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宝座的布置，《啸亭杂录》载：“大内于元旦次日及仲春秋朔，行大祭神于坤宁宫。钦派内外藩王、贝勒、铺臣、六部正卿吃祭神肉。上（指皇帝）面北而坐……”《啸亭杂录》的作者是乾隆年间的人，可以知道在那个时代以前，皇帝坐在南窗大床，面朝北。又据《曝直纪略》：“每年坤宁宫吃肉三次，枢臣皆与。两宫祭神毕，太后坐北床，皇上坐南床，如太后不御坐则皇上坐北床。”从这一材料知道，到了同治、光绪年间，除了南床上安设座褥、靠背、隐枕一份宝座以外，在北床上又增设一份。这次陈设是按这种形式来布置的，坐北面南的一份最初曾经设在正间，后来经过文史馆衡亮先生提供的照片，核对后才改成在西一间。还有南北两份宝座各安设铜座牛角灯两个于座褥左右，也是参考照片布置的。
忙完这个坤宁宫，可以说坤宁宫原状陈设所反映的时间是整个清代的。在东暖阁内，可以具体地表现同治、光绪婚礼期间的状况，但并不排斥乾嘉以来遗留下来的陈设品。在明间内具体表现举行朝祭的状况，是坤宁宫从有祭神以来的原状，同时也不排斥同治以后南北对面设两份座位的状况。朱家溍和同事从一切能够找到的可靠史料中选择恰当的内容，将原地点历史上积累下的室内陈设面貌重新恢复。这次布置故宫中路自太和殿至坤宁宫的原状陈设，都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进行的。
咸福宫
皇帝后妃居住在什么地方，也是参观故宫博物院的观众好奇的地方。紫禁城内东西六宫在明代是妃嫔们居住的地方，到了清代皇后或者妃嫔们都被指定居住在东西六宫的其中一个宫内。属于西六宫之一的咸福宫，建于明永乐年间，原名寿安宫，嘉靖十四年改为咸福宫。朱家溍通过资料文献发现，咸福宫也并非是后妃居住的宫殿。
据《国朝宫史续编》载：“咸福宫，前殿恭悬高宗纯皇帝御笔匾曰‘内职钦承’。东壁悬汪由敦书《圣制婕妤当熊赞》，西壁悬《婕妤当熊图》。”中间设宝座、地平、屏风。这个类型的室内陈设，在乾隆时期东西六宫的前正殿都是如此。这一格局说明前正殿都是为本宫所居住的后或妃，遇有应行得礼节时在此升座，而不是当做寝室。东西六宫在当时都是以后殿做寝室。但也有的时候后殿例外。据《国朝宫史续编》载：“咸福宫后殿恭悬高宗纯皇帝御笔匾曰‘滋德含嘉’。东室恭悬高宗纯皇帝御笔匾曰‘琴德簃’。西室高宗纯皇帝御笔匾曰‘画禅室’。”画禅室又是存有许多董其昌书画，如王维的《雪溪图》、米元晖《潇湘白云图》等。这和东宫的景阳宫后殿存贮宋高宗书《诗经》、马和之画《诗经图》取名“学诗堂”的安排一样。在董邦达所绘的墨笔《画禅室图》立幅，上有乾隆跋语，也提到董其昌旧藏法书名画都收储在咸福宫。有了这样的安排，咸福宫在当时就不可能分配给某妃居住，而是当做皇帝自己偶然起坐的住所了。这是乾隆时期的情况。
朱家溍在资料中继续发现，在乾隆死后，嘉庆在咸福宫守孝，还在写诗纪念这段日子，如《御制春日咸福宫诗》中写道“敬恭守遗训，此志永无移”。道光也在诗歌里写道自己守孝在咸福宫，原来道光死了，咸丰也是在咸福宫守的孝，孝满以后，还有时在咸福宫起坐办事。在咸丰时期，咸福宫后殿里有许多笔墨，都是当时著名书法家以及恭亲王写的杜诗《秋兴》八首大横幅。其余都是咸丰时代的亲王、大学士、军机大臣等人写的。可见当时咸丰不仅在此守孝，孝满后还经常在此居住。
书画艺术
朱家溍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吴仲超院长当时还组织了一个书画委员会，主任委员其中一位是朱家溍。朱家溍负责编辑出版书画，工作量不大。
当时故宫出版出版物，没有署名，只有故宫博物院一行字。不久又成立文物征集委员会，地点在当时神武门内西房，朱家溍也是委员之一。1956年到文革前，十年中通过这个渠道收购了很多文物。当时李文善负责事务工作。朱家溍每天都会接到他的电话，到西大房看东西。有时一天还不止一次。文物商店当时只是贱价收购，买主很少，所以把故宫当做最大的买主，要价也不高。除文物商店之外，也有物主自己直接来求售的。
