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从无到有，由隐变显，已经走过了三十多个年头。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有条件也有必要真正开始从总体上梳理其历史发展的内在线索。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首先认真回顾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并在继承学界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概括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演进的历史逻辑。这也构成了本书研究写作的主要任务和本导言所要思考的基本逻辑线索。
第一节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老问题、新任务
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而言，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不再不是什么新的话题。三十年前，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P.Anderson）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中文版和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的出版（［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就揭开了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演出的序幕。再向前追溯，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踪迹还可以在上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种种参考资料中透泄出来。相应的，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思想史研究也不是什么新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已经有这类著作陆续出版问世（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综述，在本章第二节中有详细的展开，在此恕不赘述。）。但是，在我们看来，今天，重新梳理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仍然具有重要的甚至是全新的学术价值。在本节中，我们将首先说明当前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重考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理论意义；接着讨论这一思想史研究本身所需要的理论方法；在此基础上，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研究论域，即相关概念的内涵和范围进行界定。
1.今天为什么要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
不容否认，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一方面表现为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理论视野的开拓，即新的学术资源和理论观点的引入；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是，表现为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创新，这是在对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反思中实现的思想变革，这种方法论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今天，我们有理由认为：加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意义。这是由新时期中国社会的现代性结构转型和全球化资本主义发展这一外部条件所决定的；这是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的建设所内在要求的；也是由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当前深入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所提出的。
首先，加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这一宏观历史背景所客观决定的。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推进，中国正在经历彻底的现代性社会结构转型。与此同时，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出现，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也进入到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上不断改革、发展中的中国，不得不直面全球化资本主义这个外部条件。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很多当代西方左派学者不仅对全球化资本主义，而且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持批判态度，甚至把邓小平与里根、撒切尔夫人并成为新自由主义的三位推动者之一。对此，我们表示坚决的反对。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和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内核。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现象层面上，他们指出的问题在当前的现实中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并分析的。（参见［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这样，从内外两个方面来看，进入新世纪以后的中国都已经与三十年前的中国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我们正在并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享受现代化的成果，而同时也会遭遇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困境。
正是这种历史的变迁，带来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角色的转变，并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说，在三十年前“西方马克思主义”刚刚被介绍到中国的时候，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很多讨论尚无法同当时的中国现实直接对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起到的是开拓理论视野、反思教条体系的作用，而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更多是在“隔岸观火”的话（这里倒有一个典型的例外，就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进行的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这场发源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青年马克思”的争论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引发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反响。）。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和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论题已然开始同我们身边的现实发生了关联——如消费社会中的景观与符码拜物教问题、生态危机问题、市场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及人与社会的无意识心理结构畸变问题等等。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所处的境遇也开始转变为“身在此山”。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本身构成了我们今天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的重要参照和学术资源，另一方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式也相应地由跟踪、介绍转变为发掘、对话。这就是说，要在回应中国现实问题的基础上，立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在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中实现理论的创新。在我们看来，为了给这一努力夯实基础，我们必须首先要在上述新的理论目标指引下，加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研究。
其次，加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是由分析、解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所内在要求的。三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最大成就是走出传统苏联教科书体系的藩篱，尝试创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这是总体研究范式的转变。在此基础上，借鉴吸收当今世界上一切有价值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观点，学界还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很多具体问题进行了新的阐发。此外，近十年来，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相关新文献资料的启发和“回到马克思”口号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已经得到了国内学界的普遍关注。在这些令人欣喜的推进背后，我们却也发现某些值得令人再思考的现象。
其一，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虽然在观点和体系上已经自觉与斯大林教条主义体系划清了界限，但是在方法论自觉问题上却尚未完全摆脱斯大林主义的潜在影响。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流派的研究中，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即研究中常常不自觉形成的“为研究对象所是”的状况。研究者自身虽然为把握研究对象的思想下了很大的功夫，但如果在研究中缺乏充分的方法论反思，就往往会把研究对象的观点奉为圭臬，恰恰不能对其做出全面客观的评价，更没有进行科学的批判性反思。与之相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很多具体观点上，如果缺乏充分的思想史梳理，往往就会跟着某种国外的流派和观点走，把一些已经解决了的问题误认为学术的创新点。
其二，近年来，有关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的关注。特别是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及相关新文献材料的启发，有关MEGA的研究更是成为新的理论焦点。这无疑对于提高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水平、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们也看到，部分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尽管在文献掌握和资料运用上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但是在观点提炼上却给出了有待商榷的结论。更加令人不安的是，国内有学者甚至将具有特定思想史含义的“马克思学”概念漂洗成一个中性的术语，并提出了建设中国“马克思学”的错误口号。
上述种种现象都充分表明：为了真正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今天特别需要结合具体的历史情境，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不同流派和观点进行甄别，使之获得准确的历史定位。而这，内在地指向了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历史演进的系统研究。
再者，加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要求是由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自身的发展所提出的。进入新千年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获得了充分的发展，这一方面表现为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承转的概括，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当代国外左派思潮的进一步介绍和研究。我们欣喜地看到，很多基础扎实、外语熟练、视野开阔的青年学者已经自觉地投身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事业中来，并且在文献翻译和学术研究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也必须承认，在当下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了一种值得关注的倾向。那就是在研究中盲目求新、求异，更多强调理论家个体思想的特殊性，而对理论本身思想背景和效应缺乏热情。这往往会导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专业性有余而对话性不足，反过来，对于新思想新倾向的定位也会面临困难。因此，为了推进自身研究顺利、健康地开展，有必要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角度深入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搭建一个国外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研究共通的理论平台。
2.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方法
无论是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还是国外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需要来看，今天进一步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我们要再次重申，在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进进行研究、书写之前，高度的方法论自觉是特别重要的。毋庸置疑，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是我们进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根本方法，但是，具体到复杂、微观的思想史研究过程中，如何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落实却是需要认真思考的。在我们看来，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就要在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变迁的基础上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不同流派兴起、演变、衰落的内在逻辑，实现历史和逻辑相统一。具体说来，就是以宏观的历史背景为前提，以深入的文本解读为基础，以清晰的理论逻辑为线索。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确立和发展，本身是同它的直接批判对象——资本主义——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切的。因此，要完整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就必须首先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入手，图绘不同的理论观点和流派所依托的宏观历史背景。为了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变迁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的作用，我们曾组织撰写了六卷本的《资本主义理解史》（参见张一兵主编《资本主义理解史》（六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其中提供了从马克思恩格斯到第二国际，再到苏俄（联）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国外激进思潮有关资本主义认识的历史梳理，这为本研究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提供了积极的参照。
不同于直接的资本主义社会变化的经验实证分析，《资本主义理解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分析、概括了资本主义研究和批判理论的不同形态及其历史发展。尽管仍存在争论，但依照学界的一般共识，自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以来，资本主义发展主要经历了自由（工业）资本主义、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和全球化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几个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外马克思主义也展现出不同的理论形态。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对总体性的强调和实证主义的批判、人本主义思潮的出现和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实批判、结构主义对人本主义的理论反拨及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分析、全球化条件下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批判等等。可以说，尽管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长河中，曾经激荡出不同的思想浪花，但是从根本上推动潮流涌进的还是从根本上回应资本主义变迁的这些基本的理论范式和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