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三反”收获
闲聊往事，朱家溍说，解放初期，“三反”运动开始，故宫博物院全体职工一律不准回家，接受审查。
那时阶级斗争讲究家庭出身，而解放前能进入故宫的人又不可能有工农家庭劳动人民，于是故宫当时所有职工都先被假定为有问题，于神武门广场集合，事先已经准备好大卡车，由公安人员点名押送上车，分为两队，一队开往白云观附近的公安学校，另一队开往东岳庙的公安学校。八人一间宿舍，交代历史和“三反”问题。从2月底到5月底，大多数人作了结论释放，而朱家溍却不在此列。
原来，在东岳庙期间，要求所有人都必须交代自己从故宫中“偷”了什么，没有可交代的就被看作“拒不交代”。识时务者为俊杰，大家知道只要“就坡下驴”，低头认罪，也就“过关”，并不真要如何。但朱家溍较了真，认为自己没干过的事儿怎能承认，不能自己给自己栽赃。再说如果承认偷了，交不出来怎么办？于是不肯“认罪”。
朱家溍被关在东岳庙里也没闲着，他住的是鲁班殿，院里有许多碑。朱家溍看了个遍，发现年代最早的一座碑是明宣德年立，碑文内容是北京城九门建造九门瓮城竣工答谢神灵保佑，碑阴刻的是立碑人，都是五行八作的工匠和捐钱书目。年代最晚的一座碑是清光绪二十八年立，碑文内容是为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东单牌楼建造石坊的事。这个院子所有碑文内容是明清两代历代北京各种建造完工谢神的事，每座碑文所刻五行八作的工匠名字下面的住址，大多数集中在现在北京朝阳门关厢和南北小街。可见数百年间的石匠家庭居住条件很稳定。
故宫活字典朱家传第六章下放岁月还有件趣事，朱家溍也是记忆犹新。当时一起写材料的冯华，曾参加编辑《故宫周刊》、《故宫月刊》和《故宫书画集》四十四册，后来又增加《故宫日历》每年一本，每页有一幅古画，是完全由他主编，共出版了五本。业务时间，他还先后担任了《国民日报》副刊和《古剧周刊》的主编，又为美国收藏家福开森编写收藏书画目录和提要。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改组，冯华在保管部绘画组负责书画编目工作，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会每周审查书画时，他专门负责为专门委员收展卷册，摘挂立轴，得以眼见历代实物，耳听专家谈论，加上那时钟粹宫的书画陈列室经常更换陈列，这些都为冯华先生提供了最难得也最受益的学习和实践机会。朱家溍称冯华先生对古代书画的熟悉程度真可称为一部活的书画目录。在东岳庙里，冯华因为曾经给美国收藏家福开森编写收藏书画目录，问下落，可以说被带到美国去了，所以动员大会上交上一份挺有模样的材料，都是一些明清小名头，没想到没通过，只得又加上大家的名字，结果组织说你挤牙膏一样费劲，是不是不明白党的政策呀。于是冯华又加上宋元，还是不满意，索性晋唐宋元明清全都上，不仅故宫的，凡是知道的、听说的都写，结果俨然成了一部“中国古代美术史”。
这样过了两个多月，他和另外“态度不好”的7个人被关进看守所，每日做些轻微劳动，听候继续调查。这样又过了一年十个月，1954年4月1日朱家溍才被释放回家。
这期间，朱家溍回忆说：“有一天我正在拘留所干活儿，有个一块儿的人神神秘秘慌慌张张地来找我，说有个穿军装的点名道姓地要见你，是个年轻人。我一听也有点害怕，心想是不是要关监狱了。等那人来了，一瞧，原来是好友的父亲。那时在北京公安学校当校长秘书。他见我就说，今天特意过来看看我。还关照说虽然他不相信我会有什么偷盗行为，但这回上边决心很大，别太较真儿。后来我想想也是，当时那形势，用现在的话说，叫‘顽抗下去，死路一条’。所以后来我也就不那么‘顽固’了。我还记得我到家那天已经是晚上，我在外头一打门，有个表姐来开门，门缝一瞧是我，并没马上开。我们都好京戏，她在门里头唱了一句《打渔杀家》的戏词，‘你退后一步’。我退了一步。她又唱‘你再退后一步’。我又退了一步。她还唱‘你再退后一步’。我已经退到对面墙了，于是也用戏中词回唱‘后边已经无有路了’。她这才把门打开，说‘我就知道，不撞墙你是不回头’。”
