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3月，梁启超从广东回到上海，在《时务报》工作的同门梁启勋、韩云台向梁启超汇报了在梁离开上海这段时间里的情况，并向梁抱怨汪康年在这段时间对他们多有不公正的举措，而馆中的佣人甚至也对他们另眼相看。对于梁、韩的抱怨，梁启超当然不会高兴，他在随后写给黄遵宪的信中，也多少抱怨汪康年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不尽妥当。黄本来就与汪康年稍有矛盾，在《时务报》筹办之初就不希望汪一人揽权，于是在收到梁启超的信之后，立即致函汪康年，再次提出仿西方近代国家立宪政体，将立法、行政分开，设立报馆董事会，提议汪康年辞去《时务报》馆总理的职务，而改任总董，提议由吴樵或康有为的门人龙泽厚担任总理。（《黄遵宪致汪康年函》第25通，见《汪康年师友书札》，2348页。）
梁启超致信黄遵宪或许仅仅是为了获得黄的同情而已，而黄致汪康年的信则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梁启超认为，他自己虽然不太满意于汪康年的一些举措，但事情尚未闹到需要汪辞去总理职务的境地，《时务报》馆的总理在当时非汪康年莫属，于是他抱怨黄的建议实在是“卤莽不通人情”，反而使梁启超自己在报馆中的处境更为尴尬。（梁启超致康有为函，见《梁启超年谱长编》，95页。）汪康年在收到黄遵宪的信之后当然很不高兴，他觉得黄遵宪与梁启超联手是在有意识地排挤自己。
黄遵宪的来信使汪康年与梁启超的矛盾几近公开，这对于刚有起色的《时务报》的未来发展极为不利，汪、梁的一些共同朋友如谭嗣同、张元济、夏曾佑、吴德潇、邹代钧等得知此事后也万分焦急，纷纷劝说他们以大局为重，不要因正常的意见分歧而影响报馆的事务。（《张元济致汪康年函》第18通，见《汪康年师友书札》，1704页。）
在各方友人的劝说下，也正是出于对大局的考虑，梁启超主动与汪康年和解。他向汪解释说，这次矛盾之所以产生，主要是因为双方性格差异所致，相互之间又缺乏及时的沟通，至于黄遵宪的建议，也不应只从消极及权力一层去分析，黄的建议就其本质而言，也是为了《时务报》的未来发展所考虑，有其合理的成分在。他与汪康年共约，既然各自的意见都已讲明，从此以后，当“誓灭意见”，为《时务报》的未来贡献各自的心智。（《梁启超致汪康年函》第31通，见《汪康年师友书札》，1857页。）
或许由于梁启超的大度，使梁、汪之间的冲突得以消解。然而这种消解并没有维持很久，他们之间却又因其他方面的问题再次冲突。梁启超回到上海重新主持《时务报》的笔政后，可能是因为刚从广东拜见乃师康有为回来的缘故，在此后所发表的文章中，他一反《时务报》创办之初的承诺，而热衷于宣传乃师康有为的“三世说”、“大同说”以及创立孔教等主张，在时务报馆中的梁启超同门甚至以康有为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如此狂妄的说法当然激怒了也在《时务报》馆主笔政的古文经学干将章太炎。章太炎借酒壮胆，大骂康有为为“教匪”，遂于1897年4月14日与康门弟子发生极不雅观的肢体冲突，章太炎愤而辞职，离开了时务报馆。（参见《章太炎自定年谱》及章太炎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致谭献书；又见孙宝瑄《忘山庐日记》，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时务报》的内部矛盾，势必增加梁启超与汪康年之间的相互猜疑，梁启超离开《时务报》的想法也就越来越清晰。1897年8月，黄遵宪奉调署湖南按察使。抵湘之后，闻湘中官绅有创办时务学堂之举，他遂向湖南方面主事者推荐由梁启超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遥领《时务报》主笔。（《黄遵宪致汪康年函》第34通，见《汪康年师友书札》，2360页。）
梁启超出于多种原因，急于接受湖南方面的邀请，后经与汪康年反复协商，终于达成一致。梁启超如愿以偿，于1897年11月中旬赴湖南就任时务学堂总教习的职务。
梁启超抵达长沙之后，继续兼任《时务报》主笔的职务，但他与汪康年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为距离的扩大而有所缓和，反而越演越烈，终于导致二人关系的彻底破裂。经过一番交涉，《时务报》继续由汪康年主持，梁启超不再兼任《时务报》主笔。不过由于梁启超的离开，《时务报》已经没有先前的气势，在思想理论界的影响也远不如以前了。
《时务报》的影响主要在南部中国，而在北部中国当时最具影响力，且与《时务报》齐名的有《国闻报》。主持《国闻报》笔政的严复与梁启超齐名，有“南梁北严”之说。
严复（1854—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为复，字几道，晚年自号瘉埜老人。因他是福建侯官人，故学者又称其“侯官先生”。严复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积极向西方寻求真理，以挽救中国于危亡、促进中国进步与发展的杰出代表。他翻译的《天演论》以及其他西方学术名著，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把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哲学等著作介绍到中国，在中国思想界发生了持久的重大影响，使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活动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严复早年入马江学堂学习海军，初步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1877年5月，他被选派到英国继续学习海军。他在英国除了学习海军必修课程外，更愿意接受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文化，从历史文化层面探讨西方之所以富强、中国之所以逐步衰弱的根源。1879年7月，严复奉调回国，充任母校马江学堂教席。又一年，他调任北洋水师学堂，后升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在此奉献了凡20年。
在北洋水师学堂的那些年，严复在尽心尽力办好学堂的同时，也密切关注着祖国的命运和前途。尤其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使北洋海军几遭灭顶之灾，这对北洋水师学堂的总教习严复来说，其刺激显然要比一般的中国人还要激烈、直接，因为在那些为国捐躯的北洋海军将士中毕竟有不少是他在英国留学时的同学或他在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甲午战争唤醒了国人，更唤醒了严复，使严复由此深切地感到，中国的富强除了发展海军之外，可能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895年2月4日，严复开始在天津《直报》上连载他的第一篇重要论文《论世变之亟》。此后一发不可收拾，他相继在该报发表《原强》《原强续篇》《辟韩》等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战斗檄文，不仅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界尤其是早期传媒界的地位，而且唤醒了国人，为维新运动的蓬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西方思想资源。
