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名将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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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章 将军桃李满天下——记张衍将军(2)

六分校在新区的工作卓有成效,但敌人不会死心,常派便衣特务到新区破坏。

有一次,张衍在村头与一敌特遭遇,被子弹打伤小腿,血流如注,幸好没有伤到骨头。同志们把他抬到一座破庙里,那里设有部队的临时医院。一张门板、一领破席子、一块砖头,这就是张衍的病床。睡在门板上睁眼一看,一尊泥塑神像凶恶怪诞,两只圆眼直瞪着张衍,令不信神灵的张衍好生恶心。军医为张衍取出子弹,处理好伤口。他勉强住了4天,就回到六分校休养。也是年轻身体好,半个月后,张衍就能下地行走了。

1943年10月,张衍奉调回延安,在总政治部宣传部工作;两个月后又调到总司令部做情报研究工作,任总部情报处第三科科长。然而,整风运动和“抢救失足者”运动冲击了情报业务工作,直到1945年春,张衍才深入到情报工作中。

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遍全国,延安彻夜狂欢,这是张衍有生以来最激动、最欢乐、最幸福、最难忘的时刻。

三、在民主建国军里的经历

1945年10月,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率部在邯郸火线起义,脱离国民党集团,成为国共全面内战前轰动全国的大事件。毛泽东为起义部队取名“民主建国军”。

是年11月中旬,晋冀鲁豫军区首长派朱穆之和张衍到民主建国军工作,临行前,军区张际春副政委向他们俩交代任务:“高树勋起义后要求加入共产党,中央已经批准他入党了。王定南原是中共党员,早已叛变,后来为高所收留。这次起义,他起了促进作用,他希望恢复党籍,我们考虑让他重新入党。你们去工作是从政治上改造这支部队,首先组建政治部,主任由王定南担任,张衍任组织部长,朱穆之任宣传部长。”

辞行时,张副政委笑道:“你们俩这身破棉袄该换掉了吧!”

几天后,张衍和朱穆之随薄一波副政委为首的军区慰问团来到民主建国军,薄一波把他们介绍给高树勋。

当时民主建国军里只有六名党员,先组织一个党小组,张衍当小组长。对于情况复杂、思想混乱的起义军,如何开展政治工作,张衍和朱穆之颇费心思。他们先从办军官训练团入手,分期组织2000多名团以下军官学习,使这些人有了明显的进步。张衍和这些军官熟悉了,大家都很尊敬张衍,称他“教育长”。

让张衍伤脑筋的是高树勋与一军军长范龙章之间的矛盾,当时他们互相戒备,关系十分紧张。张衍尽力做双方的团结工作,力求化解矛盾。张衍的军政素质和个人品格得到高、范双方的赞赏和信任,他们都希望张衍兼任自己部队的政治部主任。

1946年9月中旬,在高树勋的提议下,民主建国军组成以范龙章为团长的赴延安参观团。高树勋派张衍陪同范龙章一行到邯郸的军区辞行。军区副政委薄一波设宴盛情接待,席间范龙章提出要张衍陪同去延安,做参观团的政委。张衍结婚不久,妻子程倩已有身孕,再说,他生怕搅到高范两人的矛盾里去,就连忙推辞说:“我工作很忙,沿途都有我们部队护送照管,不需要我去吧!”范龙章说:“张老弟,我把你看做亲兄弟,你去我一切都放心了。”薄一波站在范龙章一边,劝张衍说:“我看你就去一趟吧,我估计也要不了很长时间,怎么样?”

既然上级领导发了话,张衍自然服从。第二天,参观团出发,路上要过两道封锁线,走走停停,直到10月8日,参观团才到达延安。

翌日下午,朱德总司令设宴为参观团洗尘,饭后邀参观团座谈。朱总司令亲切询问部队起义后的情况和到延安来有什么要求?范龙章简要汇报后迫切地提出:“今生有幸见到总司令,希望多给指教,今后如何走革命的道路?”在大家的掌声里,朱德略加思索,第一句话是:“我是半生军阀,后来才找到共产党,走共产主义的道路。”

朱德从进云南讲武堂讲起,详谈他在寻求救国救民道路上的波折,在几十年革命道路上的体会,他最后说:“革命有早有迟,来自四面八方,因此革命队伍内部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些矛盾。然而不管有多少矛盾,只要有了马克思主义共同理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就会消除矛盾,增强团结,形成强大的力量,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参观团回到住处,范龙章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感慨万分:“我已经49岁了,也是半生军阀,原来以为中途转向革命有很多困难,听了总司令的指教,心里亮堂多了,对今后的革命生涯有信心了!”

