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译书公会同人的设计，该会最初集股20份，每股规元银500两，官利暂提周年6厘，三年后将所获盈余按股均分。在组织结构上，译书公会延聘总理一人，协理二人，英文翻译六人，法文翻译三人，德、俄、日文翻译各一人，西文总校一人，中文总校一人，另有一般工作人员若干。至于译书之法，译书公会规定，翻译能够兼通中西文者，由自己笔译，否则如当时最流行的翻译办法，由一人口授，一人笔录，然后相互勘校。译书公会原本是要将西方和日本近代以来有用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新知识全面介绍到中国来，但从其第一批选译的书目看，仍然侧重于社会科学，尤其是各国历史文化及典章制度，法文有《五洲通志》《东游随笔》《欧洲今世史》《国政制度字典》《拿破仑任总统及得国记》《俄帝王本纪》《英政府议院制》《欧洲通制》等，英文著作有《交涉纪事本末》《中日构兵记》《拿破仑失国记》《西事纪原》《维多利亚本纪》《英民史略》《各国和约》《欧洲人物志》《古今人物传》等，日文著作有《日新丛书》共7种及《欧洲新政记》等。（《译书公会告白》，见《译书公会报》第1册。）这些书籍的来源多为各国报刊上的连载作品，而翻译成中文后，也多先在译书公会的机关报《译书公会报》上发表，然后再视情况而决定是否单独成册出版。
《译书公会报》于1897年10月26日创刊。由恽积勋、陶湘等任总理，董康、赵元益任主编，章太炎、杨模等人主笔，主要翻译人员有沈晋熙、胡濬谟、陈佩常、周传谋、胡惟志、张书绅、吴宗谦、张国珍、潘彦、施仁耀等。章太炎在《译书公会叙》中对译书公会的性质、任务以及当时中国需要何种新学都有比较详尽的分析。他指出，现在西方各国科学技术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各种新学理层出不穷，社会变化日新月异。中国如果不能及时获得西方国家的这些新知识，继续以中国文化为世界先进，甘做井底之蛙，画地为牢，故步自封，那么中国欲摆脱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落后局面，只能是一厢情愿，肯定无法成为现实。在章太炎看来，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虽说五口通商给中国带来了不少的新知识，但在中国知识分子层“不治国闻，怀安饰誉”，其结果便是洋务成绩经不起考验，中国在几十年的相对升平之后终于迎来了甲午战败的大灾难，中华民族蒙受了奇耻大辱，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实际上应该承担相当重要的责任。基于这种考量，章太炎等人发起成立译书公会，创办《译书公会报》，就是为了推进变法维新，推动中国知识分子去积极地了解外国，推动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以草莱数人，仅若稊米，而细五洲书藏之秘，以左政法，以开民智”。（章太炎：《译书公会敘》，见《译书公会报》第2册。）这就是《译书公会报》的创刊宗旨。
《译书公会报》选译的东西方报刊杂志有英国的《泰晤士报》《律例报》《东方报》，法国的《非轧罗报》《勒当报》《国政报》，德国的《东方报》，美国的《自立报》《纽约报》，以及日本的《政策报》等数十种，分设的栏目主要有西报汇译、东报汇译、各国报译、外报选译、交涉纪事本末、各国人物、大事纪略、章程、文编等。从这些栏目的设置看，《译书公会报》实际上是一份外国报纸的中文选编，具有明显的文摘功能，对于开拓当时中国人的视野显然具有直接的帮助。
由于《译书公会报》是译书公会的刊物，因此该报在选译外国报刊杂志文章的同时，也注意系统地翻译和介绍东西方比较有系统、有体系的著作，曾经连载过的翻译著作有《交涉纪事本末》《拿破仑兵败失国记》《威灵吞大事记》《维多利亚载记》《英国史略》《五洲通志》《东游随笔》《中俄扬兵记》《万国中古史略》《各国金银铜三品货币表》《延寿新法》等。1898年5月24日，《译书公会报》停刊，共出版20期。
