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军中大医:黎介寿 黎磊石合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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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岁月阴霾(2)

1970年代初期,成群的黑线姬鼠在丹阳湖农场猖狂出没。它们身上的螨虫一旦接触人体,就会引起出血热,进而导致肾功能衰竭。这是一种很可怕的疾病,多名来丹阳湖农场锻炼的大学生,因此染了病,生命危在旦夕。

某集团军领导了解到,黎磊石是当时国内知名的热带病专家,点名要他参与救治工作。

造反派坚决反对:“我们医院又红又专的医生多的是,怎么能让一个反革命为大学生看病?”

这位领导撂下一句话就拂袖而去了,“谁影响了疾病治疗,出了人命,就是现行反革命!”

造反派们心虚了,只好再度把黎磊石放出牛棚,给大学生治病。

当时,正值元旦。黎磊石顾不得丹阳湖农场寒风凛冽、阴冷潮湿,立即着手建立简易病房,采用分类施治的方式对患病大学生展开急救。

对于发烧的病人,用药控制高热;病人电解质紊乱,给予输液保持电解质平衡;病人出现心衰,安排做体外心脏按摩,心内注射;病人出现肾衰,用人工肾机抢救病人……

在长达58天日以继夜的救治中,黎磊石饿了就啃口馒头,渴了就喝口凉水,困了就和衣而卧一会儿,硬是凭着一己之力,救活了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据了解,有个部队农场由于救治不力,牺牲了100多名战士。

春节到了,千家万户阖家团圆庆贺新春,结束了治疗任务的黎磊石,却还要再度回到阴冷潮湿的牛棚。

临走了,大学生们拉着黎磊石的手泣不成声,“黎主任,您能不能不走,就留下来和我们一道过年?”黎磊石无奈地说:“不行啊,我还得回去坐班房呢!”

前来押送黎磊石回牛棚的造反派上前驱赶学生,“治病归治病,反革命还是反革命!”

大学生们一阵怒斥:“我们是红卫兵,黎主任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你们才是反革命!”造反派见激起了众怒,吓得仓皇而逃。

但黎磊石终究还是又被关押了起来,一直到1971年9月1日“林彪事件”后,才从牛棚里放了出来。

在农村,黎磊石凭着一根针、一把草,不分昼夜地为农民治病。他早出晚归,扛着锄头上山挖草药,做药丸,无偿分发给患者。

当地许多人患慢性肾病,因为没有得到有效、及时的治疗而转化为尿毒症,死亡率高得惊人。为了挽救患者,黎磊石曾设想在农村盖间茅屋,准备把全家迁去,一辈子在那里当“赤脚医生”。在那段艰苦的岁月中,他和当地老百姓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样的好医生又怎么会是反革命呢?到农民家吃“派饭”时,好心的老大娘经常把鸡蛋偷偷埋在他的碗底。

文革结束后,有人问黎磊石,在那样艰难的岁月中,凭什么能够坚强地挺过来?他动情地说:“农民需要我,患者需要我,我活着对祖国、对人民有用,个人荣辱又算得了什么?”

3.丹心可鉴,愈挫愈勇

和弟弟黎磊石不一样,黎介寿对党忠诚,热爱事业,关心病人,加上性情温和、与人为善,又有什么“命”可“革”的呢?

“既然是‘三青团’分子,就不可能没有问题。”造反派存心挑刺,“黎介寿一天到晚看外国资料,这是为出国当叛徒打基础啊!”

更可笑的是,还有人在他和弟弟的名字上做起了文章。黎介寿、黎磊石,各取一个字,合起来就是“介石”。显然,这哥俩崇拜蒋介石,多反动啊!

欲治其罪,何患无辞?真是何其搞笑,就连当年父亲黎溥棠起的名字,难道也有投敌反共的先见之明?

无奈之下,黎介寿也被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撤销了科室副主任职务,苦心经营的实验室也被人砸了。

正当有人继续准备对黎介寿下手时,一个病人救了他。

这个病人是谁?军区副参谋长,叫邓士俊。一次,他在外出执行任务时,乘坐的小车撞到南京中山门外的一棵大树上,车翻人伤,腹部外伤并发肠外瘘!军区许世友司令员得知情况后,要求军区医院派出最好的医生进行救治。最好的医生是谁?人们自然想到了外科医生黎介寿。

许司令员对黎介寿也是十分赞赏。一次,他生病住进了军区医院外科,因为情况危急,当班医生黎介寿诊断后就要施治,正要给首长打针,却被随行的工作人员拦住了:“这针打下去,万一出了事怎么办?”还真是,给首长看病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必须将治疗方案请示相关部门获准后才能救治。

黎介寿不答应了:“首长痛成这个样子,怎么等得起呢?你们这样做,是对首长的身体不负责任。”他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医生,出了事我负责!”

