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家理论文本的认真研究是三十年来学术研究推进的基本经验，也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从传统的斯大林主义式外在批判走向新时期内在对话的主要途径。同样，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也必须要以深入的文本解读为基础。这就是说，严肃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不能简单满足于以宏观历史背景为纲，再到文本中寻找支撑性内容的“原理反注文本”式的研究。而必须深入文本的思想深处，把握具有独特个性的理论家思想发展的逻辑。更进一步，将这些逻辑的承接关系理清，再联缀起来，再现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真实进展。所以说，深入的文本解读不仅提供了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具体思想家和理论流派的真实一面，而且构成了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写作的直接前提。实际上，国内学界自世纪之交就已经充分注意到文本解读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要性。作为其成果，针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经典文本的研究专著和博士论文在今天完全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而本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成果的继承和发展。
既然文本研究的直接目标是梳理特定思想家和流派的理论逻辑，那么，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也需要从总体上把握其发展的逻辑线索。这既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历史演进的深层要求，也是我们在本书写作中自觉坚持的方法论要求和目标。当然，由于地理区位、文化传统上存在差异，国外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也展现出不同的理论特征；由于不同的理论家个体思想发展具有较强的个性，不同的理论流派之间存在交流、竞争，所以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也呈现出多源并流、此起彼伏的样态。所以，在既有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中，以国别分析为线索、以“人头”梳理为线索、以流派阐释为线索都是行之有效的书写方式。在充分尊重、吸收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纷繁芜杂的理论样态中，应该并且可以归纳出一条理论发展的逻辑线索；这条逻辑线索从根本上依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及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回应；并且体现在不同理论传统、学术流派的兴替之中（有关国外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书写方式问题和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逻辑进展的认识，将在本章第三节中进一步展开。在此恕不赘述。）。
在研究、梳理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发展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在本段的讨论中，我们涉及了若干术语，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新马克思主义等。尽管学界对于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还存在争论，但为了系统梳理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演进，我们对其分别进行了专门的界定。详见本节第三部分。）：第一，同一位思想家，其个人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或不同的著作，可能分属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或者说分属国外马克思主义或其他思想流派。这一点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是一个经常的现象，需要我们仔细、小心辨别。比如，卢卡奇（G.Lukacs）自身的思想发展就具有早期的新康德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来的斯大林主义等不同阶段；萨特（J.Sartre）的《辩证理性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而《存在与虚无》则很难被纳入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哈贝马斯（J.Habermas）自身则经历了一个从左派批判理论到现代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而鲍德里亚（J.Baudrillard），其早期探索本身就游走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思潮之间。第二，在梳理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充分注意到两重维度的交织，即这一其理论逻辑在时间上的延伸和空间上的布展。这就会导致，在很多情况下，逻辑线索的梳理往往不能以直接的时间为线索，还必须综合其他各种因素。比如，按照我们的理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逻辑的理论回响；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虽然都属于科学主义倾向，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时间关联；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之后出现的多种当代激进思潮本身更是难以分出时间上的先后。可以想象，如果是在绘制一幅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谱系，这很难是一个纯以时间为线索的平面图，而必须是一个结合空间维度，甚至是各种超链接在内的多维空间。
3.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范围：相关概念辨析
如上所述，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实际上是由不同的思想流派相互激荡、前后交替构成的。那么，在描述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过程中，就势必要对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和学术流派展开讨论。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对于不同流派内在理论逻辑及其转承的描述就构成了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对于描述那些不同思想流派的相关概念的辨析则是进行研究的准备工作。在本书讨论中，涉及到的概念有：国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
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也是上述讨论中外延最大的一个概念。从理论上说，广义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应该包括一切中国以外的马克思主义思潮，这会涵盖所有在马克思主义旗号下的理论和实践上的社会主义运动、思潮。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强调：我们这里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说来也有趣，2006年10月份，在由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二届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上，美国的凯文·安德森(K.Anderson)教授对我们的翻译提出了批评性建议，即国外马克思主义不应该被翻译为"foreign Marxism"而是"international Marxism"。其实，这两个翻译都是不准确的。问题的关键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学界约定俗成的一个概念，现在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下面一个二级学科的名称，并不存在直接对应的英文术语。况且马克思本来就是国外的，就是国际的，又何来“国际马克思主义”呢？
