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和总体性的方法
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出发，与卢卡奇以及后来的阿尔都塞一样，柯尔施主张应当把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历史，并由此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开始于1843年前后而结束于1848年革命，与此相对应的两个文本就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共产党宣言》；第二阶段开始于1848年革命，结束于19世纪末；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初到现在。柯尔施指出，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后期的思想发展中否认了作为一种独立形态的哲学的存在，但是其所有的理论却被一种哲学思想所渗透。这种被哲学所渗透的思想就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实践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把握的理论。在这一阶段，毫无疑问，任何把这一整体的、政治的和思想的要素划分为知识的各个分支的做法，甚至在每一个分支的具体特征被把握时，都是以历史的忠实性去分析和批判的。当然，不仅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而且历史过程和有一时的社会行动，都继续构成了“革命的实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活的统一体。这一作为社会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早期和富有青春活力的形式的最好例子，显然就是《共产党宣言》。（［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3页。）柯尔施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形成史和后来解释史的具体考察，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两个重要的理论规定性：第一，总体性原则。这实际上是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共同的理论特征，柯尔施强调马克思主义尽管是由多个不同的部分组成，但是作为批判的社会革命理论，这些要素之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不能作为单独的部分独立出来。柯尔施认为，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后期，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仍然是社会革命理论的唯一整体。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在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发展中，这个总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它们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要素，科学理论和社会实践，进一步分离出来了。我们可以使用马克思自己的一种表达说，它的自然联系的脐带已经断了。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这决不会产生代替整体的大量的各个独立要素。第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柯尔施指出，理论与实践之间无法切断的联系，是马克思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类型的最独特的标志。在马克思那里，理论从来就不是独立于历史运动之外，相反理论根植于历史运动之中并在其中反思自身进而发展自身，这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重要特质。柯尔施指出，给予理论以一种在历史的客观运动之外独立存在的权力，显然既不是唯物主义的做法，也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法的做法；它只不过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做法。但是后来的历史发展却呈现出另外的景象，马克思的支持者和追随者们，却都忘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重要的原则，尽管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全都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事实上他们都把社会革命的理论割裂成了碎片。在理论上以辩证的方式，在实践上以革命的方式理解的唯物史观，与那些孤立的、自发的各个知识分支，与作为脱离革命实践的科学上的纯理论考察，是不相容的。因此，当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将科学社会主义仅仅看做一些纯粹的科学观察时，而与政治的或其他阶级斗争就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时，就导致了原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还是辩证的唯物史观，最后在他们的追随者那里变成了某种非辩证的东西。理论与实践的这种统一关系，在柯尔施看来就是科学理论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如果割裂了这种统一关系，马克思主义就变成一种纯粹的科学观察，此时这种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在柯尔施看来，这恰恰是第二国际最大的错误，从而导致了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冲击，带来了我们今天仍然卷入其中的决定性的马克思主义危机。因此，柯尔施强调绝不能够割裂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统一关系，否则就会造成将一个统一的关于社会革命的一般理论变成了对于资产阶级的经济秩序、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的教育体系、资产阶级的宗教、艺术、科学和文化的批判。这些批判按其本性来说，不再必然发展为革命的实践；它们同样地能够发展为各种各样的改良企图，这些企图基本上仍保持在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的国家的界限之内，并且在实际的实践中，通常也确实如此。
在这里，柯尔施实际上提出了后来法兰克福学派遭遇的一个问题，即当他们把马克思主义转换为一种批判理论时，是否严格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根据其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所表述的理论立场来看，柯尔施并不认同这一做法。但是他也看到，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一做法是有其内在的合法性的，这也是后来其参与法兰克福学派创建工作的原因。对于辩证唯物主义来说，一旦理解了原初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衰变为没有任何革命结果的社会的批判理论是无产阶级斗争的社会实践中的相应变化的必然表现，那么，这两个过程可以看做是整个意识形态和物质发展的必然阶段。（［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柯尔施认为，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传播，社会革命不再成为一个现实和理论任务时，修正主义就成了理论家们试图用一种纯粹的理论形态来保持构成马克思主义最早理论形态的社会革命理论。在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尽管他们迷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抽象字句，也无法维护它的原初的革命性，进而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自身也不可避免地不再是一个社会革命的理论。柯尔施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第二个阶段的结束。
