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2岁给共产党“站岗放哨”
张衍生于1917年4月，祖籍山东滕州，但他的出生地是安徽省灵璧县一个贫苦的农村。6岁的时候，父亲送他到毗邻的江苏省睢宁县李集镇读私塾，小童聪慧好学，能把《论语》《孟子》从头背到尾，但不懂什么意思。有一次，先生讲“子曰：学而时习之……”的意思，第二天让张衍“回讲”，复述先生的话，张衍说：“子就是儿子，子曰，就是儿子说……”没有等张衍说完，先生大怒，说他骂了孔圣人，重重打他一戒尺，罚他跪下来重说。旁边的小伙伴悄悄提醒他，张衍才回答正确，回到座位上。
私塾教育给张衍打下很好的古文基础。
1928年，北伐军打过长江，新思潮之风也吹到落后闭塞的苏北乡镇。李集镇办起小学，新学与私塾不同，老师思想开通，课程全面，门门功课张衍都爱学，成绩名列前茅。老师都喜欢他，尤其是校长王健民，更把张衍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让他与自己住在一个房间，悉心教育这个学生。有一次，张衍跟同学去水塘学游泳，结果出了危险，他在深水处没顶了，差一点淹死，幸好王校长及时赶到，把他救了上来。
张衍小时候有口吃的毛病，王校长想办法矫正他的口吃，他要张衍每天早起到镇外的树林里大声练习演讲，把一篇文章抑扬顿挫地念出来，反反复复地练，不准半途而废。在王校长的严格监督下，张衍的口吃居然矫正过来了，他成了学校的小演说家。在张衍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的口才是一流的，这多亏他小时候遇到一位好校长。
1929年秋，张衍升入5年级，仍和王校长住在一起。有一天夜里，张衍突然醒了，听王校长正和一个人小声说话，他们谈的是加入共产党的事。张衍翻了个身，咳嗽一声，王校长和那人吃了一惊，忙问：“你醒了？”
张衍“嗯”了一声。
“你听到我们谈了什么？”
张衍坐起来，老实地说：“你们谈的是共产党。”
王校长有点急了：“哎呀，你可不能对别人讲，讲出去要杀头的！”
张衍使劲摇头说：“我绝对不给别人讲，对谁也不讲！”
王校长是张衍最敬重的老师，他明白要保护校长的道理。几个月过去了，平安无事。王校长相信张衍真是个可靠的孩子，于是他再和别人密谈什么就让张衍到门外为他站岗放哨，看到可疑的人过来，就递个暗号。
张衍12岁起就为共产党站岗放哨，而且长期保守秘密。虽然他并不明白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但一个信念深深种在少年的心里：共产党一定是好人，因为王校长是共产党。
1931年9月，张衍小学毕业，考入皖北有名的私立中学——蚌埠江淮中学。入学不久，在一天早晨的“朝会”上，大家奇怪地发现，站在礼堂舞台上的不是老师，而是两位颇有威望的高年级学长梅方东和钟期会。
待同学们安静下来，钟期会突然大声喊道：“同学们，沈阳失守了！”他停顿片刻，接着讲道：“日本帝国主义昨天进攻沈阳北大营，东北军不战而退，东北危急！现在请马校长讲话！”
校长马仰伯立即上台向全校师生报告“九一八”事变的真情。马校长讲完话，梅方东号召：“大家上街游行，唤起民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张衍是抗日爱国游行的积极分子，贴标语、散传单、街头演讲，他都抢在前面。江淮中学的学生游行数日，在蚌埠市影响很大。后来听说黑龙江有位马占山将军，正在浴血抗战，得到全国人民的声援，于是梅方东和钟期会倡议组织学生抗日义勇军，经过短期军训开赴前线，支援抗日。全校学生立即响应，校方请当地驻军派军官来学校帮助军训，宣传队和募捐队。张衍除了参加军训，还是募捐队员，他抱着一个竹筒天天上街，入冬的蚌埠气候很冷，他的双手由红变紫，生了冻疮，又痛又痒，可这点痛楚没有减弱张衍的满腔热情，每次都是满载而归。
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激怒了学生，梅方东挑头组织“援黑队”，这些爱国的安徽青少年要远赴黑龙江，直接援助马占山部队打鬼子。张衍坚决报名，再三请求，但大哥哥们嫌他太小，不收这个小弟弟。学校劝阻不住，40余人的“援黑队”于11月中旬出发了。过了半个月，校方突然召开欢迎“援黑队”回校大会，张衍一头雾水，到黑龙江抗日怎么这样快就回来了？
原来，“援黑队”北上到达北平后立即向张学良将军请愿，张学良接见了学生代表。