1959年，故宫筹建《历代艺术馆》让朱家溍负责明清部分，尔后成立工艺美术部，吴院长又请他去着重研究明清工艺美术，他答应后即主持了工艺美术定级工作，并筹备了两个专题陈列，即《漆器陈列室》和《珐琅器陈列室》，此后，朱家溍在工艺美术研究方面的涉猎面越来越广，除陶瓷、青铜有专人研究外，漆器、珐琅、织绣、竹木牙雕、文房四宝、金属工艺、家具等门类，均一一涉足。
1958年，朱家溍与单位同事一起下放农村，到了年底朱家溍又回到了故宫。
5. 又回故宫
1956年朱家溍重返故宫时，吴仲超院长交给他一项任务，就是转入宫廷史迹的研究，之后他逐渐成为故宫最具权威的宫廷史专家。但是在1958年从干校回京后，朱家溍每周两次整治学习，在文化部领工资。故宫博物院并未正式通知朱家溍上班，朱家溍去看吴仲超院长的时候，吴仲超院长说自己现在仍然是靠边站的性质，一切由革委会主持，即使通知他上班，也是坐冷板凳。
到了1974年，这时候正值发还抄家物资，有些东西发还了，有些东西已经处理，可以折价给朱家溍一部分钱，拿出一张单子开列着每件东西的处理价码，但没有总数。革委会人员要朱家溍当面计算出一个总数。朱家溍就说自己不会算账，“你折多少我都没意见。”革委会办理此事的那位同志满面怒容，说：“非要你算不可，太猖狂了。”这时候，王树芳同志走过来，说：“老朱，你别为难，我知道你不会算账，我替你算。”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在这种环境中却体会出一片善良的心。这一天朱家溍听了吴院长的话，联想到革委会工作人员的态度，决定办理退休。
自从1965年参加“四清”工作队开始，到1974年，朱家溍感觉自己已经整整九年没摸书本，这书本指的是经史子集四大类的线装书。朱家溍常用的书和朱家藏书数十架都被北京市文物处抄走，此时已经决定发还，由三哥朱家源的工作单位历史所的同事代为办理领回手续，但是朱家溍的家，房屋被街道工厂挤占，除了家里人住的一点面积，实在没有藏书的地方，因此全部书籍全部暂存在历史所。这时候朱家溍要看书怎么办呢？既然已经从故宫退休，革委会对朱家溍又有歧视，也不便去故宫的图书馆。于是朱家溍就到国子监的首都图书馆办理借书证，成为首都图书馆的一位常客。
可是朱家溍这样的退休生活也就过了三年多，当时他是这样安排自己的退休生活，五元钱买一张公交汽车月票，每天早晨到西山或北山，寻幽访胜，其实这些都是青年时期游过若干次的地方，此时不过为了活动身体而已，中午回家吃饭，下午读书写字。在三年当中，朱家溍重新整理从前所编家藏古代书法、名画、器物目录稿，藏书目录，碑帖目录稿，整理出《介祉堂藏书画器物录》（两卷）、《萧山朱氏六唐人斋藏书录》（八卷）和《欧斋藏帖目录》（两卷），以及父亲的遗著《欧斋石墨题跋》，用小楷在毛边纸上誊清，并请启功题签，琉璃厂书店老友魏广洲先生装订成册。此外，朱家溍还开始编写《历代著录法书目》，这是一部大型工具书，在退休期间写了一部分，完成出版是在复职以后很久了。朱家溍编写这部书参考引用书画著录数百种，收录一千六百六十五人的传世作品和记载。
1978年，故宫突然通知朱家溍回博物院工作，因为国家文物局颁布一个古籍善本标准的文件，命全国各图书馆对于馆藏图书馆按新颁布标准选出本馆所藏善本图书，并编出本馆善本书目家汇总编出全国善本书录，由文物局组织专家汇总编出全国善本书目。朱家溍的任务是主持故宫图书馆的这项工作，同时回故宫博物院的还有其他退休同事。
朱家溍先选出善本，然后仿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体例，又增加版本、行款、纸型等内容，为每部书写一篇提要。这项工作一直到1980年才完成，花了将近两年时间，交到全国善本古籍总目编辑组。《故宫现存善本书目》共著录故宫藏善本书两千八百种。这次重新回到故宫工作的第二年，即1979年的春天，博物院的退休人员中有两人又被通知撤销退休，从即日起正式复职。一个是历史博物馆的傅振伦，另一个就是朱家溍。
