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毛泽东赴重庆
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后，中、美、英三国于7月26日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14日，日本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14日，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的当天，蒋介石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20日和23日，又连续发电邀请。蒋介石摆出一副要和平、讲民主的样子。斯大林也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经过一周时间的观察和分析，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几位领导同志认为，形势的发展表明，国民党要想立即发动全面内战还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美国也不愿意看到中国立即发生内战，我们党争取和平民主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此，对谈判应采取审慎而积极的态度，准备应对。
8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枣园举行扩大会议，在延安的党的高级干部大约50人参加了会议。胡乔木作会议记录。根据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基本决定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关于谈判的条件，于25日在《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中发表。会议还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在毛泽东去重庆期间，由***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
8月26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在枣园召开扩大会议，由毛泽东向大家宣布政治局的决定。派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等为代表，立即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当天，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8月2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等，在专门到延安迎接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陪同下，从延安乘飞机前往重庆。胡乔木随行。
毛泽东乘坐的专机在8月28日上午11时半从延安起飞。
在飞往重庆的途中，胡乔木问毛主席：“我们能不能回来？”毛主席说：“不管它，很可能是不了之局。”
8月28日下午3时37分，毛泽东一行抵达重庆九龙坡机场。周恩来在机场分发了毛泽东主席的书面谈话。中共谋求国内和平、商讨团结建国之诚意，跃然纸上。第二天，《新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毛泽东主席机场谈话全文，并刊发《迎毛泽东同志来渝》的社论和标题为《商讨团结建国大计、毛泽东同志昨抵渝》的新闻。
8月28日晚上，蒋介石在山洞住处宴请毛泽东，胡乔木随去。宴会后，毛泽东被留住在山洞林园。第二天，毛泽东和蒋介石进行了第一次商谈。在林园又住了一夜。30日晨，毛泽东、周恩来等从林园进城，分别拜会了宋庆龄、张澜和赫尔利等，然后住入大有农场内的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住二楼，胡乔木和四个副官也住在二楼。胡乔木的房间就在毛泽东的旁边。三楼是机要室，电台设在那里，由童小鹏负责。
红岩村离市区将近五公里，会客不便。张治中把自己的寓所上清寺桂园（通称“张公馆”）让出来，作为毛泽东在城里会客、办公、休息的地方。这里紧靠着周恩来在重庆城里办公的地方曾家岩50号“周公馆”。
重庆谈判期间，每天早晨8时，毛泽东从红岩进城，胡乔木随行。白天，毛泽东大部分时间在桂园，商量工作，座谈讨论，接待中外人士；下午6时，回到红岩。每天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一起研究当天谈判情况，把握谈判动向，揣摩对方意图，研究应对策略，胡乔木参加。他们研究得很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常常到深夜。这样的研讨，有时在毛泽东房里，有时在周恩来房里，多数是在胡乔木的房里进行。商谈结束后，胡乔木总是把商谈意见整理成材料。
重庆谈判43天，分两个层次进行：一个是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蒋介石直接交换意见；另一个是两党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等人之间磋商。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蒋介石共会面11次，大多在公开场合，也有几次重要的会谈是秘密进行的，有时甚至没有任何其他人在场。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参加了其中的大多数会谈。
重庆谈判经过三个阶段：从8月29日至9月3日为第一阶段，是几方面普遍交换意见的阶段。9月2日，毛泽东将谈判所要涉及的八个原则性问题向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作了通报和强调。主要包括：政治会议问题、国民大会问题、自由问题、各党派地位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解放区问题、中共军队问题和接受日军投降问题。蒋介石提出国民党方面的三条原则：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的问题；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
从9月4日至9月21日为第二阶段，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商谈。国共双方差距很大。谈判很艰苦，斗争很激烈。
在谈判暂停五天后，从9月27日起进入通过磋商达成协议的最后阶段。在国民大会、解放区、中共军队、释放政治犯、受降等问题上双方分歧很大，争论不止。为打破僵局，10月2日，周恩来建议，将国共双方一个月来的谈话整理出来，得到国民党方面的同意，争论才停下来。经过准备，于10月5日举行最后一轮谈判，周恩来将中共代表团起草的会谈纪要交给国民党代表。8日，周恩来、王若飞和张群、邵力子、张治中一起商讨了即将签署的会谈纪要。胡乔木参与了会谈纪要的起草。
10月10日下午，双方正式在桂园客厅签订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这就是着名的“双十协定”。这个协定共12条，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国共两党会谈的结果，协定既记载了国共双方的一致之处，也记载了双方存在的分歧。
在重庆谈判期间发生过有关胡乔木个人的两件趣事。
一件是毛泽东为“二乔”断名。这时，胡乔木的盐城老乡、清华大学校友乔冠华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他经常用“乔木”的笔名在《新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两个“乔木”，本来一个在北，一个在南，不致混淆，现在都到了重庆，如用同样的名字发表文章，就分不清楚了。
