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黄绍箕致函汪康年称赞《时务报》“至美至美”，并表示愿意帮助扩大该报在湖北地区的发行。（《黄绍箕致汪康年函》第9通，见《汪康年师友书札》，2306页。）而张之洞的幕僚叶瀚在读到《时务报》第一册之后，也致函汪康年称赞梁启超“大才抒张”，为不可多得的办报天才。（《叶瀚致汪康年函》第24通，见《汪康年师友书札》，2560页。）郑孝胥在南京致函汪康年说：“《时务报》灿烂而出，如挈白日，照耀赤县，可谓杰哉！梁君下笔，排山倒海，尤有举大事，动大众之慨。”（《郑孝胥致汪康年函》第1通，见《汪康年师友书札》，2971页。）正在“重庆舟中”的吴樵在收到《时务报》第一册之后，“急读之下，狂舞万状，自始至终，庄诵万遍，谨为四百兆黄种额手曰：死灰复炽；谨为二百里清蒙气、动物、植物种种众生额手曰：太平可睹。我辈亦当互相称庆。”（《吴樵致汪康年函》第18通，见《汪康年师友书札》，500页。）总之，《时务报》的出版发行，在全国各地都获得了良好反映，大受欢迎，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销行达万余份，为中国有报馆以来所未有之盛况。
《时务报》的畅销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梁启超的文笔与思想应该是《时务报》获得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第一册之后的每一期里，梁启超除了连载他那篇具有变法纲领意义的《变法通议》外，他还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如《波兰灭亡记》《古议院考》《戒缠足会叙》《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说群自序》《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文章目录，见汤志钧《戊戌变法史》，175—1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又见李国俊《梁启超著述系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等等，都对国人产生过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在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章中，梁启超从西方近代政治理论的原则出发，强调中国之所以落后，是由于政治上没有办法，是政治体制上不如人，中国自秦王朝以来的两千年间，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越来越严密，皇帝的个人权力越来越大，越来越没有制约，历代皇帝为了独揽大权计，不惜对人民实行愚民政策，结果便是举国上下了无声息，人人自畏。这是中国在政治上没有办法最典型的表现。而西方近代则不然，西方近代鉴于中世纪的黑暗，高度注意兴民权，开议院，人人有自由之权，国事取决于公论，人人有爱国之心。由此，梁启超强调，现在的中国虽然民智未开，不宜骤设议院，但由君权向民权逐步过渡，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是中国解决当前困境的唯一办法。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言论，给当时中国一度沉闷的政治格局注入了一股清新的信息，在传播新知、启发民智、宣传变法、主导舆论等方面都起到了莫大的作用，梁启超因此而“暴得大名”，《时务报》也因此而畅销，甚至连最初不太支持汪康年创办《时务报》的张之洞在读过几期《时务报》之后，也致信梁启超，邀请梁在方便的时候到湖北一游，称有要事相商，并随信捐助银元500元。（《张之洞致汪康年、梁启超函》，见《汪康年师友书札》，1672页。）