听完学生的陈情后，张学良说：“对于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和抗日决心，我衷心敬佩！国人对我张某人不大了解，怨我、恨我、骂我的都有，我能理解。我是亡父、亡家、亡国之臣，家仇国仇能不思报？我和你们一样爱我国家！可是许多事情你们不大了解，所以我劝你们不要到前线去。”学生力争，张学良苦劝：“请你们回校读书，就地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将来国家有用到你们的时候。”
张学良的话给张衍留下深刻的印象，通过抗日救亡活动，接触社会民众，14岁的少年张衍感觉自己长大了。
这一年中国闹大水灾，淮河流域灾情严重，张衍家里也陷入困境。次年春，张衍辍学回家帮助父母。1935年秋，家庭经济虽然有所好转，可张衍再也读不起学费高的学校了，他考入凤阳高等师范学校继续读书。
凤阳高师是一所进步的学校，校长和许多老师都是进步人士。张衍入学才三个多月，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在教师童汉章的带领下，全校师生走出校门，游行示威，声援北平的学生，反对日本侵我华北。在这次爱国救亡活动中，张衍结识了童汉章。童老师曾是早期的共产党员，有相当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他讲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深深吸引了张衍。1936年秋，童老师悄悄递给张衍一本书，叮嘱道：“回去偷偷看，千万不能公开示人。”
回到宿舍，张衍才知道这本没有封面的书是《共产党宣言》，他如饥似渴地反复读了几个晚上，不懂的问题就悄悄向童老师请教，得到老师耐心的指导。
张衍长期与童汉章密切来往，引起学校军事教官的注意。有一天，教官把张衍找去训话，盘问他与童汉章都谈了些什么，张衍自然不会暴露童老师向自己宣传共产党的那些事。教官没有问出个子丑寅卯来，就指使人秘密查抄张衍的书桌，把两本进步杂志抄走了。接着，教官以杂志里有共产党写的文章为理由，把张衍叫去训斥了一通。
张衍很机智，沉着应对，最后有惊无险。那个教官也不想难为张衍，毕竟国共已开始合作，共同抗日了。
童汉章是张衍的政治启蒙老师，在他的指导下，张衍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他由一个天真单纯的热血少年成长为有思想、有理智的进步青年。
二、走上抗大的讲台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奋起抗战，中华大地再也不能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是年10月，张衍决心离开学校，投身到抗战的实际工作中，就去找童老师商量。
童老师听罢张衍的心愿，说：“真要抗日就去找共产党，你去延安吧！”然后他又问张衍：“你能不能吃苦？怕不怕牺牲？你的家庭会不会同意？你要充分地考虑！”
张衍态度坚决地说：“什么都不怕，我的事我做主，我不会告诉家里的。”
几天后，在童汉章的周密安排下，张衍和另外一名同学搭伴，挤上北上的火车。
战乱之时，到处都是难民，交通混乱不堪，他俩经过5天的艰难旅程终于到达古城西安，顾不上休息，就直扑八路军办事处。没有想到事情格外顺利，办事处的干部热情接待了他们，几天后安排他们乘汽车去云阳，参加由冯文彬、胡乔木主办的青年训练班。在青训班学习了两个星期，张衍被分配到延安，入抗大学习；他的同学留下来，参加青训班的工作。
1937年11月底，张衍来到魂牵梦萦的宝塔山下，走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他成为抗大第三期三大队学员。
1938年1月，党支部找张衍谈话，征求他关于入党问题的意见。张衍激动地表示，我早就想入党呢，怕的是自己不够条件。党支部领导笑了，当时让他填写了《入党志愿书》。
1938年2月1日是张衍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上级批准张衍入党。21岁的张衍兴奋得几乎要跳起来，他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从此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的壮丽事业。
3月下旬，抗大政治教育科长杨兰史找张衍谈话：“小张，抗大现在要扩大，可教员不足，组织上要培养你当政治理论教员。”
张衍吓了一跳，他连忙推辞：“杨科长，我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很低，又年轻，难以胜任这样重要的工作。还是把我送到前线去打鬼子吧！”
杨科长说：“我们经过考察，认为你具有培养的条件，就这样定下吧！”
