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时期，重庆的演剧活动非常活跃。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剧艺社于1945年10月公演夏衍的话剧新作《芳草天涯》。该剧由金山导演，陶金、张瑞芳、赵蕴如主演，引起强烈反响。重庆文艺界对这个话剧和前此上演的茅盾的《清明前后》有不同看法。胡乔木结合学习、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导重庆文艺界召开了两次座谈会，就这两个话剧进行研究、讨论，或鼓励，或批评。《新华日报》于1945年11月28日报道了座谈会的情况。以后，《新华日报》副刊拨出版面，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持续了两个多月。何其芳于1946年2月发表《关于现实主义》的长篇论文，可说是对这次讨论作了一个小结。这时，胡乔木早已在上年年底回到延安了。
对于在重庆这一段工作，即使在“文化大革命”被迫写的检查中，胡乔木也没有否定。他说自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一段短时间内，在文化问题上稍有一点革命性”。
四、指导《新华日报》工作
胡绳回忆说：“在1945年他随毛主席从延安到重庆时，曾负责领导《新华日报》的言论工作。我那时为《新华日报》写的评论，每篇都经过他修改，有的被删改得体无完肤。”
1945年12月，胡乔木在新华日报社作了一次报告，对新华日报工作进行了指导，从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胡乔木的新闻工作思想。
胡乔木指出，“新华日报是一个民主的报纸，但创办在不民主的环境下”，因此必然存在着“很大的斗争”。他分析了在这个大斗争中报纸的不利方面和有利方面，指出“我们报馆的一切工作，都要计算这些条件，要经常调查有关这些条件的材料，研究力量的对比。”
胡乔木从党报与人民的报纸和党性与人民性、无产阶级立场与小资产阶级立场、普及与提高、前进的少数与其余的多数、革命与改良、政治与非政治的配合、暴露与歌颂、团结与斗争等八个方面，深刻而又具体地论述了“报纸的性质”。
对“报纸的版面”，胡乔木也作了精到的论述和具体的指点。
（一）关于“新闻”。胡乔木指出，新闻“是最重要的宣传形式”，“一般说新闻的重要性不下于一篇社论。”“新闻要写得多、快、好。好的新闻看起来没有议论，实际上加上了议论。最重要的新闻是理论性的新闻，夹叙夹议，叙述的是事实，但贯彻并且阐明了自己的立场、批评和观点。”
（二）关于“言论”。胡乔木提出，要向《大公报》学习，“把文章写得入情入理，说服力量更大”。“社论要写好”，“可否写些小的社论，一天也登几篇？”
（三）关于“副刊”。胡乔木指出：“我们的报纸，从头到尾都一本正经，副刊的内容和形式都太严肃、正经”，“我们的副刊应该满面春风”；“我们的副刊应该更广泛，打破一切界限，真正使什么人都可读，什么人都可投稿”；“我们的副刊，一方面有通俗的作品，但另一方面也要发表带有指导性的文章，使那些水准较高的人也得到满足，并得到正确的方向。一些娱乐性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刊载。”“这样对于严肃认真的读者不忽视，对于一些要求趣味的读者又不排斥。读者层自然就会扩大了。”胡乔木还在日常工作中具体建议副刊要把“影评”搞好。他说：重庆上演美国电影很多，你们都去看看，星期六辟一栏介绍一部比较好的电影，对星期天看电影的人起个引导作用，这样你们副刊读者面就广阔了。
对于整个报社的工作，胡乔木也从政治与技术、个人与集体、干部与群众、党报与其他报纸、报纸与文化运动、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原则性与灵活性等七个方面作了论述和指导。
返回延安以后
1945年12月中旬，胡乔木在完成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交办的任务后，从重庆回到延安。
那时，毛泽东因参加重庆谈判过度劳累紧张而致的精神疲劳毛病，经两位苏联医生阿洛夫和米尔尼柯的悉心诊治，加上长子岸英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回到延安带来的快慰，已经清除，恢复了健康。胡乔木回来后的一天，毛泽东专门带了湖南的豆豉来到枣园，看望胡乔木一家，和胡乔木、谷羽以及刚从国统区回到延安的胡乔木的妹妹方铭一起吃饭、聊天。这是对自己的秘书圆满完成任务归来的一种慰勉吧！
此后，胡乔木即集中精力于理论宣传工作，主要是为中共中央、毛泽东起草文件，为《解放日报》写社论和文章；同时，作为秘书，协助毛泽东处理一些日常工作。
一、撰文抨击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破坏和平、团结，发动内战
1945年12月28日，胡乔木为毛泽东起草了《复中国洪门致公党驻美洲总部电》，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立即无条件全面停止内战，结束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谋国家之团结、统一与和平建设。”
时局的发展正如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料，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没有因为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而真想停止内战。
1946年到来之时，蒋介石通过元旦致辞的方式，发表长篇广播演说，表示要趁抗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元旦，将政府的政策明告全国同胞。他的政策就是：“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军队必须一律归还国家统辖，任何割据地盘破坏交通阻碍复员的军事行动，必须绝对避免”，并将它作为“解决目前纷争不安的唯一先决条件”。十分明显，重庆谈判结束和“双十协定”签订刚两个月，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就企图在“统一”的名义下撕毁协定，发动内战了。
为确保各党派共同参与的政治协商会议于1月10日如期顺利举行，保卫国内和平，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方面在政治上采取积极主动措施，致电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要求对国民党政府企图抵制采用党派会议或政协的方式来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做法切实加以揭露；另一方面，决定在舆论上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谬论加以批判和反驳。
1946年1月5日，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在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7日，《解放日报》在全文转载蒋介石演讲的同时，发表了由胡乔木起草的长篇社论《蒋介石元旦演说与政治协商会议》。社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大计的根本立场，严肃指出：“今天国是的根本问题，除了停止内战以外，当然就是要结束一党专政、军事专政与个人专政的所谓‘训政’”，“要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就必须同时结束这个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就必须成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并由联合政府来筹备与召集真正的国民大会，和实施民主宪政”。
1月9日，《解放日报》又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努力发动解放区群众》，指出，“在中国反动派力图把中国推入内战、独裁、分裂的黑暗深渊”的时刻，“中国人民为要打破反动派的内战独裁计划，实现自己的和平民主愿望，唯有抓紧时间，十倍百倍地壮大人民自己的力量”。
1月10日，国共双方同时公布《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定》和《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毛泽东主席签署发布《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告》。同日，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以及社会贤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正式开幕。
1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根据11日中共中央讨论停战与政治协商问题的会议精神撰写的社论《和平实现》，指出国共停战协定的签订“不但是结束了过去五个月的军事冲突，而且开始了整个中国现代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和平改革与和平建设的新阶段”。同时，社论提醒人们：“和平的道路今后还可能有若干波折，民主的道路今后将必然有更多波折”，要求人们对此有“重大的警惕”。社论认为，“政治上的不民主，是中国过去一切内战的总根源”，因此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进行“彻底”、“有效的民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