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东暖阁最主要的用途就是帝后合卺。清代皇帝婚礼，极尽铺张浪费之能事，内务府对于婚礼所置办的物品，费用往往几十倍于市价。室内的铺陈，最足以说明这个问题。朱家溍和同事在布置清代皇帝婚礼期间的原状时，首先对东暖阁的室内环境和固定的装置进行研究。东暖阁为敞两间，前檐通连大炕一座，后檐落地罩木炕每间一座，落地罩上面仙楼两间。据康熙四年礼部奏折，内有“……今奉太皇太后懿旨，中间合卺与神幔甚近，首间、次间虽然间隔尚是中宫之正间内北炕吉”。显然，中间即指向有“坤宁宫”匾额的一间，首间即指有煮肉锅灶的一间，次间的北炕，是指东暖阁靠西边的落地罩炕而言。又查《会典》载同治、光绪大婚一切俱照康熙四年成案办理，可见从康熙时起，北炕就是这个用途。从清室善后委员会《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二册（坤宁宫部分）上面可以看出，在这个炕的范围内有“紫檀雕龙凤炕几二张，紫檀雕龙凤双喜字桌灯二对，红呢炕罩一件，黄氆氇炕垫一件”等物品。双喜字桌灯应该是婚礼时用的，龙凤炕几应该是平时和婚礼时都有的陈设，至于黄氆氇炕垫则仅仅是平时的铺陈。根据清代宫廷陈设的惯例，每一处所的陈设品，有些是长期的，有些是逢年过节才安设的，包括一些丝织锦的炕垫、座褥等等在内。它们有的存储在本宫，有的收储在广储司所属的各专库内。至于不常用的地方，陈设物品根本不齐全。《故宫物品点查报告》虽然是很好的参考资料，但也不能受它的局限，例如坤宁宫所有原存的物品中，根本没有适合这个北炕的炕褥，结果在库房中找到了尺寸正合的大红缎绣龙凤双喜字大炕褥一件，褥里有布条写着“东暖阁北大炕”字样。同样选择了与此同一风格的大红缎绣百子图座褥两件，正适合前檐大炕在炕桌两边的尺寸。这三件褥子，可以反映当时举行婚礼的情况。
自道光十五年到宣统二年，共有七册时间不同的坤宁宫东暖阁陈设档，可以看出东暖阁的陈设，前后大致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在举行婚礼时加上一整份大红绣龙凤双喜百子等图案的座褥、炕垫、帐幔、地衣及喜字灯笼等物品。陈设档上所载的物品和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报告上的登录，大部分是相符的。例如前檐大炕东西墙上蒋廷锡和顾铨的画，案上的白玉盘、珐琅炉瓶盒、紫檀木嵌玉如意，案下的潮州扇、玻璃四方容镜、雕漆痰盒以及墙上挂的钥匙口袋。自道光至宣统一直都是这些摆设，都是乾隆年间制品。结合墙上乾隆的题诗，这个陈设形式可以上溯到乾隆时代。不过，朱家溍和同事所能找到的档案依据，最早只能及于道光而已。在点查报告上，虽然这些物品不像陈设档上那样集中而又有次序，但物品都还存在。这些陈设品都曾经对照过几种史料，彼此都没有矛盾。
朱家溍发现有些材料也不尽一致，比如北墙东的一个炕，《故宫物品点查报告》和七册陈设档上的记载都不同，前者说是双座，后者说是“紫垣内正宝座”。朱家溍和同事经过反复论证，还是认为原状陈设应当按照长时期陈设档上设正座的形式，所以虽然《故宫物品点查报告》上记载明确，还有溥仪占据宫内时拍摄的照片为证，可是为了符合比较长久的陈设情况，就仍设正座，并且在北墙上恢复了坤宁宫铭的挂屏和几部书以及陈设，根据历年陈设档，这里还有《盛京舆图》、《经史讲义》、《敬胜斋法帖》等书帖和陈设，显然是为皇帝准备的。例如炕沿鼻柱的大铜钉上挂着一份弓箭撒袋，虽不是为了实用，但和坤宁宫的很多从生活实用品与象征性陈设品是协调统一的，因而还是摆上去。
