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知耻学会而成立的是关西学会。关西学会又称“西学会”，（闵杰：《戊戌学会考》，载《近代史研究》，1995（3），74页。）成立于1898年2月8日，（《康南海自编年谱》，37页。）发起人为陕西、山西旅居京师的阎乃竹、宋伯鲁和李岳瑞等，“学会题名”者还有内阁中书雷延寿、户部主事王步瀛、户部主事王凤文、候选府焦连城、举人张翰等。关西学会当时公布的成立缘起强调，该会的成立主要是基于甲午战败的刺激，欲组织学会，唤醒国人，更要唤醒沉睡已久的关中人民。（《京师关西学会缘起》，见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知新报》第45册。）
根据关西学会制定的学规，关西学会确乎为一学术性的维新团体，其目标为推动中国的变法维新运动，其方法则是从学术入手，致力于学习西方及日本的语言文字、自然科学等。对于外省的有识之士，关西学会也不拒绝其参加，愿入会者，不分畛域，一律延揽，所有会员，交会费二十金，享有会员的同等待遇，每星期聚会一次不少于四小时，各以读书所得，质疑辩难，会员若有著述，也可互相质证，以期相互提高。（《京师关西学会缘起》附《学会略规》，见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知新报》第45册。）
百日维新前在北京创办的学会多为政治性的维新团体，而在上海，或许是因为当地的社会风气使然，百日维新前虽然也创办了为数不少的学会，但除了康有为创办的上海强学会以外，更多的不是政治性团体，而是知识性、专业性学术团体。
在上海最新创办的学会现在看来可能是新学会，而新学会究竟成立于上海强学会之前还是之后，似乎还很难判断。1897年8月出版的《新学报》第2册发表的《节录本报章程》称，“数载以来，同人等本设有新学会，取《大学》新民、日新之意”。根据同年10月《新学报》第5册发表的《本学会谨启》，可知新学会实际上是一个以研讨、传播新知识为宗旨的学术性团体，其主持人为江苏吴县人叶耀元，叶原为上海广方言馆生员。1897年，新学会在上海创办《新学报》，开始成为上海比较活跃的一个学术团体。（参见汤志钧《戊戌变法史》，203页；闵杰：《戊戌学会考》，载《近代史研究》，1995（3），48页。）
新学会内部原本就有研究、传播算学的人才和功能，然而似乎为了更强调算学的重要性等原因，1896年又由新学会出面在上海创办专门研讨算学、传播算学知识的算学会。（算学会的成立时间据闵杰《戊戌学会考》，载《近代史研究》，1995（3），48页。）
在算学会成立的同一年冬，罗振玉、蒋黼、徐树兰、朱祖荣等人在汪康年及《时务报》馆的支持下于上海发起成立农学会。农学会又称“务农会”，其宗旨是“采用西法，兴天地自然之利，植国家富强之原”，推广西方近代以来在农业技术方面的新成果，从而使中国新知识分子知道“以化学考地质，改土壤，求光热，以机器资灌溉，精制造之法之理”，以及农业产品的各种深加工技术和工艺等。（《务农会章》，见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知新报》第13册。）
农学会并不仅仅只是重视农耕，而是兼及农、圃、林、泽、畜牧、酿造等方面，并注意改造土壤、农业工具以及育种等，同时农学会注意引进西方农艺知识，聘用西方化学师、动植物师等，所以在它成立之后引起各地的普遍重视，各种形式的农学会先后在各地成立，有的还自称是上海农学会的“分会”。（汤志钧：《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383页。）
由农学会创办，罗振玉、蒋黼主编的《农学报》初为半月刊，后改为旬刊。其计划通过若干年的努力，系统翻译出版东西方各国关于农学方面的一些重要著述，“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由；远摭欧美，以得其立法之所自；追三代之实学，保天府之腴壤。”（梁启超：《农会报序》，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31页。）该报初创时拟名为《农会报》，有农学会机关报之意，后正式出版时命名为《农学报》。先后为《农学报》撰稿的除了创办人罗振玉、蒋黼外，还有梁启超、张謇、史念祖、马良、陈虬、谭嗣同、汪大钧以及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担任翻译的有王丰镐、吴治俭、吴尔昌、朱树人、陈寿彭、胡浚康、沈纮、罗振常等。
