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必须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组织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的合法权利，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坚决反对一切阻挠恢复中国上述合法权利的阴谋。
中方认为如果日本政府能够接受这五项主张，并采取实际步骤，就可以结束两国的战争状态，恢复邦交，缔结和平条约。后两项内容随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及中美关系缓和，事实上已经解决。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又如，1972年4月13日，应邀访华的民社党代表团与中日友好协会发表联合声明，其要点是：
（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主张。
（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和策划“台湾独立”的阴谋。
（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
《人民日报》，1972年4月14日，第3版。
该声明实际上是在社会党、公明党、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日中友好协会、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等政党及民间团体分别与中日友好协会发表的联合声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中日双方的共识归纳为三项基本内容，从而演化为“复交三原则”，成为日本在野党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
在野党对华认识的差异
如上所述，1970年代初，日本在野党都主张应该与中国实现复交，但实际上各政党的出发点却不尽相同。具体而言，在野党对华复交的认识，不仅具有程度不同的历史性和道义性，还有强烈的现实性。在现实性上，各党之间又曾存在差异乃至分歧。
社会党的意识形态与中国比较接近，特别是1966年第27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性文件《日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提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推动社会党理论上的激进性和行动上的战斗性在1960年代末达到顶峰。因此，社会党对华认识的特点首先表现为，偏重于从历史问题入手看待中国问题，重视日本对中国在道义上的责任问题，对日本过去的侵华行为表示谴责及内疚。其次，将实现中日复交邦交与反对日本政府的安保政策联系起来，认为日本应采取措施，削减自卫队，撤除驻日美军基地、废除日美安保条约。
但是，社会党并非完全从道义上看待中日关系，也从现实方面考虑，并偏重于推动中国加入国际社会，而非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认为让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该孤立于世界之外，中日复交有利于日本、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
黄大慧：《日本对华政策与国内政治——中日复交政治过程分析》，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
③石桥政嗣、藤山爱一郎、波多野宏一：《邦交恢复的主要条件》，［日］《中央公论》1971年2月号。
与社会党的对华认识比较，公明、民社等政党的现实色彩比较浓厚。公明党之所以主张承认中国，更多的是鉴于国际社会中承认中国的国家越来越多，联合国接纳中国只是时间问题，故应承认统治中国大陆七亿人口的中国政府。③例如，公明党主张日本政府应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欢迎中国“加盟”。另外，公明党重视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主张推进两国政府间的贸易关系。
至1970年，公明党在台湾问题上，虽然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以“中华民国”为“事实上的政府”。还明确主张复交谈判签署的宣言中不涉及战争状态的结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日本国内促进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运动的高涨，公明党才转变了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特别是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于1971年的发言，指出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应废除“日台条约”，并提出要将这一主张作为党的基本政策，这成为公明党关于对华复交认识的重要转折点。进而，公明党代表团访华期间发表关于中日复交的五项主张，并成为后来形成“复交三原则”的重要依据。
黑柳明：《公明党的中国政策》，［日］亚洲调查会编：《亚洲季刊》，第2卷第2号（1970年4月），第42—44页。
《公明党也主张废除日台条约》，［日］中国之会编集：《中国》，1971年8月号，第82页。
田中内阁成立前，民社党在对华认识上，曾经主张“一中一台”。虽然民社党主张实现中日复交，但不同意中国政府提出的在实现中日复交的同时必须否认台湾“国民政府”的合法性。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民社党由不能无视和简单废除“日台条约”的主张，转变为“搁置”“日台条约”，提出恢复中日邦交不受该条约的限制，在缔结中日条约时将其“处理”或“调整”完成。《民主党主张“搁置起来”》，［日］中国之会编集：《中国》，1971年8月号，第82页。直至1972年3—4月民社党代表团访华，才确定了与社会党、公明党等一致的主张——中日“复交三原则”。
另外，民社党主张改善中日贸易关系，但不希望友好商社贸易成为中日贸易的主体，而应持续、稳定和扩大备忘录贸易。而且，民社党一方面谴责中国“错误的”战争肯定论和核武装等作法，另一方面又鼓励中国参与国际社会，不使其被孤立。
由于1966年10月日本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破裂，进而两党关系全面断绝。尽管如此，1970年，在围绕中国的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日共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立即恢复两国邦交正常化，废除“日台条约”等，并强调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不因政党信念的不同而影响两国关系。
不破哲三：《日本共产党的中国政策》，［日］亚洲调查会编：《亚洲季刊》，第2卷第2号（1970年4月），第54—63页。
总之，尽管有的在野党会从历史问题入手看待中日关系，但基本上所有的政党还是从现实角度看待中国的，只是在野党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认识上，有的偏重于经济利益，有的偏重于国际意义。的确，由于地缘的关系，从经济发展出发，日本不能对中国视而不见。战后的中日关系始于经贸，因此中日贸易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执政党或在野党在这方面没有太大的争议。然而，在政治、外交和安全问题上，日本应该和中国维持何种程度的关系，以及如何维护国家利益等方面存在分歧。日本政府最初根据国际现实选择了台湾，而后又因国际环境的转变又选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从自民党坚持“两个中国”的初衷看，有一点，其立场并没有发生改变，那就是始终以现实角度看待中日关系，这显然与中国从历史经验看待两国关系的倾向存在很大差异。