198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请朱家溍为一个美国留学生席安琪指导博士论文，她的论文题目是“中国的祭礼”。朱家溍很好奇怎么找到自己做导师，他对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楼宇烈教授说：“我不是专门研究礼的，为什么要我指导。我没有这个资格。”他说：“这个学生是台湾大学毕业的，汉文程度非常好，能说能写，能读中国古书。至于请你担任这项工作，是因为我知道您对于三礼是研究过的。”朱家溍说：“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是《左传礼徵》，那不过是学生作业的性质，哪里谈得上研究。”楼先生却说：“您是最合适的人选，这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于是朱家溍除了故宫的工作，还每两周去北京大学一次，朱家溍给席安琪指定应读的书，她读过之后，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在朱家溍到北京大学的那一天提出来，进行详细讲解。朱家溍这样的指导工作进行了四年。
1992年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工作组，对全国工艺品类一级文物进行复查，除陶瓷、青铜、玉器外，其它工艺品均由朱家溍负责鉴定，这期间真伪、级别均由朱家溍“一锤定音”，是业内公认的明清工艺品鉴定权威。
1994年起，故宫博物院着手编撰藏品系列图录，即《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60卷，最初几卷较冷门又无高级职称任主编的门类，如织绣、家具、竹木牙角等，均请朱家溍担任主编，他欣然应允，后来有了高级职称专家，他又立即让位，担当咨询、顾问之责。
至于书画领域，吴仲超任院长后，陆续接纳了徐邦达、王以坤、刘九庵等一批书画鉴定、研究专家，实力较雄厚，朱家溍就主动让贤了。有人曾问：“您书画根底那么好，为什么不搞了？”他回答：“已经有那么多人在搞了，我就不搞了，搞点别人不搞的。”其实，朱家溍在书画方面的研究并未中断，而且成果令人瞩目。如他主编的《历代法书著录目》，是继美国福开森《历代绘画著录目》之后的一部力作，法书、绘画相配，堪称姐妹篇。此书作为工具书，需收集大量的著录书籍，进行细致的资料整理，工作繁杂，故几十年来，无人敢问津，朱家溍为补此空缺，不辞劳苦，正常工作之余，兼干此事，积十年之功乃成。
朱家溍在明清宫廷史方面的研究，在故宫堪称权威，在国内也屈指可数。尤其对故宫的宫廷原状文物，可谓了若指掌，如数家珍。1994年，全国博物馆系统组团到台湾，应邀考察台湾的博物馆，朱家溍随团赴台，并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应邀讲学多次，他的研究成果受到了文物界同人的钦佩和赞赏。
1998年故宫博物院想进一步复原太和殿，尤其是复制已毁的乾隆所题匾额和左右对联，形制和书体的依据还是那张照片，有人提出书法按照片勾摹，但照片太小，字迹又不甚清晰，难度很大，有人就主张请专门仿学乾隆字体的书法家来临仿。后来两方案同时进行，审查时最终是由朱家溍拍板：“临摹原迹”！文保科技部摹画组遂几番逐步放大临摹，最终得以圆满完成，挂上太和殿后顿增宏伟气势。在调整其它宫廷原状陈列如养心殿和西六宫、坤宁宫洞房以及恢复乾隆太子宫重华宫时，承办人员都曾向朱家溍请教过，使之尽量接近历史原貌，在朱家溍的指导、推动下，现今已成立正式的原状陈列科，并有专人从事研究，可以说为宫廷史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