一周后,交际处处长金城通知参观团:毛主席要接见大家!

那天下午四点,参观团乘一辆卡车向杨家岭驶去。车到延河边,金城突然一指:“毛主席站在河那边!”

大家下车步行过桥,来到毛泽东面前,金城向毛主席一一介绍了参观团成员,握手寒暄毕,毛泽东说:“跟我来,我带路!”大家跟着他走进中央大礼堂的会客室,落座后,毛泽东先高度评价高树勋将军率部起义,他说:“你们以实际行动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你们的行动是正义的,道路是光明的。所以我们现在提出开展高树勋运动。”

毛泽东大约接见了一个小时,才送大家走出大礼堂。

当天晚上,参观团全体成员热烈讨论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最激动的当属范龙章,他说:“今天在延安,我是遇到了明主啊!”

此后,参观团在延安边参观、边学习,整整四个多月。其间,林伯渠、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与他们会面并作了重要讲话。

1947年2月底,朱德总司令单独召见张衍,做出重要指示:“在国民党全面进攻的情况下,党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根据当前的形势,我们有些城市将主动撤退,有些城市好像包袱,我们不要背着包袱打仗,目前延安也是包袱,我们甩给国民党让他们背起来。我们放开手脚打仗。你们也要回到前方去,回去后动员高树勋参战,在战争中锻炼,消灭敌人,壮大自己。

“中央对起义部队的工作方针是全面争取,我们要兵也要官。军官经过教育以后,对那些确有进步而又要求入党的人,可以大胆吸收他们入党,入党后继续教育提高;如果入党后又跑掉了,那也不要紧,‘共产党员’四个字他绝对带不走!

“高树勋部队内部也还有派系的斗争,你们在那里的工作任务之一就是帮助他们消除矛盾,增强团结。”

张衍向总司令告辞的时候,朱德告诉他,过几天毛主席还要接见你们。

1947年3月初,参观团一行14人在交际处领导陪同下乘车前往杨家岭晋见毛主席。

这天毛泽东情绪高昂,在两个小时的谈话中谈笑风生、语锋甚健。他信心十足地说:“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人心问题,是人心向背问题,人心向我则政治强。现在是天下人心归延安,所以我们的政治力量是强大的。什么是军事?军事就是军心问题,是军心振奋不振奋的问题,军心振奋战必胜。现在是各解放区纷纷请战,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全军官兵一致要求解放家乡,解放穷苦的乡亲,解放全国人民。士气高昂,我们的军事也是强大的。”

最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到民主建国军:“你们起义一年多了,部队有了很大进步,你们的起义对人民事业有了很大贡献,今后还要做出更大的贡献!”

晚上,毛泽东设宴为参观团送行,席间又向范龙章讲团结问题:“只有团结,才有力量。要团结就必须有共同的理想,我们共产党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和张衍同志本来不认识,但是我们是团结的,因为我们都信仰马克思主义……”

范龙章表示:“见了主席是我平生之大幸,我今后一定按主席的指示去奋斗!”

饭后,毛泽东又安排大家看京剧《逼上梁山》,至深夜才尽欢而回。

3月7日清晨,参观团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了延安,4月初回到太行区长治。

此次赴延安历时7个月,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张衍前后两次分别见到毛泽东和朱德,当面聆听党的领袖的教诲,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

回到民主建国军驻地,张衍首先向高树勋汇报,高很高兴,要张衍向全体干部作报告。

出乎张衍意料的是,在他离开民主建国军半年多的时间里,部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晋冀鲁豫军区派来的干部执行“左”倾关门主义路线,根据不准确的情报,怀疑高树勋叛变通敌,竟将高树勋、乔明理等起义将领扣押,这就是民主建国军历史上的所谓“六一四”兵变。

在此事件前,刚从延安回来的张衍在向民主建国军党委汇报毛泽东、朱德的指示后,写信给薄一波副政委,要求到军区汇报,没有回音;他又打电话给军区司令部,请转薄一波,要求速去汇报,仍无回音。最终,军区也不知道毛泽东、朱德对民主建国军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这使张衍长期心存内疚和遗憾。

“六一四”事件后,范龙章等起义军官也被无理扣押。当时张衍坚决反对,他特别说明范在延安的表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亲自做范的工作,绝不可扣押范龙章,但无济于事。事后,那些极左思想严重的人还向军区告状,污蔑张衍这位执行政策的模范,说他在民主建国军工作时犯有右倾错误。

