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松村一行通过对各地的实地考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及运作方式有所了解。松村认为，新中国成立仅10年，能取得如此建设成就，单靠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做不到的，所以应将其看作民族意识彻底觉醒的必然结果。如此疆域辽阔、且民族意识极强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不仅是日本，而且也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可无视的。。当然，松村访华正值中国大跃进后期，松村看到的只是光明的一面，不可能看到全貌，其结论当然也是片面的。
松村谦三：《中国归来》，木村时夫等编：《松村谦三资料编》，［日］樱田会，1999年版，第183—189页
（2） 关于改善中日关系的必要性。松村在这个问题上主要强调两个观点。一是实现亚洲繁荣的需要。日本虽置身自由主义阵营，但和中国同属亚洲国家，中日携手不仅可为两国的发展直接带来好处，而且也可给予其他亚洲国家的进步以积极的影响；二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现在世界范围内和平已成为主要潮流，但只靠美苏两国正在推进的所谓和解而把拥有数百万军队的中国排除在外，世界和平就难以真正得到保障。同为亚洲一员的中日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上都应负起重大的责任。
同上书，第211—214页。
（3） 关于如何改善中日关系。松村认为，首先中国方面目前态度是积极的，如果日本把握好时机进行交涉，就可能很快打开两国关系的局面。中国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并要用20年的埋头建设赶上日本，这些目标的实现都明显贯穿了和平主义的精神。中国同意日方提出的相互尊重对方的政治体制，在此前提下推进两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这就不会出现日本政府和国民所担心的如果不改变社会制度，中国方面就会拒绝与之交往和做生意的情况。
因此，松村认为，日本必须相应地调整岸内阁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国家共同体为中心的外交路线。因为把中国排除在外，所谓共同体是不能实现的，亚洲势必一分为二，一半是“自由世界共同体”，一半是“红色共同体”，这将给亚洲的发展和和平留下祸根。如把中国也纳入自由共同体，那亚洲就会变成“灰色”，这样就可以避免因红白对立而带来的风险。对中国越是压迫，它就越会向苏联靠拢，所以同样是亚洲国家的日本决不应该这样做。当然，日本作为独立国家，也不能为了和中国握手而要求更迭自己的政府。日本最适宜的对华外交方针应是以积累方式来推进两国关系的发展，即顺应世界和平大势，不拘泥于技术细节而只设定大致的框架和原则，逐步修复和发展两国的关系。
松村谦三、河野一郎等：《世界在变，日本该如何前进》，《日本经济新闻》1959年12月13日；松村谦三：《如何打开日中关系》，［日］《朝日杂志》，第2卷第1期，1960年1月。
松村的对华认识可以归纳为，第一，松村对“政治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原则的态度是暧昧的，认为发展中日关系，关键是要相互承认不干涉对方现有的政治制度，有了这个前提，就能够进行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他虽不认同极端的政经分离论，但也没有主张日本政府直接和中国政府进行政治上的交流；第二，松村在日美安保条约问题上，不赞成将日美安保条约与中日关系相提并论。日美安保问题应和中日关系问题分别处理，日美安保条约关系到日本的安全利益，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只是把其中不平等的部分加以改善。由此可以看出，松村的对华观，显然比浅沼和石桥保守。可是，和当时持“静观”的消极立场应对两国关系问题的岸信介首相及自民党主流派比较，松村的姿态又显得积极有为，并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可行性。
松村谦三：《如何打开日中关系》，［日］《朝日杂志》，第2卷第1期，1960年1月。
自1959年后，松村不顾日本自民党内外的阻挠和敌视，以七八十岁高龄先后五次访华，被誉为日中关系正常化的“掘井人”。1962年9月，松村第二次访华时，双方就“采用渐进的和积累的方式，把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发展起来，以利于促进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这一原则达成共识。1964年4月，松村再度访华商谈互设备忘录贸易机构时，双方还就互派记者达成了协议，这是中日民间协定从经济领域扩大到文化领域的又一重要步骤。松村为此竭尽全力，功不可没。作为日本保守党政治家，松村谦三在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前，发挥了一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郭沫若题赠松村的诗写道：“渤海汪洋，一苇可航，敦睦邦交，勤政农桑，后继有人，壮志必偿，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3. 高达之助与中日贸易
高碕达之助是日本知名实业家，三次当选众议院议员，曾在鸠山内阁和岸信介内阁任职，晚年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积极促进中日贸易。早在1955年4月万隆会议期间，高碕作为日本政府代表团的首席代表，与周恩来总理就有所接触，周总理的风度和表现给高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衷心佩服周恩来的高尚品德和卓越的外交智慧。
亚非会议期间，高碕达之助会见了周恩来总理，就释放在押日本战犯、发展经济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亚非会议是日本独立后首次参加的国际会议，高碕与周总理的会见更加重了日本代表团出行的意义。对高碕来说，此行“改变了”其“人生”，从此“对政治和外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日本来说，“参加这次会议最大的收获”是高碕与周总理的“对话”，“使中日贸易在两国关系险恶的气氛下走上了正轨”。双方政府代表团的首次接触，虽“是历史性的一瞬间”，而且日本出于美国和台湾的反对，刻意称其为“偶然邂逅”，但高碕此后却成为中日经贸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后来外务省也强调万隆的接触“开辟了日中两国贸易乃至邦交正常化的道路”。
李德安等译：《周恩来与日本朋友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2—24页。
高碕回日本后，运用他的地位和影响，如实报告了亚非会议情况，在日本政界产生了一定影响。1957年石桥湛山内阁期间，高碕因支持该内阁大力发展对华贸易，为此得到了希望打开大陆市场的日本企业家的拥戴。第二次岸信介内阁成立时，因发生长崎国旗事件，中日经济及文化交流完全中断。高碕辞去通产大臣职务后，以大日本水产会会长、东洋制罐公司顾问的身份，接受周总理的邀请，率领日本产业界人士访问中国。对当时中国方面批判日本政府敌视中国，要求结束两国不正常关系的呼吁，高碕指出：两国关系的现状令人遗憾，两国关系不正常的问题责任不在中国，也不是日本国民的责任。
高碕达之助是战后日本对华交流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在两国关系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坚持展开对华交流活动。1962年率代表团访华并签订了发展两国民间贸易的《关于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的备忘录》（简称《备忘录贸易》或“LT贸易”）。1964年8月在北京和东京分别设立高碕达之助事务所和廖承志办事处，由他亲自开创的中日备忘录贸易这一重要经济交流通道为后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高碕达之助虽然置身于保守阵营，却堪称是一位开创对华交流事业的先驱者。尤其是备忘录贸易体制的确立，在当时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使中日两国经济贸易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有了一个良好开端，而且成为恢复中日邦交的巨大纽带。
高碕为了落实和实施中日贸易活动，作为日方的窗口，在设立高碕达之助事务所的基础上，又成立了“日中综合贸易联络协议会”，并亲自出任会长。在当时中日两国尚无正式邦交的状况之下，“备忘录贸易体制”除了在经贸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外，还在两国高层间起着沟通政治意图的管道功能。
在自民党体系内，“知华派”重要人物还有藤山爱一郎、宇都宫德马、田川诚一、古井喜实、冈崎嘉平太（财界）等人。
自民党“知华派”政治家长期作为自民党内的非主流派或反主流派，始终坚持以改善执政党的对华政策为其开展对外活动的旗帜和政策目标。为此，他们不断要求党内主流派转变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外交姿态及立场，利用各种场合对自民党高层尤其是国会议员广泛开展劝说工作，促使他们改变对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在内部动摇执政党改变对华政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