重庆谈判期间的一天，大家在毛泽东那里谈起这件趣事，请毛泽东为两个“乔木”断名。毛泽东问：是谁先用“乔木”这个名字啊？原来，“北乔”胡乔木，1936年在上海《时事新报》上着文评论周文和萧军的小说，就用“乔木”这个名字了。而“南乔”乔冠华，原本姓乔。毛泽东问清了情况，建议“北乔”在“乔木”的名字前面加上姓氏，叫“胡乔木”；“南乔”则继续用“乔木”这个名字。毛泽东为“二乔”断名，一时成为佳话。
随着时间的推移，“胡鼎新”的名字知者极少，而“胡乔木”的大名则为党内外所熟知。乔冠华只是在写文章时才用“乔木”做笔名。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周恩来外交工作的助手，用本名“乔冠华”开展活动，用“乔木”名字发表文章的机会几乎没有，“乔木”反倒成了胡乔木的专名。
另一件是胡乔木巧遇翁文灏。9月1日晚，胡乔木随毛泽东到黄家垭口，出席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约而举行的鸡尾酒会。在那里，胡乔木见到了清华大学读书时的校长，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的翁文灏。只是翁文灏已经记不得这位当年名叫“胡鼎新”的学生了。而胡乔木，对翁文灏说过的“清华大学好比戏台”那番话，依然记忆犹新。诚然，翁文灏也想不到，当年那位要“拆戏台”的学生，如今竟当了中共领袖毛泽东的秘书。
留在重庆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
10月11日上午9时许，毛泽东在王若飞和张治中陪同下，离开桂园前往九龙坡机场，与前来送行的蒋介石的代表陈诚和友好人士握手道别后，即同张治中、王若飞登上一架Ｃ47运输机，经近四个小时的飞行，于下午1时30分回到延安。
胡乔木没有随毛泽东返回延安，留在重庆执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交办的任务，主要是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与文艺界人士广泛接触，了解并研究大后方文艺思想，并试图解决革命文艺界内部的思想纠葛。同时，指导新华社和《新华日报》的工作。
一、发表纪念鲁迅的文章
1945年10月19日，胡乔木随周恩来参加了重庆进步文艺界在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举行的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大会。胡风回忆说：“这次的政治气氛最好（没有国民党人参加）。周副主席出席讲了话。冯玉祥先生也讲了话，老舍朗诵鲁迅先生一段小品，很精彩，我也讲了话。胡乔木、乔冠华都参加了。”
同一天，胡乔木以“北桥”的笔名，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文艺工作中的群众路线》。
文章说：“鲁迅先生是一个真正具有群众观点的人，而在我们今天的文艺工作中，最感需要的也是群众观点。那么，就让我们用坚持和发扬文艺工作中的群众观点，来纪念鲁迅先生吧。”
胡乔木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实现“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不可避免地要“经过长期的甚至痛苦的过程”。“鲁迅先生是经历了这个过程的，他并且常常严格地公开清算自己所曾沾染过的‘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够达到‘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成为‘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定、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我们要使我们的作品经过青年贡献于群众的觉悟与解放事业，要‘和革命共同着生命’，不经过一个严格的自我批评的过程，大概也是困难的吧？而今天，虽在整风运动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以后，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还是何其少，而对于自己已经完全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的假定和确信何其多！桥梁，按我们的需要来说，何其薄而狭，而墙壁（读者如果不是通往群众的桥梁，就会是通往天空的墙壁），按我们的不需要来说，却何其厚而广！”
胡乔木强调：“新的文艺运动是一个群众运动。它的内容是为群众的，它的方法是经过群众的。就是说，一方面作家——读者——人民群众连成一片，一方面提高工作——普及工作——人民群众的文艺活动也连成一片。”“这个群众运动愈强大，愈能克服狭隘的宗派主义和个人主义……对于人民的运动就愈有益。相互的批评是需要的，但是只有从团结出发，而又达到团结的批评，才是正确的。”“这也是一个群众观点的问题。这个问题上的群众观点，当然决定于前面所说的为群众和经过群众的观点。鲁迅先生说‘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我们的批评，应该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标准，统一我们的目的，从而统一我们的战线，而不是相反。”
文章最后指出：“让我们高举鲁迅的战旗，克服一切脱离群众的倾向，展开新的强大的战线，来迎接那光明的，光明的将来吧！”
这是一篇在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文艺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文章。胡乔木借着纪念鲁迅的机会，用自己的理解和语言，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把党的文艺路线，向国统区的文艺界作了很好的阐述和宣传。文中转述的毛泽东对鲁迅的高度评价，在国统区文艺工作者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热烈的反响。
二、为解决革命文艺阵营内部矛盾所作的努力
胡乔木日后回忆他留在重庆的活动时说：“到重庆传达讲话的主要是何其芳、刘白羽。我没有直接参加传达。我到重庆跟胡风有过一点接触。那时开了两次会，我先讲了一次话，以后周恩来同志讲了一次很长的话，主要讲胡风文艺方面的问题。范围比较广，里边也联系到文艺座谈会讲话的问题。”
当时胡风和茅盾之间分歧很大，形成革命阵营内部的尖锐对立。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开的这两次会就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胡乔木还同胡风和与胡风文艺思想比较一致的舒芜交谈，做他们的工作。舒芜当时在重庆，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一位作家。他写了一部《生活唯物论》的书稿，系统地宣传唯心论和个人主义，受到中共在重庆的文艺方面的领导人的批评。胡乔木按中央的要求约舒芜谈话。谈话在城里胡风的小屋里进行。第一天没谈完，约定第二天早晨在胡乔木的住地再谈。胡风陪同舒芜前往。谈的问题主要是涉及哲学方面的专门性问题，双方曾经争论得很激烈。
胡乔木与胡风本人也进行过几次谈话，主要谈胡风文艺思想方面的问题，也联系到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胡风片面强调主观战斗精神，鼓吹到处是生活。这同毛泽东讲话中强调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改造世界观的要求很不一致。所以，胡乔木着重就这些问题向胡风谈了他的意见。
三、关心和指导重庆的话剧演出
胡乔木虽然没有在重庆直接参加传达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工作，但“他直接参加了贯彻”。除上述结合纪念鲁迅、批评胡风文艺思想、解决内部矛盾等实际工作外，在关心和指导重庆的文艺工作方面，胡乔木关心和指导重庆的话剧演出也值得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