚清大儒兼翻译家梁鸣谦，父亲梁敬早年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秘书，晚年担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童年的梁守盘在北京长大，奇怪的是他没有上小学，而是尊父命在北京家中与表兄弟们一起读书。私塾的古文和当时小学教科书都是他要学习的功课，这种混合的启蒙教育反而超过了公立小学校。
天资聪颖的梁守盘很早就能独立读书看报，看到报上登载着民族灾难和遍地饥荒，小小年纪就懂得了中国是一个弱国。他常问大人：
“外国人为什么总是欺负我们？”大人回答说：“外国人船坚炮利，我们斗不过他们，国际上有强权无公理！”这些话沉重地撞击着他幼小的心灵，他感到愤懑、不平。家人带他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去玩，见到一座纪念碑，上刻“公理战胜”四个大字。大人告诉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是战胜国，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要求收回原被德国占领的山东，而列强们都袒护日本，却要中国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割让给日本！
梁守盘的舅父在北洋政府交通部工作，曾参与收回胶济铁路的涉外事务，回来后对孩子们讲自己的亲身感受，梁守盘和表兄弟们似懂非懂地听着，总的印象是“外国人不讲道理”。当时的中国政要都怕对外作战，孙中山曾在演讲里说，如果日本以武力进攻中国，我们就只能抵抗很短一段时间，关键的问题在于和平奋斗，建设中国。
渐渐长大后，少年梁守盘的头脑里“振兴工业、科学救国”的想法如萌芽出土，悄悄生长了。
1927年，梁守盘考入北京四存中学，正值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张作霖退回关外，他看到一些国民党的宣传品，感到中国从此建设有望。不久，日本人出兵济南，发生“五三惨案”，全国震动。这段时间，梁守盘寝食不安，对国民党的软弱无能更感困惑和失望。
由于父亲工作的调动，梁守盘转学到上海，先后在上海沪江附中和上海光华附中读高中。1931年秋刚开学，爆发了日军强占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半年后，又爆发上海“一·二八”战事。梁守盘和同学们胸中充溢着抗日救国的激情，恨不能早日上战场杀敌；但一些老师则劝说学生们要冷静，因为中国的军力不够，当下要努力学习，将来学成报国。于是，梁守盘思想里的“工程救国”念头更明确了。然而，青年梁守盘在密切关注淞沪战场的态势之后发现，日本空军轰炸扫射，横行无忌，我十九路军将士备受欺凌，死伤累累。敌我双方因为在空军上的差距而早已定出胜负。这给梁守盘很大的精神刺激，看来救国的燃眉之急是必须有自己的空军。他把“工程救国”的圈子划小了，成为“航空救国”。
1933年6月高中毕业，梁守盘同时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和北京的清华大学。当时上海交大名气很大，但学生毕业后的出路以铁路部门为主，而梁守盘对铁路没有兴趣，所以起程到北京，在清华大学机械系报到注册；1935年，又分到航空工程组。他立志钻研航空工程技术，从此步入“航空救国”之路。
清华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在校歌里也多次重复“自强”。当时清华学生都知道，这所学校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建立的。早期的清华留学生，有的还被美国人恶意地盘问：“你是不是‘赔款学校’资助来美国的？”因此，很多清华学生的思想状况是：一方面承认美国工业发达，科学技术先进，值得学习；另一方面，学习的目的是为了科学救国，洗刷“赔款学校”的耻辱。梁守盘在三、四年级读专业课的时候，教授们经常提到，中国工业水平不够，课本上讲到的一些仪表设备只能从外国进口，这需要我们一代人的努力才有望改变。这些话深深刻在梁守盘的记忆里。
