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万木草堂讲学
大约在与廖平见面的同时，1890年4月间，广州学海堂的高材生陈千秋慕名拜访康有为。陈千秋（1869—1895）字通甫，又字礼吉，号随生。广东南海西樵乡人。他少年时代就攻读过乾嘉汉学大师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人的著作，能考据，18岁即著有《广经传释词》，纠正王念孙、王引之著作中的某些不足，由此可见陈千秋的旧学功底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他与康有为见面之后，相与讨论《诗经》《礼记》等儒家传世典籍中的问题，康有为也向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告之以孔子改制之意、仁道合群之原，破弃考据旧学之无用。语及身世家难，陈千秋哀感涕下，而康有为则因以生死之理告之。既而，康有为又向陈千秋讲解他自己最近的研究心得，即尧舜三代之文明，皆为孔子所托，闻则信而证之。既而则告以人生马，马生人，人自猿猴变出，则信而证之。乃告以诸天之界，诸星之界，大地之界，人身之界，血轮之界，各有国土、人民、物类、政教、礼乐、文章，则信而证之。又告以大地界中三世，后此大同之世，复有三统，则信而证之。康有为的这些论点在今天看来可能已经不足为奇，但在当时乾嘉汉学笼罩天下一切学术的背景下，确实具有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莫大作用。陈千秋原本就具有极强的悟性，当他听了康有为的这些奇谈怪论之后，恍然有悟，闻一知二，遂决定追随康有为学习。（《康南海自编年谱》，18页。）7月，陈千秋成为康有为的第一个弟子。
陈千秋拜康有为为师后，便将他所知道的康有为学说向他的同窗好友梁启超热情地介绍一番，认为康有为才是他们最理想的导师，他劝梁启超也放弃在学海堂的学业，拜康有为为师。9月，梁启超首次拜见康有为，成为康有为招收的第二个及门弟子。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庵。广东新会人。少年时代即以神童闻名于乡里，17岁中举，对于中国传统学术已有相当的造诣。他接受陈千秋的劝告后，便与陈分头引荐各自亲友中的有志青年，至年底差不多已经物色到20余人。1891年春，他们二人协助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开设“长兴学舍”，正式收徒授学。康有为“与诸子日夕讲业，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康南海自编年谱》，19页。）按照梁启超的说法，讲学内容主要是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代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以救中国之法。课则宋元明《学案》《二十四史》《文献通考》等。并著有《长兴学记》以为学规。
康有为长兴里讲学所阐发的思想见解明显不合乎清初以来的正统学派，故而在听讲者方面自然引起不小的震动。梁启超后来描述当时的心情时说：“余出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于南海之间。”（梁启超：《三十自述》，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16—17页。）
康有为与众不同的奇谈怪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韩文举、梁朝杰、曹泰、王觉任、麦孟华、林奎、陈和泽等青年才俊先后来到长兴学舍就读，第一年就达到了40余人。长兴学舍旧有的房屋已不够使用，1892年，移学舍于卫边街邝氏祠堂。1893年以来，学者已达100余人，是年冬，再迁学舍于广府学宫文昌殿后面的一座祠堂里，康有为将学堂命名为“万木草堂”，以树人如树木，寓培植万木为国栋梁之意。1897年夏，万木草堂达到全盛期，就学者已有数百人。
从1891年开办长兴学舍到1898年戊戌政变后万木草堂被清廷查封，康有为在广州办学历时8年。在这8年中，他虽多次离开广州，但他从来没有停止对万木草堂学员们的授课。当康有为不在学堂的时候，日常事务由学长陈千秋、梁启超、徐勤、林奎等负责，康有为只是学堂的总监督、总教授。他除了指导弟子们研习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外，也指导他们阅读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译述的声、光、化、电等学科的西书，并着意培养学生对国家事务的关心，鼓励他们身居草堂，心忧天下，以爱国救亡为己任。经过几年的精心培养，万木草堂终于为后来的维新运动培养出一批健将，如梁启超、欧榘甲、韩文举、徐勤、麦孟华、龙泽厚、叶觉迈等，都在后来的维新运动中作出过各自的贡献。万木草堂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且在近代中国政治史上起到转移风尚的特殊作用。