历史已经证明,所谓的“六一四”兵变是一个莫须有的冤案,晋冀鲁豫军区个别领导采取错误的肃反政策,在审查起义军官期间普遍采用逼供信,屈打成招,冤案不断,使起义军官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也给中共造成十分负面的政治影响。直至1983年,此冤案才以薄一波一封信的形式予以公开平反。

民主建国军已不复存在,心情抑郁的张衍被任命为太行9纵队敌工部长。1947年11月,9纵司令员秦基伟找张衍谈话,要他组建豫陕鄂(简称豫西)第五地委和第五军分区,任命他为地委副书记兼军分区副政委,为实际总负责人。这无疑又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四、创建新解放区

张衍带着几名干部和一连战士走马上任了。他所管辖的豫西六县是一大片土匪出没的莽莽山区,要站稳脚跟,首当其冲的工作就是消除匪患,稳定人心。豫西土匪自古有名,而剿匪是极为危难之事,因为土匪混在老百姓中间,明剿收效甚微,还要付出人员伤亡的代价。张衍苦苦思考,制定出以抚为主的剿匪方案,并报请上级批准。

即利用军分区副司令员牛子龙的社会关系,采取和平收编的办法,先集中整训,进行政治教育,然后分散消灭之。

牛子龙,河南郏县人,生于1904年,系中共地下党员,抗战时颇有名声,任国民党冀察挺进第9纵队少将参谋长;1946年11月率部起义,参加解放军,现在与张衍搭档,开辟新区。他与当地匪首多有私人关系,建立军分区后,有些土匪与他联系,要求给个番号,愿听从解放军指挥。

张衍与牛子龙商定的集中整训办法广为公布后,半个月中有匪部16股前来报名,大约两千余人。张衍向他们作报告,讲解放战争的形势,讲共产党的政策,特别讲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然后安排到三个村庄里集训。这些人中有的属于惯匪,不易接受纪律约束,整训期间到附近村庄要钱要粮,引起群众的不满。

1948年元旦前夕,一个县委书记未经请示擅自带领一百多名群众来到军分区驻地,要求将匪首交群众处理,他们很固执,不听张衍的劝告,情况十分危急。一旦让集训中的土匪知道,土匪将一哄而散,平息匪乱的部署将付之东流。张衍立即电话报告秦基伟司令员,最后确定“化整为零、分散解决”。张衍与牛子龙连夜研究具体行动步骤,彻夜未眠。

牛子龙熟悉惯匪狡诈多疑的心理,他说:“明天我们去最好不带警卫员,真要出事,带警卫员也没有用。”

张衍说:“他们是否会怀疑,为什么今天司令政委连警卫员都不带?”

牛子龙思忖一会儿说:“带警卫员,但不能带枪。”

张衍一拍大腿,说:“好!就这么办,是吉是凶由他去!”

第二天一早,张衍和牛子龙一行四人骑马飞奔土匪的集训地。下马后,牛子龙向一些老朋友打招呼,态度亲切,张衍也随声寒暄。然后,牛子龙向两千土匪宣布:“今天是阳历新年,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你们已经整训十多天了,现在有个新任务,就是跟随野战军作战,锻炼自己也可以装备自己,这个任务敢不敢接受?”

下面一片呼喊声:“敢!”

“现在请政委讲话!”

张衍按照一夜想好的内容,做了简短的动员:先说豫西作战的形势,再说这次分散到部队的意义是做实际锻炼,向解放军学习,不仅学习作战战术,还要学习思想作风。张衍最后说,作战后仍回到这里来,作总结学习,希望你们胜利归来!

话是这样说,但张衍心里忐忑不安,他知道这是一次“欺骗动员”。中午得到消息,分散到各部队的匪众已经编进基层部队,匪首由所部扣押审查。至此,未发一枪一弹,解决了豫西一带16股土匪武装。

傍晚,又传了一个坏消息,还是那个县委书记带领群众到部队要走了一些匪首,有的匪首在半路上就给打死了。其中有一个叫关恒通的,是牛子龙的把兄弟。牛子龙很不满,他说:“我们把人家集中教育整编是可以的,为什么不讲政策,不守信用,不分好坏都打死了?关恒通是开明绅士而非匪首嘛,这样我怎么向朋友解释?”

张衍无语,他想起高树勋和范龙章,在战争年月,一些违背政策的过火行为,他这样级别的干部也无力制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