《农学报》的栏目设置主要有奏折录要、各省农事、西报选译、东报选译、农会博议，以及农学入门、蚕桑问答、农学初阶、农具图说等。其论说栏先后发表有梁启超的《蚕务条陈叙》，张謇的《论农会书》，罗振玉的《农官私议》《论农业移殖改良》《垦荒私议》《德意志农会纪略》《闽中农语》，谭嗣同的《浏阳麻利述》《浏阳土产表叙》，汪大钧的《论农会书》，史念祖的《史抚军推广开垦折》，以及马良、汤寿潜的《务农会条议》等。
《农学报》共出版315册，1906年1月终刊，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农学专门刊物。
在算学会成立的同一年即1896年，邹代钧、汪康年、陈三立、吴德潇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地图公会，设会址于上海四马路时务报馆内。邹代钧（1854—1908），字甄伯，又字沅帆，湖南新化人。他出生于一个舆地世家，其祖父邹汉勋是清代著名的舆地学者，曾协助魏源绘制过《海国图志》中的列国地图，并有地理学及地图绘制方法方面的著作传世。邹代钧自幼致力于测地绘图之事，通晓历代疆域沿革，精于测绘之学。1885年，经两江总督曾国荃的推荐，邹代钧曾随刘瑞芬出使英俄两国。在出使途中，他一面协助办理外交，一面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研究地学，所著《西征纪程》详细记录所经各国的地势、疆域、山川、海洋、政教及历史、风俗等。1889年归国后，他一度出任会典馆纂修。1891年，湖北舆图局成立，邹代钧应张之洞之邀，出任舆图局总纂，主持湖北全省地图的测绘与编辑。1894年，他完成测绘任务后转任武昌译书局海国地图编辑。1895年，他列名上海强学会，并且于此时在吴德潇、陈三立、汪康年等人的支持下，在武昌创办了一个名为“舆地会”的新社团。（邹代钧在致汪康年函第12通中说，“舆地会断不可入强学会”，似乎表明舆地会为后来地图公会的前身，也表明舆地会的成立应该与上海强学会同时或稍前。（）见《汪康年师友书札》，2642页。）不久，邹代钧应邀赴湖南主持《湘学报》舆地门，在南学会主讲舆地学一门，似乎还曾出任过湖南时务学堂舆地学教习。
邹代钧的思想倾向介于新旧之间，他在总体上对当时中国的危机有清醒的认识，认为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有所改变，否则不足以救亡图存。但是，他似乎也不赞成康、梁等人的政治解决方案，而认为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应该从各个方面的细节做起，所以他虽然列名过强学会，但对这种只图政治热闹的事情并不太热心。他曾指出：“盖学会有甚难处，所讲之学，门径甚多，我辈数人自问所有，似不足以答天下之问难，且泰西学会无非专门，如舆地会等类是也。今欲合诸西学为会，而先树一学会之的，甚不容易。”（《邹代钧致汪康年函》第9通，见《汪康年师友书札》，2639页。）所以，由邹代钧牵头成立专研地图的新学会，也就在情理之中。
在地图公会成立之前，以中文注记的世界地图已有数种，如《瀛寰志略》本、《海国图志》本、制造局的《地球图》本等，这些地图虽然都是照西文原图翻译，但辗转绘刊，不无差异。且前此的地图比例过小，山川形势等标记也不太清晰。而坊间所印的一些万国舆地图及中外地舆图说等等，则错误更多。邹代钧计划将德国、俄国、英国、法国等比较权威的地图尽量照原图石印，以便为国人提供更加权威、更加实用的世界地理知识和地图。至于国内各省的地图，邹代钧“拟用胡文忠全图为底本，而以本会所藏近今中外测定各种新图”，“参订胡图，误者改之，略者增之。并不惜重赀，托友人于京师将各省业经咨呈会典馆图稿摹绘一分，以资参订，分省为图，其分率较外国图大倍之”，（《译印西文地图公会章程》，见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时务报》第1册。）大约有600余幅。