三、新学伪经与孔子改制
从1890年到1897年的几年间，康有为一边在长兴学舍、万木草堂以及桂林等地聚徒讲学，培养维新变法的理论骨干，一边勤奋写作，致力于理论体系的营造，在短短的几年中，他先后著有《婆罗门教考》《王制义证》《王制伪证》《周礼伪证》《尔雅伪证》《史记书目考》《国语原本》《孟子大义考》《魏晋六朝诸儒杜撰典故考》《墨子经上注》《孟子公羊学考》《论语为公羊学考》《春秋董氏学》《春秋考义》《春秋考文》《日本书目志》等等。而在后来影响最大、最足以代表康有为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的则是《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及康有为当时秘不示人的《大同书》。
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抨击清代正统学派——乾嘉诸老的汉学——所依据的儒家经典并不可靠，以釜底抽薪的手法否定正统学说的权威。他祖述廖平的学说又有新的发展，以为西汉并无所谓古文经学，东汉以来的所谓古文经学，皆是刘歆为了王莽“新朝”改制而伪造的，与儒家之祖孔子并无干涉，故名之曰“新学伪经”。其要点主要有：（1）西汉经学，并没有后来学者所说的所谓古文，凡后来学者所说的古文皆为刘歆所伪作；（2）秦朝焚书的实际效果过去被严重高估，其实秦王朝焚书坑儒并未危及儒家六经，两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3）孔子时所使用的文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4）刘歆弥缝其欲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5）刘歆所以作伪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康有为这几个学术看法，通过并不太复杂的历史考证方法，打掉正统学派所尊奉的古文经典的神圣灵光，而断定这些古文经书只是“记事之书”，淹没了孔子作经以托古改制的原意，孔子之道遂亡矣。
如果仅就学术史本身来说，《新学伪经考》的价值确实并不值得称说，它决不像后来的辨伪学者所宣称的那样，是一部极重要和精审的“辨伪专著”。它的漏洞至为明显，“属词也肆”，“制断也武”，“立宜也不稽”，“言之也不怍”。（符定一：《新学伪经考驳谊》，载《制言》，1939（16）。）甚至曾经协助康有为撰写此书的梁启超也不能不承认此书在学术上确实存在不尽人意或牵强附会之处，以为康“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有为之为人，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也有然，其在学问上也亦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实之基础者亦以此；读《新学伪经考》而可见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80页。）
与康有为同持今文经学观点的皮锡瑞也指出：《新学伪经考》“以其说皆从今文以辟古文，所见相合。惟武断太过，谓《周礼》等书，皆刘歆作，恐刘歆无此大本领。既信《史记》，又以《史记》为刘歆私窜，更不可据。”（皮名振：《皮鹿门年谱》，27页。）
不过，康有为的这些见解是否适当是另一问题，但其对晚清思想的冲击则是相当明显的：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第二，一切古书，皆须重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64页。）显然，《新学伪经考》的价值并不在于学术的层面，它的真正价值主要还是康有为为了给他的变法理论提供一种历史的和哲学的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也不必从学术上去与康有为过分较真。
就政治层面而言，《新学伪经考》于1891年正式刊行，立即在中国思想界引起极大的反响。据康有为1917年所作《新学伪经考后序》称，《新学伪经考》初出时，海内风行，上海及各直省翻印五版，徐仁铸督学湖南，以之试士，而攻之者亦群起，朝野哗然。甲午二月，康有为入京会试未第，六月归粤，七月，清廷即下令焚禁《新学伪经考》。戊戌、庚子，又两次奉旨毁版。由此也可见此书在当时的影响。
