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日本曾长期折服于中国的文治武功，以中国为日本的“文化故国”，仿效中国灿烂的精神文化和辉煌的物质文明，不乏憧憬和崇敬之情。然而到江户时代（1603—1867），随着满清入主中国、日本民族意识的成长、西洋文化传入等变局的出现，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由于江户时代中日之间并无国交关系，也缺乏近代以后那样大规模的人员交流，日本对中国的了解主要依赖于中国书籍和一些缺乏直观的情报资料，对中国的认知不仅具有乌托邦化和虚构的色彩，也基本局限在知识阶层。这种认识条件的缺陷说明，江户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基本属于知识论（epistemology）层次的内容，意味着知识界所构建的中国形象以“想象”或“虚构”的成分居多，不具有作为一种强制性话语的社会意义和跨文化交际学的效力，对日本的民众影响甚微。因此，他们的中国认识仍基本局限于文本的范畴，并未转换为日本人集体的想象。所以，即便知识界提出了重新认识中国和自我的问题，由于对中国崇拜的“历史的情感”和朱子学占据德川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因而对中国的憧憬和崇敬始终是幕府政治和社会文化的主流。
但是知识界的中国认识基本反映了江户时代日本人中国观的方向，这集中反映在儒学、国学、兰学等三大学问体系中，即所谓“江户三学”。由于“三学”的性质、研究对象以及所倡精神各异，因而对中国的认识也表现为三种互相联系又相互抵抗的话语。总的来说，儒者的中国认识呈现出自我中国化和自我特殊化的倾向，国学者则表现出自我日本化和自我特殊化的倾向，兰学者则呈现出自我西方化和自我特殊化的倾向。当然，三大知识体系的倾向性随着时代的推进也在发生变化，甚至有结合的可能。对以“三学”为代表的知识界来说，中国始终都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巨大的存在”（天儿慧：《日本人眼里的中国》，范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1页。），尤其是对儒者和国学者来说，中国及其文明更是其建构其自他认识（Self—Other Cognition）的唯一的存在，也就是说，只有与中国的比较才能显示日本的价值，才能确证自身的文化身份。
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之根本，儒教则是中国文化之根基。江户时代知识界的中国认识受到当时通行的文明观念、政治观念和外交观念，即“华夷秩序”的影响或制约。这是说，知识界（尤其是儒者和国学者）基本都是围绕着“大国——小国”、“中心——边缘（海东之国或日出之国）”以及“华（文明或礼仪之国）——夷（东夷最优国或神国、武国等）”、“师（典范、圣贤或君子之国）——生”的叙述来建立其对中国和自身的认识。显然，这种多维度的认识基于文化、政治和地理的标准，涉及到中国（帝国）、儒教、圣贤和儒教文物制度等多层次的内容。它又表现为承认“华夷秩序”和“反华夷秩序”的两种不同话语，前者如对中国及其文明持肯定或否定态度的儒者和国学者，后者如意图超越“华夷秩序”的兰学者。当然，由于身份的限制和儒学本身的规定性，儒者很难从根本上构建起相对于中国的日本优越性话语，因而只有国学者和兰学者才有可能借助一种“神秘的”或“外来的”力量，通过剥离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关联而建构日本自身的主体意识。
江户时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并非仅限于“三学”，但是，知此可以基本掌握近代以来日本人中国观的根脉。本卷旨在对这些线索进行梳理、分析，并提出若干管见，或有谬误，谨请批判。
本卷由赵德宇主持并整体构思，各章执笔分工如下。向卿：第一章、第二章；赵德宇：第三章、结语；郭丽：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