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日关系部分，松村阐释道：我们是自由主义国家群的一员，同时也是在感情和生活上具有共同性的亚洲的一员，故必须相互帮助实现繁荣。这一点也是我国的宿命。和中共的关系也不只是从经济方面，而是作为两千年来有着共同文字和文化的两个民族，应该共同实现繁荣。
我现在虽还没有如何实现日中邦交的具体政策，但双方如有相互尊重各自的政体、使经济和文化一同繁荣这样的理解，文化、经济方面的交流就能放心地做起来。《松村氏对“公选”表明信念》，［日］《朝日新闻》，1959年1月23日。
这是松村战后第一次正式表明的对华政策见解。这个对华认识尚未形成具体的两国复交政策构想以及具体实施日程，而只是把两国关系维持在文化和经济交流水平，在这一点上，不仅和当时的日本社会党要求即刻承认大陆的中日复交纲领不可同日而语，《无定见之极的外交／浅沼书记长质问的要旨》，［日］《朝日新闻》，1958年9月30日。而且与岸信介内阁的以先经济后政治的积累方式发展中日关系的对华方针相比，也并无多少差异。由于松村在有关内政外交的重大政策问题上和岸信介没有明显的差异，所以，自民党总裁竞选结果，掌握了政府首脑和党内主流派雄厚政治资源的岸信介以320票对166票的压倒优势战胜了松村。不过，这次竞选总裁的失败，却成了促使松村全力投身于解决中日关系问题的契机。
岸信介：《岸信介回顾录——保守合同和安保改定》，［日］广济堂，1983年版，第458页。
1959年10月14日，出发访华的四天前，松村就拜访了岸信介首相并说明了决定访华的原委。他表示：“以个人资格的访华，虽不能决定什么，但假如能带回对今后日中关系有积极意义的成果，希望政府予以充分的考虑。”《松村对首相作访华告别》，［日］《朝日新闻》，1959年10月14日。由此可以看出，松村访华的性质虽不属于执政党或政府的正式外交使节，但也有别于个人性质或在野党。
松村一行于1959年10月18日启程访华，12月2日回国，历经一个半月。访华团主要成员包括：竹山祜太郎（自民党众议员）、井出一太郎（自民党众议员）、古井喜实（自民党众议员）、田林政吉（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常务）、堀池友治（善邻通商董事）、田川诚一（松村的秘书）等。此外还有日本主要媒体的七名记者随访。松村访华团在华逗留期间，先后考察了北京、广州、上海、武汉、杭州、西安、洛阳、兰州、成都、重庆、昆明等地，行程达15000多公里。访华团一行受到中方的“国宾级待遇”，由孙平化、王晓云等12位知日派人士全程陪同。
田川诚一：《松村谦三和中国》，［日］读卖新闻社，1972年版，第87页。
访华期间，松村等和中国政府领导人周恩来、朱德、陈毅、王震和有关方面的负责人郭沫若、廖承志、南汉宸及所到各地的省市长等举行了会谈。其中特别是松村和周恩来的四次会谈，经过开诚布公的讨论，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在增进相互了解和理解方面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加深了松村一行的对华认识。
10月25日和11月10日，松村和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两次会谈，双方就一些重大问题阐述了各自的见解和观点。针对周总理所谈内容，松村做了如下阐释：
岸内阁并非敌视中国，中国方面对日本政府的态度存在着误解；中国对日本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反应过度，修改安保条约只是把条约中的不平等性改为相对平等，不像中国想象的那样严重；关于日本复活****的问题，松村表示，聪明的日本人是绝不会做这种事的；关于台湾问题，松村认为，日本已因战败放弃台湾，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应由实际获取台湾的有关方面来协商解决；关于政经分离问题，松村主张，双方应在尊重对方的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努力发展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
11月12日，松村在离别北京去外地访问的宴会上致词说，日本虽和中国制度不同，但大多数日本国民希望作为亚洲的—员，和亚洲各民族以平等互惠的精神追求共同的繁荣及世界和平，为此也期待能和中国携手，共同努力实现这个理想；亚洲各国已经独立，但因长期遭受压迫，目前还很贫弱，我希望中国人民的建设能够成为这些国家的榜样。
由上述发言的内容可见，由于价值观、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因相互沟通不充分，双方在各方面确实存在着认识上的诸多分歧，但经过交流也达成了不少理解和共识。而且，松村访华可以视为两国邦交正常化运动由民间扩大到执政党内部的一个标示，同时也是松村谦三对华认识转变的重要契机。
1959年12月15日，松村就此次访华向岸信介首相作了长达两小时的会谈，其要点有三：
第一，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可见其中央集权的国家统一正在强化，民族意识高昂，同样位于亚洲的日本不可无视。第二，日本必将面对承认中国的问题，不解决中国问题，难以维护世界和平。因此，日本需从长计议，不要只着眼于中日贸易这一狭隘的视点，而应基于和世界及亚洲整体的平衡这一开阔视野来制定对策。第三，中国方面已经认同在相互尊重对方的政治体制、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展两国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但各自尊重对方国家的政体，需要有一定的相互信赖，现在双方存有不少误解，今后要设法把增进相互信赖作为对华政策课题，积极谋求解决对华关系问题。《松村氏向首相报告／中国认可经济交流》，［日］《朝日新闻（晚刊）》，1959年12月15日。
这三点可以看做是松村通过访华形成的对华观的核心内容。它虽没有直接言及有关邦交正常化的具体日程及进行方式，但却明确把这次访华定位为复交交涉过程的起点；并确立了具体通过开诚布公的对话形成相互信任这一为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初期阶段的操作路线，这也为日后复交交涉的顺利展开设定了比较现实的途径。
松村访华的政治意义在于，这次访华交流活动事实上得到了两国执政党高层的认可，中国方面自不必说，日本方面，自民党干事长川岛正次郎在松村等访华前夕就发表了支持松村访华的肯定意见，认为松村访华虽不具有代表执政党的资格，但作为负有一定政治责任的保守党国会议员，在中日关系出现困难之际，“通过向中共方面说明日本的国民性和政情，对于两国都是有益的”。
《川岛干事长谈／访华并无不可》，［日］《朝日新闻（晚刊）》，1959年8月27日。
松村回国不久，即在自民党国会议员中发起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会”，该会吸收自民党内的三木和松村派、池田派的部分议员参加，活动的内容主要是探讨在政经分离的前提下如何打开两国关系。例如，当时岸信介首相把新安保条约中的所谓远东范围扩展至金门和马祖岛，松村认为岸信介政府关于远东范围的见解容易让人生疑，远东范围在条约性质上应是抽象的空间，故不应该揭示具体的地域，岸这样做对“打开日中关系并非得策”，因此展开了反对活动。
这次访问之后，松村共发表过四次有关中日关系的谈话，这些谈话归纳起来集中反映了如下内容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