我们之所以强调国外马克思主义不能简单等同于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客观说来，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历史上受到了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很大的影响；而在斯大林主义的影响下，这种马克思主义成为正统以后具有很强的同质性色彩。所以我们这里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并不包括对苏联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同样不应该包括那些直接模仿、照搬教科书体系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此外，由于第二国际理论本身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展开的一个环节，按照约定俗成的观点，我们也不把它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直接对象，而是作为思想前史来对待。并且在本书中，我们只是涉及了作为哲学思潮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
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这个概念是迄今为止，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过程中影响最大、争论也最多的一个概念，同样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可以说，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个概念被介绍到国内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被视同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但正如这个概念自身的形成史所表明的那样，这个概念本身是有其特定的历史含义的。1930年，柯尔施(K.Korsch)就曾把自己和青年卢卡奇称为“西方共产主义者”，承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马克思主义相对抗这一事实（参见［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72页。）。而1955年，梅洛-庞蒂(M.Merleau-Ponty)在《辩证法的历险》中直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定义那种源于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与列宁主义相对立、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的理论潮流（参见［法］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历险》第二章，杨大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1977年，佩里·安德森出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目的是向英美学者系统介绍并评价这种欧洲大陆出现的特殊的理论形态：既反对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又批判现实资本主义，但同时与工人阶级的实践日益分离，以致“退回到书斋”，即学院化色彩明显（参见［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2—133页。）。
我们是在继承上述观点的意义上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存在着“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等不同的流派。此外，我们还强调：上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逻辑和实践上都走向了终结，这个概念不足以涵盖80年代以来的左派激进思潮。
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这个概念本身是一个相对比较含糊的概念，很多学者都用它来界定那种西方国家出现的不同于旧式马克思主义（既包括第二国际也包括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倾向。最具代表性的是戈尔曼主编的《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和衣俊卿等撰写的《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参见［美］罗伯特·戈尔曼《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赵培杰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衣俊卿等：《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我们更愿意将这个概念做一个狭义的界定，即上世纪50、60年代出现在东欧的，不同于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代表性流派包括南斯拉夫“实践派”、波兰人道主义者、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等。在逻辑上，新马克思主义可以看做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逻辑的理论回响。
“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这是近年来在国内学界并引发热烈讨论的一个概念。对于这个概念的界定虽然仍存在争议，但是在最狭义的层面上，可以确定为由拉克劳(E.Laclau)和墨菲(C.Moffe)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参见［英］拉克劳、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尹树广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所引发的一种特殊的理论思潮，在理论方法上受到了法国后结构主义的直接影响，并且在目前的英美学界备受关注。就“后马克思主义”概念自身而言，其出现可以追溯到丹尼尔·贝尔(D.Bell)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所作的判断，甚至更早。但是，略与其界定不同，我们认为：这个概念及其所指称的学术流派本身仍有待讨论、廓清；我们仍然希望用后马克思思潮来界定包括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在内的那些当代左派激进理论；而对于更早的后马克思主义概念，则需要谨慎对待。
后马克思思潮(Post-Marx trend)、后现代马克思主义(Postmodern Marxism)、晚期马克思主义(late Marxism)。这三个概念是我们在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终结之后的当代激进思潮时提出的。它是从思想立场、逻辑方法和理论论域三个角度出发，对“众声喧哗”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诸流派进行的界划。不得不承认，这种划分方式仍有待检验并在学界引发了一定的争论。但我们希望能够借助于这些讨论推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化。具体说来：
在阿多诺(T.Adorno)《否定的辩证法》之后的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出现了一种否定工业文明以及在工业文明基础上形成的一切文化形式的激进思潮，其中的主导力量是借后现代思潮重新构建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如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这些观点虽然还自指为马克思主义，但皆已不再从属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力图确证的“本真马克思”和现代性资本主义批判的基本理论意向。另外一批年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早期的德鲁兹(G.Dellueze)、鲍德里亚、晚期德里达(J.Derrida)和齐泽克(S.Zizek)等人，则告别了马克思主义，他们转向一种更加激进的并且是在后现代思潮中直接表现出来的“后马克思思潮”。一方面他们从一个理论或实践断面激烈地批判整个现代性文明，另一方面又小心地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由于后马克思思潮与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建立在后现代对现代性的超越之上，所以二者有着历史本体论上的一致性。除此之外，还存在一种另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即“晚期马克思主义”，它更接近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原则和根本点，坚持把物质生产方式作为全部社会存在和运动的本质和基础、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重要前提之一。（参见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附录，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