1937年，梁守盘从清华毕业，获工学学士学位。正值全面抗战爆发，他在南昌空军机械学校高级机械班短期受训后被分配在航空会研究室任绘图员。中国当时不能自己生产军用飞机，航空的主要装备都是美国货，而美国则以“不偏袒中日任何一方”为借口，提出对中国抗日战争所需的武器装备要“现款自运”。这显然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目睹这种屈辱的外交局面，梁守盘痛感只有发展中国自己的航空工业，才能摆脱他国的控制，建立中国的国防。
1938年8月，梁守盘横跨太平洋，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研究生，攻读航空工程，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获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在美国期间，他一边学习专业课程，一边考察和探讨美国发达的原因。给他深刻印象的是，学校的研究工作总是走在工厂的前面。实验室里性能先进的仪表主要由教授们自己设计制造，而不是从工厂购买。后来，这类仪表成为商品在工厂生产，也是以学校的产品作为蓝本的。在美国，知识力量是控制并影响着美国市场生产的，这一特点对梁守盘影响颇深。在他后来的工作实践中，他不请工业设计单位代为设计实验室，而通过自行设计关键部分和不能在市面上买到的东西，再加上市面上已有的产品，综合装配，完成各项试验设备。
1940年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梁守盘不愿意长期滞留海外，他放弃在美继续深造或工作的机会，毅然返回战火纷飞的祖国，在西南联大任讲师、副教授。
在昆明，梁守盘认识了一位北京姑娘傅鹤，她原是北京有名的贝满女子中学教师。
北京沦陷后，她因一个学生有反日倾向而被日伪鹰犬盯梢，不得不躲避到天津，后来辗转到上海和昆明。从相识到相爱，梁守盘和傅鹤结成终身伴侣。
后来梁守盘回忆说，那时自己的业余爱好除了长跑外便是打桥牌了，刚好他的夫人也爱打桥牌，两人联手，成为牌友中的常胜搭档。
抗战时期，国民党空军在贵州省大定县羊场坝建立了一家航空发动机制造厂，这对满身本领的梁守盘来说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他做梦都想真刀真枪地造飞机，打日寇。1942年，梁守盘辞去大学教职，在夫人傅鹤的陪伴下离开昆明，钻进大定的穷山沟里。
发动机制造厂设在羊场坝的乌鸦洞，梁守盘出任设计课长。他和同事们仿制美制航空发动机，学到一些生产知识。1944年，在仿制工作告一段落时，梁守盘与同事们千辛万苦地筹划，想设计一个小型的航空发动机，作为教练机之用。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本是可行的。他们向上级报告，请求批准。但国民党空军的答复是：“你们设计的发动机能保证比美国的强吗？如果不能保证，还不如买美国的。”
一瓢冷水当头泼来，把梁守盘他们的一腔热情和无数艰辛全冲光了。面对中国政治的腐败，梁守盘报国无门。他对中国航空工业的前途感到非常黯淡，他彷徨、无奈，只能仰天长叹。
日本投降后，工厂里一塌糊涂，梁守盘拂袖而去，偕夫人到人才荟萃的浙江大学航空系任教授，埋头做学问，培养学生。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任浙大航空系主任，领导和组织系中一些同事建立发动机的试车台，同时总结多年的实践经验，写了一些教科书，填补了当时中国航空科技教材的空白。
1948年，国民党迅速崩溃，在溃败前夕，他们曾要求浙江大学迁往台湾，遭到绝大多数教授的拒绝。梁守盘和同事们胸有成竹，静心等待解放大军的到来。
1949年5月，杭州解放，浙江省委派林乎加接管浙大，吸收梁守盘等进步教授参加接管工作。第一次接触共产党，梁守盘的人生翻开新的一页。
二、最具个性的哈军工教授
新中国成立之初，各行各业一派欣欣向荣，梁守盘心情舒畅，工作积极。1952年，中国教育界进行“院系调整”，浙江大学的航空系合并到南京的华东航空学院。
是年10月3日，刚由浙大调入华东航空学院的梁守盘接到由邓小平签字的国务院调令，上调三个人，除了他还有曹鹤荪和另一位教授。学院虽然不愿放他走，但中央调令不可违。后来梁守盘才知道，那个时候他的清华大学学长岳劼毅教授在哈军工筹委会里向陈赓推荐了他，他是重点延聘的教授。
梁守盘回到上海，负责调他的哈军工老干部黄景文带助手登门拜访。不苟言笑的梁守盘说了一句不冷不热的话：“如果你们不是拿来邓小平同志签的调令，华东航空学院是绝不会放我走的。”