（3）社会各界的对华复交论
田中内阁成立前，日本社会舆论、民间组织、经济界等社会各界对中日关系问题已基本形成共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成为大势所趋。但是，至田中访华前，半数的日本普通国民仍然主张继续维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
中美关系缓和后，日本社会舆论形成了强大的中日复交声势，而且“日本舆论从来没有像本次这样完全一致，弄得自民党内反对派也不能正面反对日中恢复邦交”孙平化：《中日友好随想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92页。，为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政治家所认识，并充分利用舆论的作用，反过来影响其支持田中内阁的政策决策。
首先，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日本人对中国的感情突然升温，在田中访华前后，这种变化尤其明显，甚至到了不正常的程度。然而，日本人对华感情的提高对日台关系的认识似乎影响不大。据共同通信社1972年4月15—16日进行的全国舆论调查，主张中日“尽快建立外交关系”的达到66%，而认为“不急于建交”的占21.9%，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建交”的仅有1.2%。在日台关系问题上，认为“如果与中国建交，就不得不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的占21.6%，认为“推进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不应牺牲国民政府”的占49.2%，主张“应继续维持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即使不得已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没有取得进展”的占5.4%。这说明，在田中内阁成立前，日本社会舆论既赞成中日复交，又赞同“两个中国”的安排，超过半数的人主张继续维持与台湾的关系。
黄大慧：《日本对华政策与国内政治——中日复交政治过程分析》，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235页。
［日］共同社，1972年5月1日。
其次，还有调查分析显示，比较田中访华前和访华期间日本国民的对华认识，基本倾向几乎没有发生变化，主张中日复交的占83%至84%，但“国民党政府舍弃论”的变化非常小（由11%减至10%），“国民党政府拥护论”只有略微下降（由31%降至28%）。
［日］NHK舆论调查，1972年7月23日、1972年10月10日。
直至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国民对日台关系的态度才发生真正的变化。据1972年10月2日产经新闻社关于“日中邦交1000人调查”，认为田中首相等做得“非常出色”的人占58.9%，认为“较好”的占38.9%。可见，大多数国民接受了《中日联合声明》。在日台关系问题上，日本国民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据调查，认为与台湾“断交”是“理所当然”的占11%，认为“虽说遗憾但也是不得已的”占77%，而反对“舍弃”台湾的只有10.5%。这说明，大多数日本国民对日台关系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接受了邦交正常化后的既成事实，也表现出一种追认新事态的态度。
［日］《产经新闻》1972年10月3日。
黄大慧：《日本对华政策与国内政治——中日复交政治过程分析》，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页。
在日本公众中，除了普通大众，还有一部分引导社会舆论或对社会舆论具有影响力的精英群体。这些精英通常是政府、经济界的领导人、新闻界知名人士、学界权威或专业人员，以及各行业的知名人物。他们常常以民间团体的形式活跃在日本媒体、政界、经济界等各领域。
中日贸易促进会、促进中日贸易议员联盟、中日贸易协会、日中友好协会等日本民间团体，长期以来积极参与促进中日友好的事业。1970年代初，日本国内要求中日复交的非政府组织大量涌现，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促进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议员联盟”、“日中邦交正常化国民协议会”、“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等组织。这些组织不仅倡导中日复交的主张，而且采取行动，积极落实中日复交的各项原则，推动日本国内中日邦交正常化运动进入实质性的新阶段。
黄大慧：《日本对华政策与国内政治——中日复交政治过程分析》，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254页。
这些民间团体还组成代表团，访问中国，并发表联合声明。如由超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促进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议员联盟，与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于1971年10月签署联合声明，与公明党的五项主张等，共同构成了后来中国政府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的基础。这些民间团体的共同主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主张尽快实现中日复交；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主张”；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结束中日之间法律上的战争状态，在和平共处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恢复中日邦交；促进中日贸易。这些基本主张在田中内阁成立前就已相当完善，因此这些民间团体为实现中日复交发挥了引导舆论、贯彻其基本主张的作用。
除了普通国民和社会精英，日本经济界特别关注中日复交问题。如第五章所述，田中内阁成立前，围绕着中国政府提出的“中日贸易四原则”，日本的许多企业和商社，特别是四大商社已纷纷宣布接受该原则。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经团联等财界也不得不开始转变态度，不再执著于继续维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期待尽快与中国复交，整个日本经济界出现了“中国倾向现象”，对华复交的认识已基本形成。田中内阁成立伊始，经济界就敦促政府采取主动行动，要求首相访华，并立即废除对华贸易限制等。同时，经济界与中方代表接触，就复交问题交换意见。进而，组成经济界代表团访华，开始从中日复交后的角度考虑两国经济交流问题。也就是说，经济界通过与日中备忘录贸易事务所、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及关西本部等民间组织的接触，在没有与政府协商的情况下，根据经济利益等方面的判断，接受了“中日贸易四原则”，并组团访华，黄大慧：《日本对华政策与国内政治——中日复交政治过程分析》，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280—281页。日本经济界在田中内阁成立之时，已不再等待政府的决策来转变对华政策了，而是通过发挥抢在政府决策前面的“先导作用”，促进田中内阁实现中日复交。
同上书，第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