回忆在看守所一年又十个月的时间里，朱家溍说自己也没有白过，也有三点小收获。第一是在劳动之余，允许向图书馆借书看，起初是借小说，包括翻译前苏联小说，例如《战争和和平》、《复活》等，但很快就把这些小说看完了，“我发现架上有二十多本精装的《马恩全集》，于是我看完一本续借一本，精读了一遍。如果不是被关起来，我想不会通读这部书的。”第二，同房间有一位人民大学教俄文的老师，是新疆维吾尔族人，汉语说得很流利，曾经在苏联留学，朱家溍向他要求学俄语。他同意了。朱家溍立刻写信，让家里人给他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行的广播俄语课本上下两册，朱家溍向他认真学了两本书，“我想如果在博物馆岗位上，像1949年到1951年那样紧张的工作是不会有时间学俄语的。”第三，十多个人一间屋，休息时候永远是人声嘈杂，但朱家溍习惯了，就像听不见一样，所以他恢复自由以后仍然可以不惧环境清净与否，在人声嘈杂的地方也可以照样写一篇急需的约稿。这些都是朱家溍在看守所里的收获。
朱家溍女儿朱传荣回忆父亲不畏嘈杂这一特点，很多人都熟知，用朱家溍的话就是“除非你把我揪起来”，用朱家溍妻子的话就是“跟他说话不过火”，都是充耳不闻的意思。甚至在朱家溍妻子做剖腹产手术时，朱家溍正兼任梅兰芳先生的秘书，在产房外等待的同时，照样可以写出一篇为梅兰芳先生出国用的发言稿。
2. 文化大革命
1965年，故宫博物院里已经派出参加“四清”的队伍，有些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尚未真正摸到文物就派出参加“四清”。朱家溍被安排到吴仲超院长领队的第二批。1966年初，朱家溍和这批队伍先集中在西安学习一周，然后分配到蓝田县冯家村公社，具体的工作点是黑沟大队。
从冯家村公社出发的那一天就下起大雪，朱家溍所在的这个小组由公社派来的一个十多岁男孩领路，山路很不好走，雪越下越大，在岭山走了四个小时，还没到目的地。四周白茫茫一片，领队的孩子也犹豫，不敢下岭，怕下错了岭口。又转了很长时间，突然发现云雾中有炊烟冒上来，又听见鸡鸣，才决定从这个路口下岭，下来果然找到大部队。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了，朱家溍这只小组却无法被安置，只好吃点干粮，仍旧穿着棉大衣，大家挤在一张通铺上，盖着一个卡车上用的大雨布，睡了一夜。次日早上，大家到大队长家里商议这个工作队的吃住安排。过了几天，调整人员把朱家溍调到冯家村附近一个大队，这里由陕西本地“四清”工作人员和朱家溍他们一起，逐渐展开“四清”工作，大队长、生产队长及队会计等干部交代“四不清”问题，开动员大会，培养积极分子加入共产党等。朱家溍本人不是共产党员，却参加共产党的会议，作出准许什么人入党的决定，因为“四清”运动中有一条纪律，不准暴露身份，当地人不准问，朱家溍他们自己不能讲。因为是北京来的，当地人自以为都是毛主席派来的。这种纪律是根据什么制定的，朱家溍始终不明白。
过了几个月，这里的“四清”工作尚未结束，突然之间接到通知要朱家溍等人各回单位，当然朱家溍就回故宫博物院了。
朱家溍到家的第二天到故宫博物院参加大会，在会场上看到吴仲超院长和几个党员干部，他们是前几个月到中央党校学习，尚未结业，也是头一天回到北京，刚进会场就听见不少人喊口号“打倒吴仲超”。朱家溍才知道这算进入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朱家溍也变成了“黑帮”。开斗争会、批判会自不在话下。吴仲超院长和其他人，包括朱家溍都被关在东角楼下的一个院里。几个月后，因为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不准私设公堂”的指示，朱家溍等人都被放出来。
朱家溍回到家才知道，家里已经遭受了三次大规模的抄家。后来又有一次，朱家溍从故宫下班回家，正赶上红卫兵领队来补抄一次，这算是小规模抄家，因为事实上已经无物可抄。到晚上九点，一家人才考虑吃晚饭。当时朱家溍妻子下午正要出外买菜，遇到抄家的进来，自然就没再出门，到这个时候，一家人只好用葱花炒一锅窝头，就些咸菜凑合一顿。朱家溍喝了两杯酒，吃两碗炒窝头，就睡着了。次日，儿子的同学来看朱家溍，说：“昨儿晚上我也来了，看您都睡着了。我真服您，刚抄过家，您就吃得下，睡得着，还睡得那么香。我真服了。”
