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接近”与对华复交论
1．对“中美接近”的认识
1970年代初，由于对外战略上的共同利益，中美关系开始迅速缓和。1971年7月和10月，基辛格两次秘密访华。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率领191人组成大型代表团访华，28日，中美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中美关系缓和，不仅结束了两国间持续近20年之久的全面对抗，而且使美国在全球冷战中的地位及其冷战战略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首先，中美关系缓和，改变了在全球范围内相互对抗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美国因此能够将更多的资源和战略注意力用于对付苏联，同时苏联为应对美国、欧洲及中国，面临着扩展其力量的可能性。其次，中美关系缓和，改造了东亚地区的政治版图。在美国的国际战略中，中国的地位明显上升，相对地台湾在美国东亚战略思维中的重要性明显减弱，而且台湾的价值越来越多地通过中国在美国战略思维中的地位变化而显示出来。同时，由于中国调整对美政策，在中国的国际政治分析和基本框架中，美国从被坚决批判的“主要敌人”转变为一种可能被加以团结和利用的力量；中国对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盟友——日本，当然也在被团结的范围之内。在这种国际形势的冲击下，日本作为美国的同盟者，在其国际政治判断和基本框架中，中国从被敌视的力量转变为可能扭转一味对美追随外交理念的理想对象，迅速与中国改善关系乃至复交，成为当务之急。
陈兼：《对“冷战”在战略层面的再界定——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美国对华及东亚政策的转变及其涵义》，《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3期。
对于中美关系的缓和，日本既有感性上遭遇盟友“背叛”的尴尬反应，并因此称之为“越顶外交”或“尼克松冲击”，同时又有理性的客观认识，称作“中美接近”。
对于日本，“尼克松冲击”实际上有两次，第一次是指1971年7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将要访华的声明，仅提前一个小时通告日本，即所谓的“越顶外交”。美国“越顶外交”的突然性和隐蔽性是日本政府当局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使日本感到这是美国对日本的不信任和背叛，视之为日本外交的失败。
第二次“尼克松冲击”是指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发表“新经济政策”，提出对初级出口商品征收10%的税金，并停止黄金与美元的兑换制度，即所谓的“美元冲击”。美国“新经济政策”动摇了战后西方国际经济体制的框架即IMF制度本身，也严重打击了依赖于出口贸易实现增长的日本经济。
两次“尼克松冲击”使日本面临外交与经济的双重危机，对日本的打击几乎是全方位的。因此，日本国内要求政府在外交上由被动转变为主动，停止追随美国、反省对华政策的呼声高涨，掀起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热潮。在理性上，许多政治家和学者反省日本对美关系，提出日本应走独立的自主外交之路，日本外交当局则强调总结经验教训，并提出加强情报收集和战略研究。如日本学者松田定久反思日本社会的中日‘复交热’，认为‘复交热’本身恰恰是弱者对强者的懦弱表现，显示出日本没有主体性的、卑屈至极的跪地外交的悲哀姿态。”正如1971年11月日本驻缅甸大使铃木孝在驻外使馆长会议上发表的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他指出，“尼克松冲击”，是“美国背叛了友好国家日本”，显示了日美关系并不是“对等的伙伴关系”。同时，铃木担忧日本政府在“中国热”的日本社会舆论中陷入急于“对华接近”的状况。他认为中美首脑会谈的动机之一是“日本问题”，但日本国内对此却缺乏认识。铃木认为，修复受到“尼克松冲击”的日美关系，优先课题应该是由日美两国研究台湾问题，其次是如何应对今后的对华关系。
松田定久：《告发“搭车迟到论”》，［日］《日本及日本人》1971年盛夏号。
池田直隆：《日美关系与“两个中国”——池田·佐藤·田中内阁期》，［日］木铎社，2004年版，第357页。
同上书，第362页。
日本对于冷战期间中美关系的认识，比较“尼克松冲击”，“中美接近”的提法实际上更为形象，准确地反映了日本对中美关系及国际形势的客观现实的认识。认为中美接近是中美两国在摸索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基于共同利益而作出的选择，中日复交则是中美接近带来的副产品。
马场公彦：《战后日本人的中国像——从日本战败到文化大革命·日中复交》，［日］新曜社，2010年版，第338页。
同上书，第337页。
日本较早预测到“中美接近”可能性很大的是松尾文夫，他在中美“乒乓外交”前夕，1971年5月号的《中央公论》上发表文章，提出美国为了从越南战争中撤出，向中国展开“微笑攻势”。也就是美国必须从处理战争结束的问题开始入手，并放开束缚中日关系的日台关系等条件。
松尾文夫：《尼克松的美国与中国——激烈的探讨》，［日］《中央公论》，1971年5月号。
中美关系缓和以及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日本作为美国的同盟者，实际上是看到了中国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位置，因此不与中国复交就意味着被国际社会孤立，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地位也有可能下降。因此，中美发表《上海公报》后，日本当局（佐藤内阁）最关心的是如何维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保障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在此前提下，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与中国复交、中日复交的外交指导方针及时机等。以自民党保守势力为主的日本政府，与在野党、社会舆论及经济界的对华积极复交立场比较，显得似乎很“顽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方面，佐藤内阁向中国政府表达“对华接近”的意愿，寻找对华接触的渠道。如尼克松宣布访华声明的第三天，佐藤首相在临时国会上第一次改称“共产党中国”或“大陆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表示愿与中国改善关系。另一方面，坚持追随美国，阻止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地位，争取继续保留台湾的席位。根据中国学者刘建平的分析，他认为第一次“尼克松冲击”之后佐藤内阁仍追随美国在联合国上阻挠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所证明的并不是日本政府的‘顽固’和‘愚蠢’，而是对日美同盟意义的郑重把握”。而且，联合国斗争之际正值“归还冲绳协定”尚未生效而处于美国国会审议过程中，中日关系问题还不足以和“冲绳归还”问题比较。可见，日本政府的对华复交认识，显然是以日美同盟关系为前提，并在美国的战略许可下处理中国问题的。②
