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三维信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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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怎么认识信用?——信用资本论(5)

这一点,广大发展中国家,那些仰视发达国家的所谓不发达的国家们,在谨慎、如履薄冰的发展中,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发展中国家的信用从来都被霸道的发达国家们低估!信用资本生产不足,信用虚拟资本价值没有完全体现在社会活动与经济交易中,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通病。

现代信用危机的一般原因是信用虚拟资本的生产过剩。从微观上说,主要是授信人高估信用主体的诚信资本、社会活动合规资本、经济交易践约资本;从宏观上说,主要是整个社会乐观地高估公众的诚信与合规水平及践约能力,使信用资本总水平在过度虚拟中形成泡沫,信用交易总规模过度膨胀。最终,将从某种信用最被高估的交易产品上开始,泡沫破灭,所有信用交易产品价格暴跌,所有授信活动剧烈收缩,债权债务关系恶化,社会活动违规、经济交易违约现象普遍,社会诚信缺失。

所以,现代信用危机的过程就是信用资本泡沫破灭、信用价值回归的过程。

现代信用危机过后,被危机洗礼的整个社会将会重新认识信用,并面临着诚信道德重建、合规管理制度改革、授信践约管理方法与手段改进等新问题。

实际上,现代信用危机正体现了虚拟资本的消极影响。高估的信用虚拟资本独立于、远远大于实体资本,这会使国民经济、社会环境与秩序发生动荡和混乱。

信用危机,说到底,就是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是由某种普遍的集体行为导致,这种集体行为的实质就是无视诚信道德、违背社会基本规则,违反社会管理规定,不履行社会责任和义务,不履行交易约定与承诺。

信用危机发生的根源是社会不能正确评价信用资本,或根本没有建立起信用资本的社会评价体系。而这个问题的根源是社会还没有正确认识信用,没有把信用作为独立的、全新的、综合的社会问题来对待。

理论已告诉我们,信用是有价的;实践已告诉我们,信用价值的判断是全球性的新问题,我们没有老师,中国和美国的起点一样。我们都要从研究信用资本的运动规律开始,到社会活动的信用规则、信用监管规定、授信风险管理办法、法律约定、信用记录、信用评级……这都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内容。

六、信用为什么需要社会管理?信用资本具有公共性

信用是每一个信用主体自己的资本,为什么要社会管理?信用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需要将自己的信用资本最大化,这与社会能够接受的信用资本有限量之间必然形成矛盾。由信用主体驱动的信用资本规模无限扩张,而社会可承受的信用资本规模并非无限,有一个合理的平衡区间。如果缺乏管理或管理无效,信用资本与信用交易扩张超越了这个平衡的区间,社会秩序与市场交易将不堪承受,就会产生信任危机,信用危机必然爆发。因此,信用需要社会管理。

(一)信用资本属公共管理范畴

公共管理是由政府及其公共部门组织实施的,涉及政治、经济、行政管理、科学文化、法律等社会各个领域,目的是实现社会公共福利与公共利益。信用问题要由政府来管理吗?信用问题与社会福利及公共利益相关吗?

从上述对信用内涵与实质、信用资本特征等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信用是社会系统性问题。信用由三维构成:一维诚信,是社会文化问题,影响社会环境与公众信心,涉及公众的基本素质、价值取向、道德文化准则,应由政府宣传、教育、引导。二维合规,是行政管理问题,影响社会秩序,涉及公众行为、社会基本关系与准则、管理制度与办法,应由政府制订行政管理规则、监管、奖惩。三维践约,是经济问题,涉及交易双方的利益、市场的健康发展、经济增长,应由政府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特别制订信用交易宏观调控原则与办法。

信用问题,说到底,是社会问题,有些是约定俗成的由公众监督的潜规则,有些是已形成的明确的由政府行政管理的规则,有些是法律界定的依法建立的契约。无论潜规则、规则、契约,都具有社会性,只是依次渐弱,但都有公共属性。

信用是社会规则;信用是公共问题;信用管理,政府责无旁贷。美国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领域都不能放任市场、忽视政府监管。

信用是资本,信用资本是虚拟资本,信用资本是高风险资本,信用资本风险是系统性的。所以,信用资本的评价要由社会认定的最权威、最公益、最能代表公众利益的机构进行,或组织他人实施。政府为了公共利益,有义务、有责任、以社会认可的方式,为社会提供信用公共产品和服务。

信用是社会资源配置的新依据,信用是社会公认、最公平的手段与方式,信用配置的不仅仅是自然资源,还有社会人文资源,信用可以一票否决信用主体参加资源配置的资格。这涉及社会利益问题,涉及社会成员共享的资源与条件。这是典型的公共管理问题。

(二)信用资本的应用需要社会管理

每个信用主体生产创造自己信用资源和财富的过程就是信用活动过程,在生产创造的过程中,表现的三维不同,有时脱离、有时结合,有时双向、有时单向,有时完美结合、有时分割,也正是由于这个活动过程是不规则的,是变化和起伏很大的,有时对自己有利会损害社会,所以如果加入管理约束和契约约束,就会使创造的过程符合社会需要,同时又令自我完美,达到自我实现。