与此同时，张之洞还下令湖北全省“官销”《时务报》，称：“本部堂披阅之下，具见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凡所采录，皆系有关宏纲，无取琐闻；所录外洋各报，皆系就本文译出，不比坊间各报讹传臆造；且系中国绅宦主持，不假外人，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之洞：《札北善后局筹发〈时务报〉价》（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见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5册，3317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张之洞对《时务报》的支持应该说在此时是真诚的，作为清政府当时最有权势的封疆大吏之一，张之洞在甲午战败之后确实希望中国能够通过变法维新重新振作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必怀疑张之洞对《时务报》的支持及对梁启超赏识的真诚性。但是，张之洞的身份毕竟不同于汪康年、梁启超等人，他对《时务报》的支持是因为《时务报》的言论合乎他的主张，而一旦《时务报》的言论不再合乎他的主张，乃至侵犯了他的利益之后，再指望张之洞继续支持《时务报》显然也不太现实。
在张之洞“公费订阅”《时务报》的通知刚刚下发不久，梁启超却在《时务报》第五册发表的《变法通议》之《论学校》一节中，公开批评张之洞署两江总督时创建的“自强军”用高薪聘用洋人似有媚洋的嫌疑，又称满洲人为“彼族”。所有这些，都引起了张之洞的极端不快，他一方面准备不再“公费订阅”《时务报》，另一方面也在考虑另外创办一报馆，专门批驳《时务报》之议论。（吴樵致汪康年函》第27通，见《汪康年师友书札》，518页。）
张之洞的不满通过与张有密切关系的吴樵及时转达给了梁启超，但梁启超对此似乎并不太在意。他在随后出版的第八册《时务报》发表的《变法通议·论科举》中对倭仁之反对西学的思想进行了严肃批判，在第十册发表的《变法通议·论学会》中又对当时尚在思想文化界占主导地位的汉学及其首领纪晓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以为正是以纪昀为首的汉学家的崛起遏制了中国学术团体的正常发展。梁启超的这两个观点今天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妥，但在当时中国的政治背景下，无疑触犯了清廷的忌讳，时任张之洞幕僚的纪昀五世孙纪钜维“大怒”不已，张之洞看了之后也甚为不满，张立即授意其亲信梁鼎芬著文反驳。梁鼎芬是汪康年的朋友，他在著文反驳的同时，又致函汪康年进行规劝，反对梁启超对纪昀和倭仁的批评，告诫汪康年提醒梁启超在此后的文字中务必要小心才是。（梁鼎芬致汪康年函》第41通，见《汪康年师友书札》，1900页。）
汪康年虽然在《时务报》创办之初与梁启超有某些意见分歧，但后来当他看到梁启超因《时务报》而名誉鹊起，也一度跃跃欲试，开始著文宣传维新变法的政治主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梁启超的主张还要激进。在《时务报》第四册，汪康年发表《中国自强策》，在第九册又发表《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公开宣传当时还比较忌讳的民权思想。他认为，中国在甲午战争后之所以裹足不前，“庙堂无定策，中外无定议，旧弊未一除，新猷未一布”，其原因不在于中国之“无策”，也不在于中国人不明白中国积弱积贫之根源，而在于中国在政治上一直没有办法，中国的政治体制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权无所归”。他举例说，现在清廷的执政大臣名曰军机大臣，人虽多而权不统一，但能唯诺于“上前”而不能坚持己见，但能“恭拟谕旨”而不能自发号令。所以，中国不变法则已，要变法就必须从政治体制改革始，必须使权有所归，权力统一。而要达到这一点，汪康年认为，就必须采用西方国家行之有效的议会制度，开议院以兴民权。显然，这些观点远较梁启超已经说过的还要激进，是《时务报》公开宣讲“议会”、“民权”的第一声。（参见蔡乐苏等《戊戌变法史述论稿》，382页。）
汪康年的想法或许是要建立自己报人及政论家的形象，不料他的这些激进的看法发表之后，立即引来张之洞一系的批评与反驳，叶瀚、梁鼎芬等在读过这些文章后纷纷致函汪康年，转达湖北方面一些政界要人的意见，劝他少发表这些容易引起争议的“伟论”，（《叶瀚致汪康年函》第18通，见《汪康年师友书札》，2547页。）“万万不可动笔”，（《梁鼎芬致汪康年函》第35通，见《汪康年师友书札》，1897页。）做好自己的报馆经理就行了，这样于《时务报》、于个人都有好处。在长沙的邹代钧也致函汪康年，劝其不必撰写文章，理由是：“报论卓如主笔极佳，甚明通又不为时人所诋。公此后万勿出笔，缘前次所撰，已为梁大痛斥，且公笔亦逊卓如，各用精神于所长，庶能有济。”（《邹代钧致汪康年函》第35通，见《汪康年师友书札》，2683页。）