②刘建平：《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06页。
2．政党及各界的对华复交论
围绕着中日复交问题，日本国内的朝野政党对中国的认识存在较多分歧，这些分歧主要体现在是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的好恶，以及是否愿意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观点并断绝日台关系等政治主张上。同时，出于现实的需要，日本各政党及社会各界又存在一个共识，就是维持和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
（1）自民党的对华复交论
战后以来，历届自民党政府以“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思维方式处理中日关系。至1970年代初，由于国际形势特别是美国东亚区域战略的变化，试图在“两个中国”的传统思维下改善对华关系，慎重地解决中日复交问题，成为自民党内对华复交论的主流。在《上海公报》发表后，佐藤首相强调中日“政府间进行磋商是当务之急”，通过“保利书简”等，试探与中国接近，展开所谓的“水鸟外交”。期间，佐藤本人甚至一度表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但是以福田纠夫外相为代表的外务省对此给予否认。尽管佐藤首相表现出改善对华关系乃至进行复交谈判的姿态，但由于其坚持“两个中国”论，中国政府坚决“不以佐藤内阁为谈判对象”，使其实现“日中接近”的尝试以失败告终。
绪方贞子：《战后日中、美中关系》，［日］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版，第80页。
永野信利：《日本外务省研究》（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9—30页。
与佐藤和福田不同，由大平正芳率领的党内第二大势力“宏池会”，主张迅速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在实现复交的同时“日台条约”自然解除。自池田内阁时期以来，大平正芳就将中国问题作为重大的政治课题，密切关注并准确把握围绕中国问题的国际形势的变化，以积极姿态致力于改善对华关系。早在基辛格访华的一年前，即1970年4月，就认识到中日关系因受制于台湾问题而无法打开。在与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王晓云的秘密会谈中，清晰地阐述了他的对华主张，指出“我个人承认中国是唯一的正统政府，今后将全力致力于处理台湾问题，恢复邦交”。田川诚一：《日中交流与自民党领袖们》，［日］读卖新闻社，1983年版，第40—41页。田川诚一评价其是“当时保守政治家中少有的对中国问题积极向前看”的人。
《如何打开日中关系座谈会》，［日］《朝日新闻》，1970年4月25日。
《对田川诚一前新自由俱乐部代表的采访记录》，2004年12月24日，［日］樱田会。
同年9月，在宏池会的国会议员研修会上，大平发表演说，提出反对佐藤内阁关于中国政策的主张。大平指出：“我在1964年的国会中发表了旨在‘如果北京得到世界的祝福，加入联合国，日本就应该与北京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发言。联合国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审议，……自去年秋天以来，联合国的形势向北京方面的承认中国代表权的方向迅速倾斜。而且，与北京维持外交关系的国家此后也在不断增加，我国的舆论也向这个方面大大转变。我判断，政府正确判断这一形势，解决中国问题的时期已经成熟。因此，政府根据日中友好的精神和原则，尽快开始与北京之间的政府间接触，这是我相信对内外舆论忠实的理由。”
大平正芳：《日本新世纪的开幕——改变潮流》（1971年9月1日），［日］大平正芳回忆录刊行会：《大平正芳回忆录资料编》，1982年6月收入，第210页。
大平与佐藤等自民党内的主流认识有所不同，田中内阁成立时，其对华复交认识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承认中国的“正统性”，日本应与中国实现复交；二是实现中日复交之时，“日台条约”自动解除；三是基于中国在联合国取得了合法地位，对华复交的时机已经到来，因此应迅速实现复交。
另外，相对于主流派和大平的对华复交论，占据少数的自民党左派和在党内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右派，两者的主张截然相反。左派更为积极，不仅赞成大平的基本主张，甚至支持中国政府坚持的中日“复交三原则”。右派则相当消极，不仅坚决维护日台政治关系，还反对中日复交，往往与自民党主流派共同成为阻碍中日复交的力量。
（2）在野党的对华复交论
在中美关系缓和后，相对于执政党，在野党的对华认识和政策取向趋于一致，都主张恢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特别是田中内阁成立后，在野党纷纷提出如果田中内阁明确对华复交的原则，即接受中方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各党将给予全力支持。
在野党对华认识的共性
1970年代初，与保守的自民党主流派不同，在野党的复交论相当积极，特别是随着中美关系缓和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各在野党在中日邦交问题上的认识已基本趋同。
首先，对实现中日复交这一目标是一致的。社会党、共产党、公明党、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等在野党都主张恢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普遍认为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关系密切，但二战后双方关系却由于没有建交而在各方面受到限制，因此有必要和中国改善关系，加强两国间的友好，尽快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
其次，认同中方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并以此作为是否支持田中内阁实现中日复交的前提条件。如，1972年7月10日，田中内阁成立的第三天，社会党委员长成田知巳在中日邦交问题上提出，如果田中内阁根据“复交三原则”致力于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社会党将予以全面支持与合作，推行“超党派外交”。
实际上，中日“复交三原则”的形成，与日本在野党的访华活动及发表联合声明密切相关。如，1971年7月2日，公明党与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发表联合声明，公明党代表团提出了该党关于中日复交的五项主张《人民日报》，1971年7月3日第2版。：
（一）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坚决反对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阴谋；
（二）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反对“台湾归属未定”论；
（三）日蒋“条约”是非法的，必须废除；
（四）美国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是侵略行为，美国必须从该地区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