与自然资本、实物资本一样,信用资本发挥作用、发挥其资本功能,不仅仅是信用主体自身的事情,也是社会的事情,需要全社会合理、平衡、统筹配置。

比如,自然资源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自然资本,这种自然资本的开发与利用是全人类共同的权利,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权利,也是下一代人的权利。我们没有资格,也不能够以毁灭性的自然资源开发来换取当代经济的增长,否则,我们就剥夺了下一代人的权利。现在人们已经达成共识,最合理的方式应该是科学的、可持续性的开发自然资源,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绿色增长。自然资本需要社会管理。

信用资本需要社会管理——与人们对待自然资源、自然资本的态度一样,对待信用资本,我们应该有同样的认识和态度:信用资本同样需要社会管理。信用资本是由每一个信用主体创造的。每一个信用主体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希望并且用各种手段为自己创造更多的信用资本,以换取更多与社会交往的资格、信用交易的机会。因此,站在微观层面,从信用主体的角度看,每一个信用主体都会尽力使自己的信用资本最大化;站在宏观层面,从社会角度来看,所有信用主体生产制造的信用资本,不一定是最合理化、最高质量化的,甚至可能是劣质的、是泛滥的,这种情况就是全社会信用资本过度,信用交易过度,信用危机。

信用资本需要社会管理——信用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需要将自己的信用资本最大化,与社会能够接受的信用资本有限量之间形成矛盾。由信用主体驱动的信用资本规模无限扩张,而社会可承受的信用资本规模并非无限扩张,有一个合理的平衡区间。超越了这个平衡区间,社会信用资本就会泛滥无度,存在信用危机的隐患。所以,我们需要社会管理来平衡这种矛盾关系,把信用资本规模的扩张稳定在合理区间之内,维持信用资本自身的平衡状态。

信用资本需要社会管理——信用资本与自然资本有一定的平衡关系,就像虚拟资本与实物资本平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平衡一样。信用资本与自然资本一样,同是社会资本和财富的一部分。人们运用信用资本获取自然资本,配置自然资源,使自然资本的运用更加充分,更有效率。但是在信用资本与自然资本之间,也必须保持相对的平衡状态。如果信用资本无限度扩大规模,远远超过支配自然资本所需要的上限,那么也会带来信用资本的贬值,不仅不能提高自然资本的配置效率,反而有可能引发严重的资源配置失衡和信用危机。所以,我们需要社会管理来解决信用资本与自然资本之间的矛盾,维持信用资本与自然资本的平衡。

当人们忽视诚信道德、甚至制造各种假资质证明伪装诚信的时候,信用主体表面上骗取了诚信和信任,获得了社会的正面评价,但这种评价是虚假和不科学的。信用这种资本的价值的确是由社会评价的,但评价结果与信用主体的真实情况相反,不但不能客观反映信用主体的信用资本价值,而且还容易造成一种假象和误导。所以,对信用资本的管理是必要的,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并且这种管理还必须形成体系化的一整套管理制度和机制,包括对信用资本的价值评价,对信用信息的归集和更新,信用奖惩机制的建立和运行,信用法律法规的健全和完善,信用意识的宣传和教育等一系列相关管理工作,要形成完整的体系,才能发挥管理的真正效用。

仍以美国次贷危机为例,信用主体实现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但是信用资本总规模超越了社会承受底线;信用衍生工具实现了无限交易,但是打破了信用资本与自然资本之间的平衡。所以整个社会的信用资本基础轰然倒塌,信用资本本身以及信用资本与自然资本之间矛盾激化,爆发了震惊世界的次贷危机。在人们的认识观念里,普遍认为美国的信用体系非常健全和发达,信用风险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被有效控制,信用资本推动经济发展,有效配置自然资本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从美国次贷危机的现实来看,情况并非如此,信用衍生工具肆意扩散、二级市场过度交易、信用资本无限放大,最终爆发危机。

值得深思的是,通过美国次贷危机,我们还看到另一个事实:美国人都具有诚信意识,这是一种误解。美国的信用法律法规已经建立,社会信用信息管理已经形成庞大的数据库系统,信用奖惩机制已经发挥实质性作用,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并非每个美国人都有诚信,美国政府也没有把信用合规监管和诚信道德宣传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作内容。在某个单独的领域,如银行,美国的信用风险管理制度可谓严格,信用定价机制也非常成熟,但是从全社会来看,美国实际上忽视了诚信与合规的信用管理。

美国次贷危机就是假定美国人都具有诚信,结果恰恰是在人的诚信层面发生了问题。中国开创性提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国政府抓诚信教育,搞诚信宣传,政府职能部门都以信用为出发点开展信用监管,这是一种创新性的制度安排,是有中国特色的。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体系与信用制度建设,是社会管理的一种创新,符合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符合中国创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思想体系,对人类信用理论和管理实践有开创性贡献。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与信用制度建设必将成为“中国现象”的一部分,与“中国雄起”“中国式增长”一起载入世界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