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理论逻辑演进线索中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
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那样，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反思是同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身逻辑进展的梳理，以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进展的研究直接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中走出来的时候，一方面依赖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兴起、发展到转型、终结这样一个逻辑进程的再思考，另一方面直接得益于针对那些不能被纳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当代西方激进思潮的介绍和研究。同时不难发现，这两个方面本身又是内在关联在一起的。因此，以理论逻辑为线索来研究、书写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具有了双重含义：一是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既往发展，特别是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承转给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二是为全面、科学地绘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诸多新进展的理论地图提供标尺。这也是本书力图解决的两个理论目标。
实际上，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初被介绍到国内的时候，就是以理论逻辑为线索的。作为国内学界最初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载体，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本身就是采取以理论逻辑为线索追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展的。该书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形式的转移”、“主题的创新”三章回顾并总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演进，并进一步得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因为脱离社会主义运动实践而在理论上陷入困境的结论。在特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在安德森的这部小册子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个“墓志铭”式的概念（对该问题，有西方学者曾在对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的评论中以问题的形式提出。参见David MacGregor，"The End of Western Marxism？"，Contemporary Sociology，Vol.7，No.2.（Mar.，1978），pp.143-147.）：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产生于第二国际、苏联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缝隙之中；并在自身的理论发展中脱离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走向了哲学和艺术批判；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变化，应该让位于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复兴——这种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也不过是安德森自己的理解。
尽管安德森自己对于西方左派运动发展的预测并不完全准确，但是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使用的以理论逻辑为线索的研究分析方法却值得我们高度关注。2003年前后，在充分吸收学界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曾经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演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即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终结之后的当代左派激进思潮进行了理论上的界划。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和《文本的深度耕犁》中，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兴起、发展、扭转和终结进行了系统的说明，并将当代西方激进思潮的发展区分为后马克思思潮、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晚期马克思主义三种类型（参见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绪论和附录部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第一卷导论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这一观点提出之后，在国内学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特别是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终结的说法，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和争论。实际上，其焦点仍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自身的界定问题（参见汪行福《“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了吗？》，《学术月刊》2006年第5期；张一兵、周嘉昕《如何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学术月刊》2006年第5期。）。令人感到鼓舞的是，随着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推进，很多青年学者已经接受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的判断。而我们在这三卷本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研究和写作中，也自觉贯彻了以理论逻辑为线索的研究方式。在我们看来，这种书写方式本身是对以国别分析为线索、以思想家梳理为线索、以流派阐释为线索三种研究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上述三种书写方式所无法规避的问题的直接应对。当然，鉴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发展的复杂性和我们自身研究水平有限，我们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理论逻辑演进仍有待接受思想史的检验和学界同仁的指正。但就本研究既有成果而言，结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演进可大体分为四个阶段，当代国外激进思潮则呈现为后马克思思潮、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晚期马克思主义三种路向（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演进四个阶段的分析，参见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9页。）：
一是理论思想准备时期，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这是垄断资本主义形成、自然科学发生新的总体革命的时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一是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出现；二是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宣告了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破产；三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经验在西方遭到挫折，促使西方左派思想家寻找另一条“适应西欧的革命道路”；四是俄国式的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引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热烈争论。在这些社会历史和理论背景下，以拉布里奥拉和卢森堡为代表，西方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进行新的思索和探索，这为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某些“启示”。
二是形成基本哲学出发点的时期，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作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施在反对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并对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加以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革命主体的能动性问题。所以“总体性”、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实践”就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发展的主要理论焦点。
三是形成哲学本质特征的时期，从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引发物理学革命，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凸显个体的非理性特征，法西斯主义促使工具理性的反思这样一个思想背景下，新人本主义的主题也逐渐渗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特别是借助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问世和“青年马克思”的发现，人本主义构成了第二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质。其代表人物有马尔库塞、弗罗姆、萨特和列斐伏尔等。
四是哲学思潮内部矛盾的激烈冲突和转向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消费社会的出现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面临新的问题；而50年代中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又使得“斯大林主义”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争论的焦点；与此同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针对人本主义思潮、围绕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又出现了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倾向。这是一种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身深层哲学逻辑中的历史反拨，一次重要的理论冲击。在7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了所谓的“后福特制”或“全球化”资本主义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随之发生了重要的转向，即从人本主义哲学思辨深化为一种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全面社会批判。而60年代末以法国“五月风暴”开始的左派学生、工人运动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显示自身的重要力量和作用，可是，很快就从欣狂的巅峰上跌落下来，在实践上无可奈何地走向了衰落。
因此，上世纪70年代初，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都走到了尽头。对此，阿多诺的逝世和哈贝马斯的理论转向可以看做一个标志。此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出现了很大的分化。但是，我们仍能够观察到它的身影约略闪动在各种新的激进理论“异形”之中，即我们称为“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和“晚期马克思主义”的诸种新的理论形态（对于这三个概念的界定，在本章第一节中已有讨论。故不再重复。）。
4.本书的结构安排与问题说明
基于上述理解，我们此次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撰写仍然主要采取了以理论逻辑为线索的方式，共分为三卷。这三卷分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发展和人本主义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思潮、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新左派”、“后马克思思潮、晚期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其中，上卷分为上下两篇，中卷和下卷各分为三篇，全书分章节专门讨论了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三十三位代表性的理论家和七个不同学术流派。其中，还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有：
第一，本书虽然在总体上坚持以理论逻辑为线索，即卷次之间以及每一卷内部篇次之间保持逻辑上的关联性，但在章节的展开过程中，仍主要依托代表性理论家和思想流派。这一方面是出于写作分工的需要，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也是由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本身的思想个性所决定的。即便如此，我们不仅在章节的排列和前后衔接上仍然与理论逻辑的进展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而且在内容的取舍上都严格依照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总体逻辑线索。
第二，结合近年来学术研究的推进，我们在第二卷中以一篇的篇幅专门讨论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虽然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传统上迥异于英国的“岛国”传统，但是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随着《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杂志的改组，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英国并同英国本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术观点。因此，我们把英国马克思主义作为同法兰克福学派相并立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专门加以研究，而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看做这一流派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对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马克思主义两个流派的处理具有特殊性，尽管二者本身发展都经历了不同阶段的理论转变，但由于其自身的殊特性，我们将其独立出来加以讨论。
第三，针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我们也做了专门的处理。尽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曾一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在理论逻辑上并未从根本上超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的理论逻辑，因此，我们将其放在第一卷第二篇中加以讨论。此外，尽管近年来“后马克思主义”讨论在国内学界形成了几次热潮，但如前所述，由于“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在使用上的模糊性，我们仍然坚持“后马克思思潮”、“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划分方式。这样，当前学界后马克思主义讨论中的许多代表性思想家就按其理论逻辑被归入了不同的流派而加以讨论。
第四，不得不承认，作为一部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通史性的著作，本书做得还远远不够。这一方面表现为本书的主题和写作主要集中于哲学领域，虽然尝试覆盖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等领域，但受学力所限，还请方家指正。另一方面，我们虽然也已经注意到日本、90年代以来的俄罗斯还有拉丁美洲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并意识到这些研究在理论上的重要性，但受制于研究水平，我们还没有能力完成专门的写作。这里不得不说是很大的遗憾，但这也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目标之一。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再次表明，由于国外马克思主义自身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想用一条绝对唯一的线索来完成对其历史的书写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将理论逻辑的分析同经典思想家和流派的梳理，以及特定国家、地区理论形态研究结合起来。可以说，完成这样一部真正令人满意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通史还有待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我们希望，这三卷本的尝试能够在其中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