译印中西书籍公会和译书公会虽然均具有商业的目的，但其宗旨无不为向中国输入西学和日本的经验，所以他们致力于翻译和印制西学书籍。稍后于它们两家成立的上海印书公会，虽然同样致力于印制图书，具有明显的商业目的，但宗旨不是为了扩大西学和日本经验的传播，相反却是为了寻找西学及日本经验在中国的同构关系。上海印书公会的发起人为顾涧宾、黄尧圃等。其会址设在上海六马路格致书院东首，自备有全套的铜模铅字和机器。印书公会的宗旨虽然以印制中国传统典籍为主，兼及“海内通人”尚未出版的著述，但在实际工作进程中似乎也不绝对拒绝“有市场”的西文翻译书籍，而是一个以经济效益为主要评判标准的团体。（《上海印书公会启》，见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廿五日《求是报》第3册。）
上海是具有浓厚商业气息的近代城市，它在百日维新之前成立的一批新学会，除了极个别的如强学会具有浓厚的政治气息外，更多的则为具有商业目的的专业性机构，它们在客观上为上海乃至全国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其发起人的本意也只是追随潮流、与时俱进地追逐商业效益而已。各新式印书机构还算具有相当的政治、文化追求，而更专门化的团体，其商业目的似乎更加明显。
在百日维新开始之前，上海成立了不少专门化的学术团体，除了已经说过的农学会等外，仅医学类的团体就有医学善会、医学会等。
医学善会的创办人为吴以棨和龙泽厚。吴以棨字仲弢，又字子信，四川达县人，是戊戌时期重要人物吴德潇之子、吴樵之弟，也是梁启超的学生。吴樵为庸医所误，英年早逝，对乃弟吴以棨构成极大的打击，伤感无比，发誓提倡医学。龙泽厚（字积之）也因其父于客栈患痢疾，为庸医所误，痛心疾首。于是龙泽厚与吴以棨联合发起成立上海医学善会，“开医会以通海内海外之见闻，刊医报以甄中法西法之美善，立医学堂、选高才之士，以究其精微，设医院、循博施之义，以济贫乏”。（梁启超：《医学善会叙》，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72页。）
或以为医学善会虽为戊戌时期的学会，但其确立的主要依据似乎只是梁启超的那篇《医学善会叙》，而其成立之后实际活动在1897—1898年的多种报刊中都很少见到，于是有学者断定该会的“社会影响极小”。（闵杰：《戊戌学会考》，载《近代史研究》，1995（3），67页。）医学善会的实际活动很少见诸于报刊或许是事实，但报刊不记载也不能断定其没有活动，吴以棨1898年1月下旬致汪康年函，不仅证明医学善会有不少活动，还可索隐出医学善会的参与者还有汪康年、黄春圃等人。（《吴以棨致汪康年函》第7通，见《汪康年师友书札》，294—295页。函中有“昨得农会电示，公已返沪，到东不及半月，何神如是？”而汪氏离日回国的日期为1898年1月18日，故可断定此函的日期为1898年1月下旬。）由此可知吴以棨的方案是着力于医学的研讨与传播，而汪康年或其他一些人似乎更倾向于先办医院。
上海医学会的创办人为孙直斋、王仁俊、沈敬学（习之），成立时间为1897年秋。（1897年10月17日《申报》。）上海医学会的成立目的主要是为了介绍和引进西方近代的医学知识。该会成立之后，“广购书籍及西医各种器具，以备入会之人随时可以取阅试演”。（《上海医学会》，见《广智报》第3册。）上海医学会成立之后的主要活动有：一是从1898年5月20日起邀请一些名医在上海举办义诊；）《报纪医学总会送诊书以志喜》，见1898年5月21日《申报》。）一是于1898年初在上海创设医学堂以培养人才，至是年秋初具规模；《上海医学总会定期送诊续招学生告白》，见1898年5月20日《申报》；（《扩广医学》，见1898年9月5日《中外日报》。）一是于1898年7月创办月刊《医学报》，广泛传播西方近代医学知识。《上海医学总会告白》，见1898年7月31日《时务日报》。1898年5月，苏州仿设医学会后，上海医学会遂改称“上海医学总会”。（闵杰：《戊戌学会考》，载《近代史研究》，1995（3），68页。）
从行业分布的角度说，百日维新前的上海除了医学类的专业学会外，教育类的新学会更多，主要有蒙学公会、中国女学会等。