从思想政治层面反对《新学伪经考》的理由主要是：这部书诋毁前人，煽惑后进，于士习文教大有关系。他们指责康有为以诡辩之才，肆狂瞽之谈，以六经皆新莽时刘歆所伪撰，腾其簧鼓，煽惑后进，号召生徒，以致浮薄之士，靡然向风，从游甚众。此荒谬绝伦，诚圣贤之蟊贼、古今之巨蠹。他们除了咒骂之外，似乎也没有从思想理论层面进行有力的反驳。
《新学伪经考》刊行之后，康有为在弟子们的协助下，于1892年开始写作《孔子改制考》，至1896年完稿。
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通过对今文学经典的研究，断定《春秋》为孔子改制创作之书，正面阐发被古文经学所淹没的孔子托古改制的微言大义。他指出：孔子以前的历史，是茫然无稽的，孔子创立儒教和当时诸子百家一样，都试图通过托古的方式重建自己理想中的社会；六经中之尧舜文武，皆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托，所谓尽君道，尽臣道，事君治民，止孝止慈，以为轨则，不必其为尧舜文武之事实也；六经中先王之行事，皆孔子托之以明其改作之义。这就轻而易举地将孔子的偶像作为自己变法维新的王牌。
《孔子改制考》虽说为维新派寻找到了变法革新的王牌，也自然遭到守旧者的猛烈攻击。张之洞因康有为昌言“孔子改制”而一改先前对康有为等人的支持，王先谦更是对此大加攻击，必欲致康、梁于死地而后快，他不断地向湖南巡抚陈宝箴施压，迫使陈建议清政府下令康有为将《孔子改制考》的书版自行销毁。苏舆甚至说：“邪说横溢，人心浮动，其祸肇始于南海康有为。康为人不足道，其学则足以惑世。招纳门徒，潜相煽惑。……其言以康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主，而平等、民权、孔子纪年诸谬说辅之。伪六籍，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本朝也。”（苏舆：《翼教丛编序》，见《翼教丛编》，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在这种变故的影响下，甚至原先支持康、梁的孙家鼐也转而建议清政府“宜明降谕旨，急令删除”书中凡有关“孔子改制称王”等字样，以免更多的人受到蛊惑。（孙家鼐：《译书局编纂各书请候钦定颁发并请严禁悖书疏》，见于宝轩《皇朝蓄艾文编》卷七十二，5页，1903。）
反对者的攻击也从一个方面反证，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确实对晚清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其影响之要点或许如梁启超所分析的那样，主要在于这样几个方面：
1.教人读古书，不当求诸章句训诂名物制度之末，当求其义理。所谓义理者，又非言心言性，乃在古人创法立制之精意。于是汉学、宋学，皆所唾弃，为学界别辟一小殖民地。
2.语孔子之所以伟大，在于建设新学派（创教），鼓舞人的创造精神。
3.《伪经考》既以诸经中一大部分为刘歆所伪托，《改制考》复以真经之全部为孔子托古之作，则数千年来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本发生疑问，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
4.虽极力推挹孔子，然既谓孔子之创学派与诸子之创学派，同一动机，同一目的，同一手段，则已夷孔子于诸子之列。所谓“别黑白定一尊”之观念，全然解放，导人以比较的研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65页。）
从学术史的观点看，《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皆为整理旧学之著作，真正带有创造性意义的还是康有为的《大同书》。“初，有为既从学于朱次琦毕业，退而独居西樵山者两年，专为深沈之思，穷极天人之故，欲自创一学派，而归于经世之用。有为以《春秋》三世之义说《礼运》，谓‘升平世’为‘小康’，‘太平世’为‘大同’”，（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66页。）并由此演绎出一套大同社会空想体系。其“太平世”的社会制度理想条理如下：
1.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
2.总政府及区政府皆由民选；
3.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
4.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
5.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