在坤宁宫明间的陈设，有两个方案，一为表现白天无所活动的状况，一为表现各种祭神礼节中之一种。现在陈列的属于后一种。从所掌握的物品来考虑，在各种祭神礼中以表现每日朝夕祭为宜，但朝夕二祭不能同时进行，所以只能表现朝祭。而夕祭神位平时就在北炕上，陈设的物品也可以同时存在。
16世纪满族杰出的首领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以父、祖十三副遗甲起兵时，为加强民族的战斗力，将部族联合成一个萨满教崇拜群体，把原属于满族民间信仰的萨满文化作为凝聚满民族心理的一种手段，将部族团结在共同信仰的萨满教神杆下，加以尊重和传承，“使之成为满民族共同的宗教”。祭祀萨满的神像、神位既复杂又多样，既有关羽等古代真实人物，也有佛祖释迦牟尼、观音，还有传说中的满族祖先七仙女、长白山神、蒙古神等。但是，所供神位并不同时祭祀，分别有朝祭、夕祭两个不同的时间。据《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中记载，朝祭于每天的丑、寅两个时刻举行，主要祭祀关羽及释迦牟尼、观音菩萨等神佛。届时，有关人员在东墙上悬挂黄幔。黄幔上悬挂观音菩萨像、关羽像。由司香官进香，司俎进猪。萨满祭祀人员演奏三弦。并用拍板、鼓掌应和。行叩拜礼。然后，将黄幔南移，撤去菩萨像，将关帝像移往正中。夕祭在每天的未、申两刻举行，主要是祭祀以七仙女神为代表的满族祖先、蒙古神为代表的“先世有功者”。届时，悬挂青幔，西面立杆，上悬腰铃。幔内供奉穆里罕神、画像神、蒙古神等。届时，司祝佩带腰铃，打着手鼓，唱着赞美祖先的颂词。内监以拍板、鼓掌相和。然后，行宰牲礼，内容与朝祭相同。
对照上述记载，考察坤宁宫所藏祭祀萨满的神位实物，朝祭神为撒金纸“释迦牟尼佛像”横幅、纸本设色的“观世音菩萨”卷轴、纸本设色的“关圣帝君”卷轴、白桦木“无字神牌”。关公在清朝已经升级成为关帝。如一位清人在笔记中描写的：“本朝为入关之先，以翻译《三国演义》为兵略，故其崇拜关羽，其后托为关神显灵卫驾之说，屡加封号，庙祀遂遍天下”。
夕祭神为纸本设色的“七仙女像”卷轴、绸布缝制的一男、一女布偶蒙古神及穆里罕神。云龙纹织锦缎衣料包裹着的木雕鹰头、木雕鹿头、木雕熊头、木雕鱼头等，自西向东排列在横架上。实物与《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中记载完全吻合，其摆放位置也相同。关于夕祭的布置，根据《满洲祭礼》卷二“夕祭仪”的记载，“穆里罕神，自西按序供奉架上，画像神安奉于神幔正中，设蒙古神于左，皆于北炕南向”。从卷六“器皿形势图”供奉古神连靠黑漆座的图式和各种文件上都记载着蒙古神列于最末可以断定，原存北炕的连靠黑漆座上的两个绸制偶像就是蒙古神。《清史稿》礼志第四解释坤宁宫夕祭祝辞中“喀屯诺延为蒙古神”，所以这两件偶像现在就定名为喀屯诺延。在供夕祭神位绘画黑漆抽屉桌中原有画像一轴，当即是画像神。内容为七个盛装女子端坐椅上，上有飞鹊两只，下有清代服装的供养人二人。夕祭祝辞中游“纳丹岱珲”，《清史稿》礼志和《国朝官史》解释纳丹岱珲为七星之祀。这个画像神是七个女子，可能就是纳丹岱珲。至于穆里罕神，估计原来可能是牌位而不是画像，但在藏品中尚未发现此项物品。