蒙学公会的创办人为叶澜、曾广铨、汪康年及汪钟霖等，成立时间也为1897年11月。蒙学公会以“童幼男女，均沾教化”和“正蒙养，造人才”为宗旨。该会发布的《蒙会学报简章》阐述了其立会的理论依据和未来考虑，应该说是对中国传统的幼儿教育理论的超越。（《蒙会学报简章》，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时务报》第42册，见《时务报》合订本第4册，2904—2905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从蒙学公会的创办宗旨看，显然是要以西方近代以来的儿童教育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改善或取代中国传统的幼儿教育理论和方法，这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抓住了中国教育体制中所存在的问题，故而梁启超深感兴趣，（梁启超：《蒙学报演义报合叙》，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56页。）给予格外的关注和支持。
蒙学公会所从事的具体内容据其成立公启称有四：一曰会，即成立学会，“连天下心志，使归于群，相与宣明圣教，开通故蔽”；二曰报，即创办其机关刊物《蒙学报》，“立志广说新天下之耳目，而为蒙养之表范”；三曰书，即编写印制一批适合儿童阅读和使用的启蒙读物，“为图书歌诵论说，便童蒙之诵习而浚其神智”；四曰学，即设立童蒙师范学及幼童养育学两馆，并视条件改善，逐步扩大为中学专门之学，“端师范，正蒙养，造人才，必兼赅而备具”，“庶成才日多，上之可备国用，下之不失本业”。蒙学公会工作的起始之点，还是从汪康年等人最熟悉的领域开始，即从翻译、编辑印制书报开始，进而创办学堂，而以会学为其归宿。（《蒙学公会启》，见《时务报》合订本第4册，2903—2904页。）
中国女学会又称“上海女学会”、“中国女学堂”、“上海女学堂”及“女学会”、“女学堂”等，成立时间为1897年11月，主创人为经元善。或许因为经元善在上海实业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故会同创办或局外主持者多为上海绅商各界乃至京师政界及全国范围内的知名人物，如严信厚、郑观应、施则敬、陈季同、康广仁、袁梅、梁启超、汪康年、康有为、张謇、沈敦和、周舜卿、赵凤昌、朱幼鸿、杨子萱及谭嗣同、文廷式、钟天玮、吴保初、狄葆贤、陈三立、曾广钧、麦孟华、吴德潇、徐勤、王修植、黄遵宪、江标、龙泽厚及西儒林乐知、斐理思、李提摩太等，给予支持的新闻界则有《苏报》《上海汇报》《文汇西报》《字林西报》《万国公报》等。
中国女学会初名为女学堂，其创办的宗旨，据经元善后来的叙述，显然是为了应对甲午战败之后的国际国内环境变化，也是当时国内舆论界兴办女学、重振民族雄风的必然结果。经元善说：“甲午后，创巨痛深，朝野之间竞言兴女学，今议开办女学以翼中国自强本计。”他认为，社会的构成本来就是男女两性，如果中国人口总数一半的女性无法接受教育，那么中国的自强也只能是一句空话，“使妇而无学，何以为劝勉之资乎？”“感切世变，每以今日中国不振，归咎于二千年女学不开。”（《中国女学堂缘起》，见虞和平编《经元善集》，182—184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所以中国的未来出路就在于能否将占中国人口总数一半的女性的智慧开发出来。“中国人数号为四万万，而妇女因不读书，遂不能明天下之事，凡言论事功，皆依靠男子，则中国人去其一半矣。西人谓吾为半教之国，乍闻之必愤惊，然细思之，非半教而何也？”（《女学堂答杭垣友人书》，见《经元善集》，207页。）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经元善遂邀集同志创办中国女学会。
11月15日，中国女学堂在上海一品香举行第一次会议，张謇、林乐知、斐理思、汪康年、吴保初等数十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宣布中国女学堂的筹备工作正式启动，会上还就一些具体问题作出规定。关于女学堂的经费，他们除了向政府当局申请资助外，主要的是依靠社会各界的捐助，并交给已经成立的上海不缠足会代为保管，凭经元善、康广仁、梁启超三人的签名字条支取，其收入支出状况按月在《时务报》及上海各日报上公布。会议还决定中国女学堂的堂址设在沪南桂墅里，校舍的建设争取在翌年3月完工，第一批计划招收3个班，约6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