重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第三个阶段。柯尔施认为这是由卢森堡和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进行的工作，对这一传统的复兴只不过是这样一个事实的结果：在新的革命时期不仅工人运动自身，而且还有表达它的共产主义者的理论概念，都必须采取一个明确的革命形式。柯尔施强调指出，重建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也将是这项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柯尔施强调，虽然马克思宣告了作为纯粹观念而存在的哲学的终结，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哲学没有关系了，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按其基本性质来说是彻头彻尾的哲学，与传统哲学相比它的内涵发生了改变，转换成了一种总体性的辩证的批判方法，进而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在这一过程中，柯尔施也谈到了意识形态批判问题，强调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意识形态并不是一个虚假的观念体系，而是一般的社会一历史现实的实在的组成部分，即一个必须在唯物主义理论中把握住并由唯物主义实践消灭的现实存在。但是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那里，由于没有能够理解马克思对哲学扬弃的实质，而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抽象的、非辩证的实证理论。这直接导致后来伯恩施坦等人提出要以康德的哲学来补充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柯尔施指出，马克思对哲学的废除，强调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哲学，这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历史过程的内在关系来进行理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全部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科学的真正矛盾，完全在于如下的事实，即科学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过程的理论表达，它将随着这些资产阶级哲学和科学的全部废除以及在它们之中找到其他意识形态表现的物质关系的废除而终结。柯尔施强调，之所以要重新讨论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从直接的意义上来说是要纠正修正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因为，如果无法发现马克思主义中所蕴含的哲学，我们就无法真正地重建新的革命理论。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哲学是如何关联于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的，无产阶级是如何关联于哲学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并且可以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中推演出来。它将引导我们到一个更大的问题上：一般地说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如何关联于意识形态的？”（［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柯尔施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对哲学的简单否定，对于现代辩证唯物主义来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要把哲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体系当做现实来把握，并在实践中对待它们，这也是马克思对待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基本立场。
那么马克思在什么意义上实现了对传统哲学的超越呢？柯尔施认为，第一，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他不是部分地反对德国哲学，而是完全反对它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现存的现实世界，哲学不过是这个现实存在的世界的观念表达。第二，马克思反对的恰恰不是仅仅作为现存世界的头脑或者观念上的补充的哲学，而是整个现存世界。第三，最重要的是，这个反对不仅是在理论上的，而且也是实践上和行动上的。但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哲学是不正确的，他们仍有自己的哲学，在性质上它是一种革命的哲学，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哲学，并认为它的任务是以一个特殊的领域——哲学——里的战斗来参加社会的一切领域里进行的反对整个现存秩序的革命斗争。最后，它的目的在于把消灭哲学作为消灭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一个部分，哲学是这个现实观念上的构成部分。因而，对哲学的否定并不意味着抛弃哲学，而是要在理论上清楚地分析哲学所由产生的那个社会现实，进而在实践中消灭这个现实。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首先是历史的和辩证的唯物主义。换言之，它是这样一种唯物主义，它的理论认识了社会和历史的整体，而它的实践则颠覆了这个整体。因此，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在他们的唯物主义发展过程中，哲学成为社会——历史过程的一个较之开始时不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可能的，而且在事实上也的确是如此。但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肯定地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不可能不认为哲学意识形态，或者一般的意识形态是一般的社会——历史现实的一个实在的组成部分——即一个必须在唯物主义理论中把握住并由唯物主义实践消灭的现实部分。
3.意识形态批判与现实的革命运动
作为一名活动在工人运动一线的理论家，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内在关系的清理，并不是出于单纯的理论兴趣，而是为了重新唤起工人阶级日益涣散的革命意识，为革命寻找出路。针对工人阶级革命意识日益消退的现实，柯尔施认为必须在理论上对这一现实进行解释，因此他与卢卡奇一致把意识形态批判作为一种重要的问题推至理论前台。柯尔施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哲学和意识形态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的观念存在，也不是一种虚假的、想象的上层建筑的东西，其本身就是现实社会存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精神生活应当与社会的政治的生活相结合来看待；同时，社会的存在和社会的发展（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作为经济、政治或法律）应当作为一般历史过程的一个真实的然而也是观念的（或‘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并有着许多不同表现形式的社会意识相结合来研究。否则，全部意识现象被全然以抽象的和基本上是形而上学的二元论方式来对待，并被认为是一个真正具体和实在的发展过程的反映，完全依赖于这个过程（即使是相对对立的，最终仍然是依赖的）。”（［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页。）因此，柯尔施强调革命在马克思那里是一个整体性的结构转变，不仅包括经济生活领域内的变革，而且也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革命，这些都是客观的现实，如果将革命仅仅限定在经济领域内，这正是蒲鲁东的思路，也是工团主义者的观念。如果把革命仅仅限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内，这同样是不彻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