当时为了使故宫免遭破坏，周恩来总理命故宫停止开放，并派部队保护，所以根本没有业务工作。每天上班，一部分职工组织造反派，一部分属于逍遥派，一部分就是朱家溍这样被称作“黑帮”的，有造反派管制着，监督着干些体力活。在1966年8月的文化大革命初，朱家溍已变成“黑帮”又被揪出来。朱家溍就每天打扫地面、清理厕所或搬运物品等。除此之外，有时开分片的批斗会，有时开全院大会，或文化部系统更大的批斗会，这时候朱家溍都要去陪斗。当时在食堂买饭，辟有专门出售“无油菜”的“黑帮窗口”。一次在中午吃饭前，人大附中入院帮助讲解《收租院》展览的几个红卫兵，正在食堂前广场上训斥一队所谓“黑帮”的专家，挨个让他们“自报家门”。朱家溍用洪亮的嗓音，学着京剧武生的道白，不无调侃地喊出“封建余孽朱家溍”。朱家溍的这句“自报家门”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文革后刘炳森先生常学这句“封建余孽朱家溍”，引来一片笑声，在嘲弄文革同时，也品味着朱家溍的幽默与豁达。这样过了一年多，到1968年的国庆节，“黑帮”又被造反派关起来，仍住在东角楼下地院落里不准回家。
直到1969年1月，解放军工作队进点，把造反派的组织取消，全院职工按原来部门编成连排队伍。不论是革命群众还是“黑帮”，大家都在办公室住宿学习，不再随便开斗争会，对于原来定成“黑帮”的人，开始一个一个地作总结。
朱家溍因为在一次装车中把腰扭伤了，这段时间正在家休病假，接到革委会通知，说如果能走路行动的话，就要开朱家溍的批判会。朱家溍就称自己已经能行动了。于是当天朱家溍小学五年级的小女儿朱传荣扶着父亲到了故宫博物院，这次会场还给朱家溍预备了一张藤躺椅，这是运动以来从未看到过的场景。大会上，主持人照例要念毛主席语录，通常情况下选的语录是：“……把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次主持人选的是“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批判修正主义”，朱家溍觉得这次大会的走向不同以往。果然陆续发言多数比较温和，其中主持人的发言尤为有趣，竟然大谈美学观点中的分歧。发言结束后，要朱家溍回避，革命群众讨论朱家溍是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等。朱家溍在隔壁房间，听得很清楚，绝大多数人都说“人民内部”，但是少数不同意的人也很坚持，正在相持不下的时候，故宫博物院的食堂工作人员在叫来菜了。当时北京吃的菜经常青黄不接，经常食堂有菜筐就是没菜。一旦来菜，就是居民在家里都能听到，顿时大家相互招呼着，去排队买菜了。所以，这时候朱家溍的问题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到底“属于什么矛盾”通过的当然就是多数人的意见。这就是“作结论”，也叫“解放了”。这都是当时无人不晓的语汇。朱家溍晚年回忆时还很遗憾没有一部词典收录这类语汇，他说：“再过一些年大概就完全没人能了解了。”
3. “五七”干校
1969年l0月，故宫大部分职工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当时朱家的大哥朱家济在浙江文管会工作，因为在“文革”中被批斗，引起心脏病发作已经去世；二哥家濂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因为与故宫同属文化部，和朱家溍一样都在1969年干部下放；三哥家源在社科院历史所工作，下放到河南罗山“干校”。当时朱家溍的儿子传棠当时是北京钢铁学院四年级学生，在河北迁安参加铁矿会战，女儿传移、传梓分别算是高中初中毕业，已经去了云南的生产建设兵团，在西双版纳种植橡胶。家里只剩下妻子和小女儿传荣。当时朱家兄弟共有一所住宅，数十间房间是父亲在世时买的。父亲去世，所有权就成为弟兄四人共有。“文革”开始时，这房子自动交给政府，允许继续居住，但是要每月向房管局缴纳房租。朱家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离开家，离开了北京。
到了“干校”，朱家溍分配到了第二大队九连，这时候故宫的工程队先期到达，已经在这里建了一批土坯房，朱家溍这批“五七”战士住进去的时候，还没有来得及装门窗，吃的是窝头、熬南瓜，每天的劳动仍然是盖土坯房。到1969年冬天，全国范围内执行林彪的所谓一号命令，所有已下放干部的留京家属一律迁出。于是朱家溍的妻子带着小女儿也来到了湖北咸宁。这时候家属宿舍还没盖呢，暂时安排到附近借住。不久朱家溍一家分配到一间房子，吃饭在附近的照顾食堂，安置好家后，朱家溍仍然回九连参加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