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葛兰西（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生于意大利南部撒丁岛的阿莱斯村，兄弟姐妹共7人，排行第四。1911年进入都灵大学，深受克罗齐影响，并开始阅读黑格尔、马克思、索列尔、拉布里奥拉等人的著作，力图从主体能动性的视角来重新理解马克思，反对机械决定论。在大学期间加入社会民主党。1919年创办《新秩序报》，主张在工厂中成立工厂委员会，实现对工人精神的改造。1921年社会民主党分裂，葛兰西加入由波尔迪加创立的共产党，成为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1922年到共产国际任职。1924年回国后，主张成立统一战线，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统治。1926年11月8日被捕。在十一年多的狱中生活中，以坚韧的毅力完成了令人瞩目的《狱中札记》和《狱中书信》，集中阐述了他对马克思思想以及意大利问题的独特思考。）、柯尔施与卢卡奇合称为三大开创性人物。从总体上来看，虽然这三人都强调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传统，强调主体性与哲学的批判功能，但在具体的逻辑运演上，他们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卢卡奇的思考更具学院的思辨色彩，更像是一位哲学家在面对无产阶级运动的问题。柯尔施在回到马克思哲学的同时，更为关注马克思思想中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与社会学的内在关系，强调重建一种批判性的唯物主义。葛兰西在将马克思的哲学重新界定为实践哲学的同时，更关注当下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变化，并从中引申出新的革命理论，即一种霸权理论。这一思考更具哲学、政治学与文化学的特征。在葛兰西的思想中，实践哲学是其理论基础，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是其理论面对现实的中介，霸权则是他面对新的历史情境时提出的一种革命策略。将这三个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来透视，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葛兰西的思想。
第一节实践哲学的理论逻辑
实践哲学体现了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理解。在葛兰西看来，实践哲学是对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批判性超越，绝对历史主义是其重要的特征，对此的误解，使正统马克思主义陷入了机械决定论的构架中。重新理解实践哲学，不仅需要讨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更需要在实践中将之实现出来，使之成为当下革命策略的理论基础。
1.从主体性到实践哲学
早年的葛兰西，在大学期间深受克罗齐哲学的影响，并从克罗齐的黑格尔主义出发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克罗齐通过批判改造黑格尔哲学，并针对意大利的历史境况，强调文化与思想意识变革的重要性，并在青年人中提倡道德意识的培养。他的这些思想得到了许多青年学生的支持。葛兰西在都灵大学期间就深受克罗齐哲学的影响，强调文化与精神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加入社会民主党之后，葛兰西对社会主义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主体性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葛兰西认为，当时的意大利虽然在地理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它并没有形成现代意义的统一。不仅其南部与北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隔阂，而且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也存在着历史上的敌意。意大利要实现自身的发展，就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提供统一的理念与规划，才能使农民与工人说出同样的语言，并以自己的方式对人与事做出相应的判断。对于当时的意大利而言，要实现社会主义，就需要新的文化革命，通过文化上的创新来统一大家的思想。可见，要实现社会主义，就需要实现文化革命与思想意识的革新。在葛兰西看来，文化不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学问，也不是将一些知识分子与大众隔离开来的东西，文化是一种组织，是人的内在自我的纪律，是人的个性的自我把握，是对更高意识，即对我们的权力和责任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大众来说，文化并不能自发地生长出来，必须通过艰辛的文化教育。从这里可以看出，此时的葛兰西带有“文化启蒙”的意识，并认为文化观念在哲学本体的意义上，就是对人的哲学思考，而人的本质就在于精神以及这种精神在历史中显现出来的创造性。在《社会主义与文化》这篇文章中，葛兰西指出：人首先是精神，也就是历史的创造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否则就无法理解，既然一直存在着被剥削者和剥削者，存在着财富的创造者和自私的消费者，为什么社会主义至今还未实现。实际上，人只能一步一步地、逐时逐段地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意识到自己独立的权利……(Antonio Gramsci，Pre-prison Writ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10.)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才能对事物出现的原因以及改变事物的方式进行富有智慧的思考，并从中看到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们反抗当下统治的信号。这也就意味着任何社会主义的革命都需要以文化革命为基础，在他看来，这正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历史意义所在。
与文化革命的思想相一致，葛兰西在面对马克思主义时，强调人的精神与人格因素的作用，他的这一思想在《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一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十月革命”之前，对于俄国革命道路问题有过激烈的争论，普列汉诺夫与考茨基等人从经济决定论出发，认为俄国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因此当前的任务是发展俄国的资本主义，然后才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认为这一解释才是对《资本论》的科学理解。对于这一思想，列宁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列宁认为俄国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更为关键的是，资本主义已经从自由竞争转向了以垄断为主的帝国主义，它们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处于帝国主义薄弱环节的俄国，成为这些矛盾的聚合体。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宣传领导，可以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由于深受克罗齐的影响，葛兰西一方面反对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认为这是一种实证性的思路，并没有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另一方面，他从精神能动性出发，强调人的能动性在历史中的创造作用，认为这才是马克思思想的精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否定了机械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他们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不变的教条和不许改动的宣言，而是在实践着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这才是“十月革命”的意义所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认为，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因素不是自然的经济事实，而是人，他们创造着社会，他们彼此联系、相互理解。