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托邦精神》的修订后记（1962年）中，布洛赫提到此书有“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诺斯”。前者是他毕生坚持的，后者则是《乌托邦精神》独有的，后来被他放弃。所谓“诺斯”，是诺斯替教（或称诺斯替主义）的核心范畴。诺斯替主义是基督教的一个古老的异端派别。它认为这个世界本质上是邪恶的、黑暗的，创造这个邪恶的物质世界的上帝（造物主上帝）是无知的、邪恶的“德穆革”(demiurge)，而真正的上帝是神圣的、神秘的存在。人必须凭借自己的精神获得真正的知识（诺斯），才能够摆脱恶，使之重返光明（得救）。布洛赫的第一位妻子艾尔莎是诺斯替教徒，深爱妻子的布洛赫曾把《乌托邦精神》题献给艾尔莎。《乌托邦精神》的词句沾染了许多诺斯替教的色彩，是非常明显的。布洛赫对诺斯替主义的接受，使得他的心中有两个世界：一个是“不真实的”现实世界，应予反对；一个是人心灵向往的、纯洁的、至善的精神世界。用第二个世界（应该）去反对第一个世界（是），是主导布洛赫的认知架构。这种“应该”和“是”的对立体现为一种人本主义的基本逻辑。布洛赫的人本主义架构和马克思主义在“目的”上是相通的，都指向了人类的解放。尽管在对人类解放（救赎）的涵义理解上、在达到此目标的手段上、在基本的哲学基础上，两者有许多差异，但仍然有诸多契合点。这正是布洛赫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襁褓，也是促使他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动因。
2.战争、革命与“乌托邦精神”
《乌托邦精神》是布洛赫的人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乌托邦精神》是布洛赫第一部重要的著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它不仅是布洛赫早期学术思想的代表作，更是布洛赫哲学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奠定了他一生哲学探讨的基本主题。《乌托邦精神》得到了许多左派思想家（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来的领军人物阿多诺、马尔库塞等）的推崇和喜爱，连不喜欢《乌托邦精神》这本书的本雅明也认为《乌托邦精神》是“当代著作中少有的几个精品之一”，“时代的真正表达”。
《乌托邦精神》写于1915—1916年，首次出版于1918年。1923年，布洛赫对《乌托邦精神》进行了较大的删减和修改。现在通常说的《乌托邦精神》，是指1923年的版本（收录于《布洛赫全集》第3卷）。布洛赫修改《乌托邦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德国11月革命的失败。德国11月革命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在欧洲爆发的最大的一次革命。它带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但仍然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为德国人，布洛赫对11月革命的感受当然远远超过了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感受。《乌托邦精神》的《题旨》说得明白：“战争结束了，革命开始了，随着革命，大门打开了。当然，很快又关上了。”(Ernst Bloch，The Spirit of Utopia（《乌托邦精神》英译本），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另见Ernst Bloch，Geist der Utopie（《乌托邦精神》德文版），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74，p.11.)这当然是指德国11月革命的失败。
1921年，布洛赫写了《革命神学家托马斯·闵采尔》一书，比较了德国农民战争的领袖闵采尔的宗教观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激进思想，力图阐发出社会革命家马克思与宗教革命家闵采尔之间的共同点。闵采尔的革命以“基督再次降临”的千年王国梦作为原动力。布洛赫认为一切革命的“元政治的、甚至是元宗教的”原则（Prinzip）是“上帝的孩子们的自由的开端”(Ernst Bloch，Thomas Münzer als Theologe der Revolution（《革命神学家托马斯·闵采尔》德文版），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76，p.210.)。