译印西文地图是邹代钧多年来的夙愿，在汪康年等友人的支持下，邹代钧在长沙组织了一批人，似乎以“舆地会”或“舆地局”的名义进行了艰难的工作，他们大约用了一年的时间，就绘出国内各省地图近百张，极为精美。（邹代钧在致汪康年函第19通中说：“敝图局刻下甚窘，然未尝一日停工，办事者已满十人，今年必出百张，以符原议。”见《汪康年师友书札》，2649—2650页。为）了体现更好的印刷效果和提高绘制速度，邹代钧同意改变原来用石印的计划，准备引进日本的印制技术，改用铜版进行印制。（《邹代钧致汪康年函》第18通，见《汪康年师友书札》，2647—2648页。）
译印西文地图公会成立于上海，但由于邹代钧个人主要在长沙协助陈宝箴办理矿务总局的新政事宜，所以绘制地图的工作也就主要在长沙进行，汪康年与邹代钧之间主要依靠通信进行联系。大约到了1896年10月底，西比利亚、西域、蒙古等处的新图百余幅已经绘制完毕，邹代钧等人开始着手绘制中国内地的新图。（《邹代钧致汪康年函》第30通，见《汪康年师友书札》，2670页。）1896年12月30日，邹代钧收到汪康年寄来的印制地图合同，确定第一批百余幅地图在武汉印制，预定于1897年5月16日前后出版发行，计划于1897年“七八月间又可接印第二批”。（《邹代钧致汪康年函》第42通，见《汪康年师友书札》，2694页。）从译印西文地图公会的组织结构及运作情况看，这类新学会虽然列名者不少，但真正从事此项工作的人并不多，这种专业性特强的学会事实上只是少数人的职业。
在上海，与译印西文地图公会相类似的新团体还有王仁俊（干臣）于1897年8月28日创办的译印中西书籍公会及由顾涧宾、黄尧圃等人于1897年10月创办的上海印书公会，由董康、赵元益等人于1897年秋创办的译书公会等。）（参见闵杰《戊戌学会考》，载《近代史研究》，1995（3），66—67页。）
译印中西书籍公会的发起人和实际日常事务的主持人王仁俊为《实学报》的总理，而《实学报》创刊于1897年8月28日，王仁俊为总理，章太炎任总撰述，孙福保、项思勋、范祎、王季锴等任撰述，王斯源、朱树人等任翻译。大约在《实学报》创设的同时，王仁俊就在《实学报》下附设有译印中西书籍公会，以便利用各方力量，广译英、法、日等有关实学的著作，介绍东西方近代以来的新知识。（《译印中西书籍公会启》，见《实学报》，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由于该会为实学报馆集股创办，所以其会址也附设在上海英大马路泥城桥的《实学报》馆内。译印中西书籍公会经过两个月的筹备，似已略显规模，资金股本问题似乎也已解决。但中西书籍的翻译出版并不太理想，至《实学报》终止，以实学报馆的名义出版发行的《实学丛刻》也只有十余种，而算得上翻译作品的更少，只有《格致古微》、《中西政学问对》等寥寥数种。
上海译书公会由恽积勋、恽毓麟、陶湘、董康、赵元益等人发起，创办于1897年秋。此前，赵元益计划翻译出版法文地舆史学一大册，正当他集资兴办的时候，适有董康提议创办译书公会，双方遂合作兴办，（《译书公会章程》附志，见《湘学报》第20册。）并邀集其他发起人共同发起，邀请章太炎等担任主笔，其实际主持人为董康和赵元益。
在译书公会成立之前，西文及日文书的翻译在中国已有一段时间，但总数并不太理想，仅有400种左右，无法包容近代西方的全部新知识。同文馆的翻译偏重于法律类，上海江南制造局、天津水师学堂的翻译则多为兵家之言，各在华教会也翻译了不少西文著作，但多偏重于宗教，而于西方国家政教之本与一切农工商艺术却极少翻译。译书公会的成立，在某种程度上是要弥补先前翻译西文图书之不足。
译书公会的创办宗旨是为了翻译介绍近代西方与日本的新知识，“使中国识字俊民人人得窥泰西东国之由与致用之实”，（屠寄：《译书公会序》，见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译书公会报》第1册。）“以采译泰西东切用书籍为宗旨”，延聘翻译高手，并与伦敦、巴黎等地各大书店相联系，及时将西方各国出版的有关政治、学校、法律、天文、舆地、矿务、农学、军事以及光、化、电、汽等诸种新学译介国中。（《译书公会告白》，见《译书公会报》第1册。）章太炎更期望译书公会的成立，能使中国人接受西学的进度大大加快，“然则是译书会者，安知不如微虫之为珊瑚，与蠃蛤之积而为巨石也。呜呼！斯又夸父、精卫之志也。”（章太炎：《译书公会叙》，见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七日《译书公会报》第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