武汉方面张之洞及其幕僚们的不满以及各方朋友的劝说，引起了汪康年的重视，为了使《时务报》能够生存下去，汪开始注意调整《时务报》的言论，对一些过分偏激的言论稍有矫正；另一方面，汪也接受武汉方面的告诫，更加注意对《时务报》人事、经济等实际权力的掌控。
当汪康年接受武汉方面的建议，对《时务报》进行局部调整的时候，梁启超请假40余日回广东省亲。在省亲期间，梁启超继续履行《时务报》主笔的职责，不时为《时务报》提供稿件。1896年11月17日，梁启超致信汪康年，称由于《时务报》的影响不断扩大，广东方面原康有为一系的同门康广仁、何穗田等计划仿照《时务报》的体例在澳门创办一份旬刊，并准备借用《时务报》的名气，取名为《广时务报》，又告诉康、何等人必欲得梁启超为新刊物的主笔，只是他并没有立即答应，而是同意待回到上海后视情况如何再作决定。（《梁启超致汪康年函》第19通，见《汪康年师友书札》，1845页。）25日，梁启超又致信汪康年，对《广时务报》的情况作了更加详细的报告，强调之所以取名“广时务报”主要是基于两个意思，一是推广之意，一是谓广东之《时务报》。其“广”之法，约有数端，一是多翻译格致各书、各报以续《格致汇编》。二是多载京师各省近事，为《时务报》所不敢言者。三是报末附译本年之列国岁计政要，其格式一依《时务报》。梁启超还建议汪康年应尽量促成此事，“令彼知我实能办事，则他日用之之处尚多”。）（《梁启超致汪康年函》第20通，见《汪康年师友书札》，1846页。）显然，梁启超此时虽然愿意全力支持《广时务报》的创办，但他的立场还是站在《时务报》方面，并没有离开《时务报》的丝毫想法。
对于梁启超关于《广时务报》的建议，汪康年在最初的阶段似乎并没有反对，《时务报》第15册刊登的《广时务报公启》，基本上是梁启超对汪康年报告的那些内容，注明《广时务报》将由梁启超“遥领”，并称对于近事“不容已于言者”，也“拟抉择多载”，以言《时务报》所不敢言。
《广时务报公启》的刊登，立即引起各方面的注意，与《时务报》关系密切的吴德潇、邹代钧、吴樵等群起而反对。吴德潇的态度相对温和，他认为，《广时务报》的主笔，梁启超似乎可以兼领，但必须坐镇上海。以梁启超的才华，兼领几家刊物的主笔，当不是难事。然《时务报》为中国报馆之祖，汪康年、梁启超为祖馆之主，“万不可降而他适”，“祖馆两字无取于让，为祖者岂可他就？”（《吴德潇致汪康年函》第28通，见《汪康年师友书札》，413页。）吴樵认为，《广时务报》的办法极好，能言《时务报》所不能言，这样南北两刊相互呼应，应该是一个不坏的主意。“惟有一层极不妥，断不宜与《时务报》相连。惟其能言《时务报》所不能言，尤不可不如此。吾辈此时利在多营其窟，将来澳报必有大振脑筋之语，我堂堂大国于澳门只可瞠目而视，然《时务》必任其咎矣。”显然，这是出于对《时务报》未来安全的考虑。（《吴樵致汪康年函》第29通，见《汪康年师友书札》，523页。）对于梁启超可能兼任《广时务报》主笔的事，吴樵也不赞成，甚至对于“广时务报”之名，吴樵也建议汪康年函请广东方面更改报名，不要造成与《时务报》有关系的印象，“与其两败，毋宁慎之于始”。对于吴樵的态度，谭嗣同致函汪康年解释道：“铁樵深怪贵馆不当与《广时务》馆粘连一片，恐一被弹而两俱废也。此其关键，甚微而甚大，高明宜早筹之。”（《谭嗣同致汪康年函》第3通，见《谭嗣同全集》，49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邹代钧在致汪康年函中也对梁启超兼领《广时务报》的主笔，表示不满，认为梁启超如执意留在澳门担任《广时务报》的主笔，则是“大有阴谋”，（《邹代钧致汪康年函》第44通，见《汪康年师友书札》，2703页。）他建议汪康年务必说服梁启超放弃这一想法。
反对《广时务报》与《时务报》发生联系，本是出于对《时务报》的爱护，他们的共同担心是处于殖民统治下的《广时务报》放言高论，虽然能够起到与《时务报》遥相呼应的效果，但总有一天会将《时务报》拖下水，这对正在进行的维新变法宣传活动显然是有害的。他们的真实想法是，各地的维新报刊各自另立门面，暗通消息，以成鼎足之势，而不必在表面上连为一体，以免一损俱损，对维新势力造成太大的伤害。（《叶瀚致汪康年函》第35通，见《汪康年师友书札》，2578页。）应该说，这一主张是有道理的。然而或许是由于沟通不够，或许是汪康年的解释对梁启超来说太缺乏说服力，《广时务报》虽然在后来接受汪康年等人的建议改名为《知新报》，并于1897年2月正式创刊，梁启超也只兼任一般的撰稿人，但梁启超对汪康年的误解却由此而加深。（梁启超致康有为函，见《梁启超年谱长编》，95页。）两人关系的破裂只是时间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