《革命神学家托马斯·闵采尔》是《乌托邦精神》（1923年）的“先声”。在《乌托邦精神》中，布洛赫透过战争的创伤，看到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乌托邦精神的丧失”（张双利：《乌托邦与我们——论恩斯特·布洛赫乌托邦思想的现实意义》，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4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也就是说，《乌托邦精神》的表层文字是“战争”和“革命”，但深层的涵义却是“灾难”和“救赎”这两个弥赛亚主题。布洛赫提出，唯有唤醒我们内在的乌托邦精神才能拯救欧洲、拯救人类。
如何唤醒乌托邦精神？这包括两个要点，或两个步骤：先是人的内在方面对乌托邦的意识，然后把内在的东西外在化。与之对应，《乌托邦精神》的主要内容包括两大块。第一块是《自我相遇》，这一块讲的是人通过与自我深处对“当下瞬间的黑暗”体验以及“作为绝对问题的讶异”体验，达成心灵与弥赛亚的“自我相遇”，这是“唤醒乌托邦精神”的第一个方面，即内在的方面。第二块是《卡尔·马克思、死亡和启示录》，副标题叫做“在这世界上能让内在成外在、外在像内在的道路”。这是“唤醒乌托邦精神”的第二个方面，即人们在黑暗和讶异中觉醒，在乌托邦精神的神奇力量引领下走向外部世界，力图使内在的乌托邦东西成为外在的实现，变革世界，使之成为我们的“家园”。
布洛赫叙述了现代人的生存体验：我活着，却感到前途渺茫。在“货币经济”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一旦堕入铜臭，精神就枯萎了，再也听不见内心的激动。受到韦伯的影响，布洛赫的批判矛头指向了技术、理性化和可计算性。布洛赫认为，这个时代的技术和分工、“世俗的、可计算的冲动”造成了总体性的丧失。布洛赫其实是把资本主义社会下“异化体验”的来源安在了理性化的头上。布洛赫认为资本主义的万恶之源在劳动的“对象化”方面，而不是异化的社会关系。这和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可计算性、对物化意识的批判有密切的“互文”关系。
布洛赫认为，随着社会的理性化、碎片化，一切宏大的东西都化为原子式的、祛魅了的虚假细节。但是布洛赫也认为，在人存在的黑暗状态中就包含着希望。希望指向了我们想要的完满，指向了弥赛亚，亦即最后的救赎。换言之，我们的希望指向了一个尚未存在却即将出现的乌托邦。
就外在方面即马克思主义的方面而言，布洛赫把社会主义革命当做精神革命的先决步骤。布洛赫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乌托邦维度：“在日常生活的结构视域中，这种方式的政治和社会存在，既有力地接近了良知，也是深深铭刻在乌托邦之中的革命使命。”(Ernst Bloch，The Spirit of Utopia，前引，第237页。)布洛赫一方面理解了无产阶级革命与人的自由解放之间的关联是出于经济原因，是“因为无产阶级已经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消亡，代表了随着资本主义消亡有可能辩证地获得的最后社会形式”；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用“人类求幸福的共同意志”来定义革命阶级的意志，在道德上更容易，至少变得不容否定。
布洛赫用“乌托邦”把经济和伦理两方面缝合起来，但他实际上站在了伦理这一边。他批评说，如果马克思坚持“理性的按需分配”，如果社会主义仅仅是“接管资产阶级”，那么社会主义就是没有根据的。在那样的社会主义中，“人只是再次承受了经济的压迫”，“生产最终再次拿掉了主体的手，一个幽灵般的经济发展的总过程走着它自己的路”。(Ernst Bloch，The Spirit of Utopia，前引，第243页。)这里，布洛赫天才地把握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批判。经济对人的压迫只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形态，而不是历史的必然性。就此而言，布洛赫的批判是相当合理的。布洛赫的《乌托邦精神》和青年卢卡奇同年写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样，都是在批判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济还原论”和“机械决定论”解释。