向梁守盘告辞后，黄景文的助手嘀咕了一句：“这位教授好像缺乏点儿热情。”黄景文不以为然：“热情是在心里，不是挂在脸上的，你不了解这位梁教授，他可了不起，是我国航空专业的着名专家啊。”
梁守盘于10月底离开上海赴哈尔滨，火车在天津转车。在天津站上，任新民已为他买好了去哈尔滨的火车票，这是任新民和梁守盘的初次相识。
梁守盘脾气倔强，性情耿介，有话直说，绝不拐弯抹角，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创建哈军工的老教师中是最有个性的一位。
哈军工空军工程系（一系）成立之初，他出任航空发动机教授会（102）主任，负责航空发动机实验室的建设和教材准备工作。在苏联顾问的眼里，这位身材矮小、身体单薄、相貌憨厚的教授会主任更像是一个文化不高的小职员，因而并不太看重他。
梁守盘是个不善言辞的实干家，他主持各种活塞式发动机和涡喷发动机的试车台建设，苏联专家提出一系列的设计参数，梁守盘仔细看过，却不予评论，依然根据自己的经验领导助手们搞设计和安装。系主任唐铎悄悄问他：“要不要找苏联专家们帮助？”梁守盘淡然一笑：“不需要。”
梁守盘自行设计的试车台简单合理又好用，苏联专家要求发动机座的高度为5米，梁守盘给砍成2米，不仅能保证试车台的质量，而且节约了大量建设费用。梁守盘的过人才华和能力令苏联专家刮目相看。
三、与陈赓的一次恳谈
1953年5月底，梁守盘的一份请调报告摆在陈赓的办公桌上。梁教授的报告很简单，只是说目前教授会的工作不好开展，请求学院允许自己调回南京原单位。
看过报告，陈赓皱起眉头，沉思良久，怏怏不乐。这件事给了他不小的震动。
陈赓让负责老教师工作的王序卿处长去一系找来有关干部，他亲自询问情况，听了一阵，很不满意。他批评道：“你们说来说去，都是梁教授的不是，什么不尊重苏联专家啦，什么顶撞系里和专科的领导啦，个性太强爱发牢骚啦，不安心在军工工作啦……怎么不说说他工作认真，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我看他的创造精神是我们老教师中比较突出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发展到梁教授提出要调回南京，难道问题还不严重？”
陈赓了解梁守盘的过去，这位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回来的学者有着传奇经历，当年为了抗战，他钻进贵州大山里一个叫乌鸦洞的地方，在旧中国唯一的飞机厂里吃尽辛苦搞设计，爱国之心不言而喻。这样一位航空界难得的人才，才37岁，年富力强，为什么哈军工留不住呢？问题出在哪里？
对梁守盘的个性陈赓早有耳闻，他是位从不唯唯诺诺的狷介之士，一系有的工农干部有点儿怵他。陈赓决定亲自找梁守盘谈话。
梁守盘接到系领导的通知，一上班就到王字楼院长办公室见陈赓。秘书告诉他，院长正在等他。
陈赓为梁守盘泡了一杯茶，并吩咐秘书，今天上午不见任何人，也不接任何电话，然后关起门来，和梁守盘并肩坐在长沙发上。
梁守盘一身合体的蓝色中山装，正襟危坐，面色凝重。
陈赓面带微笑，语气轻松：“守盘同志，今天把门关起来，就咱们两个，你畅所欲言，我呢，洗耳恭听，心里有什么意见，都告诉我，好吧？”
梁守盘点点头，清清嗓子，似在斟词酌句。还是陈赓先找了个话题：“我听说你们102的那个顾问同志考你了？”
梁守盘“哦”了一声，随即打开话匣子：“这位苏联专家似乎对我们中国人的业务水平有误解，认为我们不如他。一见面，他首先让我写出一个常用的气体流动中的能量转换公式，我马上给他写出来，没有考倒我；他又对我们正在建的发动机实验平台横挑鼻子竖挑眼。可他的意见并不完全正确啊，我也没有客气，对个别项目据理力争。”
“你做得对，”陈赓很欣赏梁守盘的独立自主精神，“在科学面前，我们只服从真理，我相信我们中国的科学家不会比任何国家的差。”
梁守盘喝了口茶，这才从容说起他想调走的原委：“我想调走绝不是对个人的职位不满，我很感谢院领导对我工作上的支持。大半年来，我对一些行政人员的所作所为越来越不满，例如，我经常听到一些干部说，教员和保姆是平等的，宿舍的管理人员还动员一些教员家的保姆闹罢工，争待遇，与女主人分庭抗礼，说什么，‘你为什么要听她的？’‘她那是剥削，要和她斗争！’虽然我的内人还没有来哈尔滨，这些都是别人家的事，但我们102教授会的工作就受到影响。院长您想想，如果一个教员家里总是小孩子哭、老婆嚷，他又怎么能安心备课和安排试验室设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