夕祭神位供在北炕上，祭祀前将一个黑漆架放在炕上北墙根，用黄棉线绳系上镶红片金青缎神幔。将穆里罕神、画像和女神像悬挂在神幔正中，蒙古神放在有靠背的漆座上，座上铺红片金褥。夕祭神位均坐北向南。祭毕，画像神、蒙古神像、穆里罕神像装入红漆匣内，放在绘花黑漆桌上。
清代宫廷祭祀仪式在溥杰的《醇亲王府的生活》书中记述非常详细：每位神如如来佛、观音、七仙女、长白山神、远代祖先和始祖前各供糕九盘，是在天未明五更时分开始献糕的。这时祭主吉服向西而跪，面对向东的“神幄”供糕献酒以及素供（此时先向如来和观音龛上祭）。同时“萨满太太”穿吉服舞刀口念祝词道“敬献糕饵，以祈康年”（用满族语言）。主人跪击神板，诸护卫官员也群击神板和弹弦子、弹筝以及月琴。“萨满太太”念歌及祝词后，主人向神叩首。这时司香妇（掌管烧香的女仆）将如来、观音的神位请出户外，在西墙设一向南的佛龛以供之。然后司俎者高呼“进牲”，佚将牲牵入，主人和与祭的全部人员跪下。“萨满太太”走过来用满族语言致词，然后把酒灌入牲耳内，司俎者高呼“神已领牲”，主人叩首，司俎者唤厨师入，切割牲肉煮之，及熟，选牲肉中最精美的始制成肉酱供于神位前，主人再叩一次头。……到了晚间，更供七仙女、长白山神、远代祖先和始祖的神位，都必须面向南方，用帐幔（又叫做神幔）将各窗及门全部遮住，“萨满太太”舞刀进牲，所说的祝词和晨祭相同，但只以击铜鼓作为节奏，声调也和晨祭时不同。
现在故宫的朝祭陈设根据乾隆十二年《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二“坤宁宫常祭仪注”、“坤宁宫常祭祝词”，卷五“祭神、祭天器用数目”、“祭神、祭天器用形式图”的记载，对原藏坤宁宫的物品和原祭神库物品加以研究核对，发现有些物品已经残缺不堪无法修复，例如镶红片金黄云缎神幔和背灯青绸幕已经腐朽污损，则保存原件、用复制品陈列了。
在布置陈列时也能挖掘出当年的生活风俗。如省猪（杀猪）包锡红漆大桌，按制度应两件，因为每次都是同时杀两只猪，但藏品里只发现一件，原来是辛亥革命以后，每次改用一只猪，所以多年来只剩下一张包锡红漆大桌了。朝祭神位所供的，据《满洲祭礼》载：为释迦牟尼菩萨像、关帝像，现在仅存关帝像一轴。据《满洲祭礼》载，“礼毕司香太监撒菩萨像，位关帝像于正中”，这时才可以杀猪。现在陈列的状况是炕前有两高桌，摆着盛猪的银里木槽盆。从供品前后次序说明，猪肉摆上来之后，菩萨像当然是已经撤收了，所以现在朝祭神位的陈列中，只在神幔正中挂关帝像，和炕前的银里木槽盆是一致的。
因为有一间是吃猪肉的房间，自然没有煮肉蒸糕锅灶部分的布置，这一部分在正间之东的首间向南的隔扇内。灶上有大锅三口，两只猪各占一锅，另一锅蒸切糕。
灶的北窗棂上挂着煮猪肉用的铁钩、铁勺、铁铲，窗台上放着照明用地铁板灯，木板烛台。东墙上设着“东厨司命灶君之位”的木牌。隔扇外靠东墙设着“盛净水瓷缸”两件，放在红漆缸架上。两缸架之间放着一块圆形石头，叫做“打糕石”。据《满洲祭礼》卷五解释，打糕是“以稷米蒸饭，置于石，用木榔头打烂”，是黏糕一类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