严复的这一系列文章从文化背景、历史趋势等多角度地分析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原因乃至必然性。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在向西方学习了数十年之后不堪一击，是因为中国并没有从根本上学习、掌握西方的真精神，“夫与华人言西治，常苦于难言其真”。那么西方社会的真精神究竟是什么呢？根据严复对西方社会文化的体认，西方的真精神“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政刑则屈私以为公而已”。这两个问题，原本与中国社会发生之初所信守的道理没有多大的区别，但之所以在西方社会“行之而常通”，在中国行之而常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自由不自由异耳”。这就将中西之间的差异归结为东西方对“自由”这一根本要义的理解。
东西方对自由的理解既然不同，那么由此而产生的问题也就不一样，比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于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像这些差异，在严复看来，虽然难说其优劣，但确实由此确定了中西社会所走的不同路向，也由此决定了中国现在的结局。显然，严复的这些分析较康有为在甲午战争后的那些分析更趋于理性，也就更为深刻。可以这样说，严复这一段对中西社会文化差异的分析，已成为近代中国人看待中西社会的经典看法。
正是基于这种判断，严复认为，中国目前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学习西方，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全面变革，使中国步西方之后，也能够坦然地走上富强之一途。舍此之外，留给中国的就是自绝于世界民族之林。（严复：《论世变之亟》，见《严复集》，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为此，严复郑重提出颇具个性特色的“开民智、兴民德、鼓民力”的所谓“三民主义”。（严复：《与梁启超书》第1通，见《严复集》，514页。）
由于严复特殊的西学背景，他所强调的向西方学习显然已不是洋务活动期间所致力的科学与技术，而是近代西方最新的思想学说即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
在严复看来，中国的危机之所以如此严重，是由于今日西方国家已远非昔日中国所面对的那些“夷狄”，中国已经不可能再用过去那些传统的观点如以夷制夷、以夏化夷等去处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现在的西方“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主要在于西方人的思想观念在近代以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1）自其自由平等的立场观之，西方人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2）自其官工商贾章程明备观之，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悉，莫不备举，进退作息，未或失节，无间远迩，朝令夕改，而人不以为烦，则是以“有法”胜也。其“有法”与“无法”的有机结合，为西方社会建立了良性的循环秩序，不仅促成了西方的强大，而且推动了西方在“德慧术知”诸方面远较我中华民族领先。故所谓耕凿陶冶，织纫树牧，上而至于官府刑政，战斗转输，凡所以保民、养民之事，其精密广远，较之中国之所有所为，其相越之度，有言之而莫能信者。且其为事也，又一一皆本于学术；其为学术也，又一一求之实事实理，层累阶级，以造于至大至精之域，盖寡一事焉可坐论而不可起行者也。推求其故，严复认为，这主要的差别就在于西方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将西方近代的社会精神概括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这在某种程度上说严复已触及中西社会差异的本质问题，也在根本点上为中国社会的前进指明了方向。中国不进步则罢，中国如欲向西方学习，步入近代国家的行列，就只能沿着“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道路前进，舍此则别无他途。（以上两节见严复《原强》，《严复集》，5—14页。）显然，严复的这些观点已不是在中国旧有的观念中进行修补，而具有根本性的改革意义。
当严复在天津“突发高论”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正在北京谋组学会，创办报刊，鼓吹变法维新、救亡图存。严复与康、梁的思想见解在大方向上基本一致，但在细节上则有同有异，所以严复也很快与梁启超取得联系，探讨各自观念的异同。（王蘧常：《严几道年谱》，29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对于上海《时务报》的创办，严复虽然没有直接介入，但他出于与康、梁几乎完全相同的心情，曾经给予很多的支持。他在致汪康年、梁启超的信里对《时务报》称赞有加，以为“于此见神州以内人心所同”，此中消息甚大，不仅振聋发聩、新人耳目而已。他还随信附寄汇票百元，以表其“乐于观成此事之心”。（严复：《与汪康年书》第1通，见《严复集》，505页。）
金钱的支持尚属其次，由于严复觉得与康、梁至少在此时算是志同道合的同志，于是他同意梁启超的建议，将自己去年已经在《直报》发表过的《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章在《时务报》上重新发表。
《时务报》重新发表严复的《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章，自然扩大了影响范围，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赞成者拍手称颂，反对者则深恶痛绝，视为洪水猛兽，原本对严复一度尚有好感的张之洞竟然急令屠仁守撰写《〈辟韩〉驳议》，并强行要求刊登在《时务报》上。（据说张之洞企图借此迫害严复，只是由于郑孝胥出面解围，才使严复得免此难。而严复则始终认为屠守仁的《〈辟韩〉驳议》并不出自屠的手笔，而是张之洞自己撰写的。他在一封私信中猜测：“前者《时务报》有《辟韩》一篇，闻张广雅尚书见之大怒，其后自作《驳论》一篇，令屠墨君出名也。《时务报》已照来谕交代矣。”严复《与五弟书》，见《严复集》，7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