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够理解布洛赫的那句名言：“马克思主义接近于一种纯粹理性批判，而相对应的实践理性批判还没有写出来。”（同上书，第244页。）布洛赫的意思非常清楚，如果对马克思的经济学方面过于强调，就会使马克思主义“接近于”（而不是“成为”）《纯粹理性批判》，而且，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根本没有”相对应的《实践理性批判》，也不是“不应该有”，更不是“不可能有”，只是“还没有”写出来。这样看来，与其说布洛赫的这句话是在批判马克思，不如说他是在“保卫马克思”，是在捍卫他心目中的那个马克思，当然，是人本主义的马克思。在这方面，他走得比卢卡奇更远。因为他要给马克思写出马克思本人没有写出来的《实践理性批判》——经济学之外的“形而上学”。
布洛赫强调共产主义不仅是满足人的物质需求，更是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共产主义社会否定了经济的私人领域，但反过来，它让真正的私人领域、即社会不能否定的“灵魂”问题阔步前进了。他甚至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必然设立一个新的“教会”。这种“转型后的教会”是“无阶级的、因而也是无暴力的”上层建筑。布洛赫就这样把马克思说的自由王国和基督教的千年王国连通了起来。
如果说在《乌托邦精神》中，青年布洛赫的人本主义思想构架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是机械拼合的两部分，那么在《希望原理》中，布洛赫放弃了“社会革命”、“灵魂革命”两步走的战略，认为人的解放是社会革命与灵魂革命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和人本主义就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
3.法西斯主义与“希望原理”
布洛赫很早就对德国革命期望甚殷，但社会主义革命竟没有成功，成立的是资产阶级的魏玛民国。更要命的是，左派革命力量未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在竞选中败北于纳粹。布洛赫对此显然无法释怀。布洛赫的《希望原理》，反复追问的是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述往事”，为什么（在德国发生的）是法西斯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布洛赫的回答是：希望（虽然是欺骗性的、扭曲的希望）。在布洛赫看来，未能认识到仍然在今天起作用的古老梦想，未能理解“非理性因素中的合理性”，是左派失败的根本原因。第二个问题，“思来者”，为什么（最终将）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回答还是：希望。资产阶级的白日梦只会引向虚无和毁灭，唯有具体的、真正的希望才为人类造福。布洛赫寄希望于未来，教会人们“希望”，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如果说，布洛赫在《乌托邦精神》里还对乌托邦冲动持一种完全肯定的态度的话，那么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则迫使布洛赫认识到：乌托邦冲动既有可能导致救赎，也有可能导致毁灭。既然乌托邦冲动有两面性，所以布洛赫就更多地使用“希望”这个术语。不过，这并不代表布洛赫的思想出现了“断裂”，他从未放弃过早年的思想。布洛赫一方面认识到《乌托邦精神》的问题所在，即忽视了“希望会变成失望”这个问题；但另一方面，他也坚信“乌托邦冲动”是不可能取消的。布洛赫认为，法西斯主义提供给民众的，决不仅仅属于“回忆”，而是属于向前看的“希望”；然而，法西斯主义提供的“希望”不是真正的希望，而只能是欺骗性的“希望”。布洛赫在《希望原理》里面提出了“新异”(Novum)和“新”(Neues)的区分，他认为法西斯主义只不过是“新”，却不是真正的“新异”。只有“新异”才通向自由王国的“终极”。
法西斯主义是布洛赫《希望原理》的第一个批判对象，其哲学对应物则是海德格尔哲学，在《存在与时间》（1927年）中，海德格尔把畏惧(Angst)看做人的基本生存状态；在《希望原理》中，布洛赫针锋相对地提出，在人类的一切情感中，希望是最属人的（人类特有的）。布洛赫对存在主义的批判性吸收，使得他得到了“带负号的存在主义”的称号。布洛赫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认可了人类的无家可归状态，等于是在失去彼岸世界（上帝死了）之后绝望地投降了。在布洛赫看来，“向死而在”、“良心的决断”根本不可能通向“家园”，而只能导致“虚无”。法西斯主义的上台已经证伪了这种虚无主义！德国群众选择了纳粹党，是因为扭曲的、欺骗性的希望也比没有希望（绝望）好！既然法西斯主义提供了“希望”（尽管是欺骗性的希望），而不是绝望，那么法西斯主义就非但不是虚无主义，反而是虚无主义的对立面！当然，结果还是一样，由于法西斯主义是虚假的希望，它也决不会通向自由王国或“家园”，只能导致毁灭或“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