共产党员要听党的话啊！刚入党的张衍没有话说了，他表示服从党的决定。
不久，张衍被调到抗大政治教员训练队学习。让张衍深感幸运的是，一个月后，党中央决定组建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专门培养党的工作干部和政治理论干部，研究院由党的领袖、理论家洛甫（张闻天）任院长。张衍与20多人集体转入马列学院学习。
马列学院被誉为延安最高学府，在该校任教的有很多名人，如艾思奇、吕黎平、陈昌浩、陈伯达等。第一期学员共80余人，其中老红军干部不少，如李先念、王树声、黄欧东、白坚等，作为青年党员的张衍能与这些着名的红军将领同堂听课，一起学习，既感到光荣，也产生压力，所以他学习特别刻苦，越学越感到自己知识不足、时间不够。不久，大家选他为经济学课代表和党支部委员。时间过得飞快，一晃半年过去了。11月间，学院通知张衍等6名学员到抗大当政治教员，这个决定让这些好学上进的年轻人想不通，因为学习计划尚未完成呀。张衍等6人共同向组织申请，要求完成学业后再去工作。没有想到，洛甫约见他们。
张衍和同学们走进学院办公的窑洞，刚坐下，洛甫就走了进来，大家起立相迎，洛甫示意请坐，俯身和蔼地问道：“你们都想继续学习吗？”
张衍回答道：“洛甫同志，当政治教员我是同意的，但我的文化水平不高，理论基础很低，现在去给别人讲课难以胜任，所以希望完成学习计划后再去工作。”
其他人也表述和张衍相同的意见。
洛甫耐心听完大家的意见，缓缓说道：“你们都希望学习，当然很好！希望你们多学习点儿，我也不愿意你们走。可是形势在发展，抗大要扩大，办总校，还要办分校，没有教员怎么办？现在就是要到工作中去学习。如果你们不去当教员，抗大怎么能扩大呢？你们想想看！”
洛甫的话不多，然而他的态度是那么诚恳、善意，简单的道理让你不能不接受。
不久，张衍和同学们一起到抗大报到了。
1938年12月，张衍被分配到抗大总校四大队任教员，此时延安人口急剧增加，住房、供应都有困难，中央决定抗大四大队移驻蟠龙镇。
到蟠龙镇后，领导要张衍到政治队讲政治经济学。还没有开课，一批陕北公学的毕业生被分配到政治队继续学习，他们普遍文化水平高，个人履历也较为复杂，一到抗大就问，有没有名教授给讲课？听说张衍是个从来没有讲过课的小教员，他们流露出失望的情绪。张衍了解到这些情况，心里凉了半截，思想压力不小。但转念一想，自己没有退路，必须鼓起勇气，把课讲好，共产党员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最坏的可能是讲砸了，重回马列学院继续学习就是。于是，他加倍努力备课，找参考书，向有经验的老教员请教。
第一堂课，张衍走上三尺讲台，队长向学员介绍教员时特别把张衍赞扬一番，这更让张衍紧张起来，心口怦怦乱跳。他看一眼下面，学员情绪不高，心不在焉，连笔记都不记，分明是看不起他这个年轻的小教员。张衍不禁来了气，胆子突然大了，讲！一定能讲好！他平静下来，开始有条不紊、口齿清晰地讲下去。半个小时后，他发现学员记笔记的人多了，精神也集中了。一堂课圆满讲完，张衍从容地下课。
课后收集学员的意见，居然反映很好，队长和指导员向张衍祝贺：“哎呀小张，你这第一炮打响了！”
1939年7月，中央军委决定，抗大总校要到敌后去办，在战争中培养干部。7月9日，抗大四大队从蟠龙出发，经过两个月曲折艰难的行军，穿越敌人的封锁线，最后到达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驻地——城南庄附近休整。张衍一路行军，一路讲课，艰苦备尝，战争的环境把他锻炼成深受学员欢迎的好教员。
9月初，四大队与校总部会合，军区司令部举行欢迎大会。在会上致辞的有聂荣臻司令员等首长，还有国际友人、着名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大夫。张衍看得很真切，白求恩大夫身穿八路军灰军装，足蹬草鞋，很精神。他热情洋溢的讲话给抗大师生极大的鼓舞。
1942年冬，抗大总校奉命回陕甘宁边区，太行区另组织抗大六分校，归129师领导，张衍被任命为六分校政治教育科长。
刚给部队连、排级干部开了三个月的课，就开始反“扫荡”作战了。六分校配合部队赶走豫北的伪军，解放了林县、淇县等大片地区。刘邓首长命令六分校在新区发动群众，建立新政权。张衍负责六个村庄的群众工作，被同志们戏称“大保长”。
豫北连年战乱，加之旱灾严重，人民饥寒交迫，灾民在生死一线挣扎。张衍带领工作队下乡的第一要务是借粮救灾，他通过深入的调查，摸清哪些财主家里有存粮，然后登门借粮，对财主说服教育，晓之以理，最后借出粮食，使救灾工作顺利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