在这种相互联系（文明化）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集体的社会意志。他们了解经济事实，对经济事实做出判断并使之适应自己的意志，直到这种意志成为经济的动力并形成客观现实，这种客观现实存在着、运动着，像火山熔岩一样，能够按照人的意志，在任何地方、以任何形式开始道路。”(Antonio Gramsci，Pre-prison Writ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40.)历史是由实践能动性构成的，这种实践包括经济实践和道德实践，只有在客观现实中人们才能获得自身的意识，通过服从必然性使必然性服务于自己的目的，为革命造就基础。在这个分析中，葛兰西已经将克罗齐精神层面的精神与历史相统一的历史主义思想，转化为了革命行动的历史主义，使“理想力”在革命活动中实现出来。
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一方面继承了这种精神能动性的思想，另一方面将这种能动性置于对社会历史的正确认识与判断的基础上，在洞察旧唯物主义与旧唯心主义的同一性中，实现了自己的理论逻辑转换。这一新的理论构架就是实践哲学。
2.实践哲学：对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超越
采用实践哲学这个概念，不只是葛兰西的书写策略，就像有些学者所解释的那样，以便逃避狱卒的检查。对葛兰西来说，实践哲学是一种开辟了历史新阶段和世界思想发展新阶段的完整的、独创的哲学，是对传统哲学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二元论的超越。笔者认为，这个概念不仅体现了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而且体现了他自己的思想建构。
葛兰西对实践一元论的强调，针对的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中存在的两种主要倾向：一是正统的解释，即用庸俗唯物主义解释马克思的哲学。葛兰西认为，这一倾向的代表在早期是第二国际中强调经济决定论的理论家们；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则是布哈林。葛兰西认为，布哈林在1921年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的典型表现。他认为布哈林的这本著作存在着以下问题：第一，布哈林追随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思路，将真正的哲学仅仅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而实践哲学则变成了社会学。葛兰西认为，对实践哲学的这一理解，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肢解，更重要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到了旧唯物主义的水平。第二，辩证法消失了，机械决定论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按照布哈林的观点，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具有因果规律性，任何偶然的东西都是受规律决定的，这使得布哈林在面对历史时，陷入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机械唯物主义理解中。当这种机械唯物主义成为实践哲学的主要内容时，一种非历史的机械唯物主义体系就成了理论的追求目标，并陷入一种新的教条主义中。
正是对正统解释的反动，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中的第二种倾向。作为正统解释的对立面，这种倾向把实践哲学同康德主义以及其他非实证主义的和非唯物主义的哲学趋向联系起来。这是企图将实践哲学同唯心主义思潮结合起来的思潮。这种思想倾向在伯恩施坦、阿德勒、奥托·鲍威尔等人的著作中表现出来。
对于葛兰西来说，问题不在于枚举这两种解释倾向，而在于如何理解这两种对立的思潮。传统的唯物主义真的与唯心主义根本对立吗？为什么机械唯物主义必然会与新康德主义相结合？它们是否在根本上是同一个东西？这是葛兰西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唯物主义解释与唯心主义解释时必须加以透视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解释范式时需要说明的深层问题。
从思想史与思想的逻辑来说，按照我们的理解，传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同一个东西，从培根的经验论到贝克莱的唯心主义、从笛卡尔的唯理论到18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从思想史上揭示了它们的统一性。旧唯物主义与旧唯心主义在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更加表明了它们的互补性。在笔者看来，葛兰西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关于康德“本体”概念的讨论和“外部世界客观性问题”的分析体现了这一点。在谈到康德在“本体论”上的唯心主义时，葛兰西写了这样一段话：“‘外部现实的客观性’问题，是就它同‘自在之物’和康德的‘本体’概念相联系而言的。看来，难以排除这样的假定，即‘自在之物’源自于‘外部现实的客观性’和所谓的‘希腊一基督教实在论’。这种衍变也可以从整个庸俗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倾向产生了新康德主义和新批判学派这个事实中看到。”(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71，pp.367-368.)传统唯物主义强调认识来自对外部世界的反映，虽然也强调认识对外部世界的能动性，但由于这种能动性是非历史的，永恒存在的外部世界是非历史的实体。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认为正统解释中的“物质”与康德的“本体”是一回事。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理解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庸俗化在其理论归宿上与唯心主义的超验论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也可以得到说明。在斗争中，当你不具有主动权，而斗争本身最终等同于一系列失败的时候，机械决定论就变成道德抵抗、团结一致、坚忍不拔和不屈不挠的一种巨大力量。也就是说，这时的机械决定论在日常生活与思想意识层面，与超验的唯心主义变成了同一个东西，它成为支持斗争的一种信念。在这个意义上，机械决定论是从属者的一种宗教。
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不能超越传统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就不可能产生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当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传统的二元论时，笔者认为他的理解是非常深入的。从葛兰西思想自身的语境来看，这也是他从柏格森、克罗齐哲学中吸取过来的重要成果。需要注意的是，葛兰西对传统哲学二元论的超越，并不是要回到一个人本主义的哲学构架中，在国内20世纪80—90年代的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中，将葛兰西哲学定位于人本主义，这是不准确的。虽然早年的葛兰西具有人本主义的倾向，但到了《狱中札记》时期，他已经扬弃了这种人本主义的构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