许司令员听到争论后,觉得黎介寿讲得有道理,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患者看病不听医生的听谁的?就按他说的办。”

一针下去,许司令员疼痛立解。

无独有偶,还有一次,国防部长粟裕大将来南京视察,晚上突然肚子剧烈地疼起来。黎介寿受命紧急出诊,认为是心脏病导致的肠痉挛,毫不犹豫就要施治,工作人员也是不同意,说要等其他医生来了一道会诊后再行治疗。将军痛成这样,哪能再等?黎介寿坚持立即给将军打了一针。等别的医生赶来时,将军已经不痛了。

次日,北京、上海的专家来会诊,都称赞黎介寿做得好。后来,粟裕一见到南京来人就说:你们那个叫黎介寿的年轻外科医生了不得,很果断。这些年,从来没有哪个医生敢这么快给我打针的。

这一次,由黎介寿出马,自然深得信任。

许司令员明确指示:“成立邓副参谋长救治小组,黎介寿当负责人,任何人不能干扰这个治疗小组!”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这条指示就等于给即将挨批斗的黎介寿发了一个“特赦令”,从此,他就安安心心在治疗小组治病了。

邓副参谋长的病前前后后治了一年多,终于治愈。病人和家属高兴,许世友司令员高兴,黎介寿更高兴。黎介寿高兴的,不仅仅是治好这个病人,而是在肠瘘治疗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达到了国内最高水平。可是,在总结表彰会上,因为是“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这件好事他连边都没有沾上,不仅没有受到表彰,还说他是“错误医疗路线”的代表。这不是偷天换日吗?黎介寿实在受不了了,悄悄离开了会场。

也许是为了排泄心中的郁闷,也许是怀念童年的生活,他信步来到了游府西街小学。游府西街是一条与中山路平行的小街,三四米宽的马路,两边是低矮的房屋。十一二岁的时候,黎介寿和弟弟黎磊石在游府西街小学上过两年学。这里有他的欢乐,也有他的梦想,他要看看如今学校是什么样子。

转了一圈,黎介寿发现,学校的房子、操场、围墙变化不大,而学习的环境却变化了。在学校门口,他看到一位老师正带着一群挑着担、扛着锄头的学生向外走去。显然,师生们是要去农村劳动。

啊!这是一个不重视学习的时代,更是一个不重视知况分子的时代,很多事情是黑白颠倒的。黎介寿忽然领悟到: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做了一点点小事还想表扬,没门!要不是这个病人,自己早就和弟弟黎磊石一样,被关进牛棚批斗了。

既然无法改变现实,那就只有改变自己。心态一变平和,黎介寿的眼光就远了。他默默对自己说:历史是不会埋没一个人的,我所做的工作总有一天会被人认可。

过了不久,科主任把黎介寿叫到办公室,郑重其事地对他说:“你对肠道治疗有很深的研究。现在这方面的病人很多,医院决定成立普通外科肠外瘘治疗组,由你牵头负责。”

压在黎介寿心头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下了,成立肠外瘘治疗组,还让他牵头负责,这不就是对他医疗技术的最好肯定嘛。

然而,正当黎介寿准备放开手脚大干的时候,医院接到上级通知,要求派医生到农村改造,类似于干部到“五七”干校学习一样。黎介寿是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当然是改造的重点。他与20多人一起,被下放到革命老区安徽金寨白大公社。临行前,医院领导对他们说:“你们是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不能带药,更不能暴露医生的身份。”

唉,命运这东西,像儿戏一样,叫人琢磨不透——黎介寿要当农民了。

也好,这辈子还没有当过农民,当一回也不是什么坏事。可是,农民并不是好当的。到了金寨白大公社,黎介寿被安排住在一个庙里。这个庙是农民用来圈牛圈羊的,很破旧,有窗子没有窗帘,有门框没有门板,门口正对着一块坟地。报到那天晚上,他刚睡下,一阵风吹过来,把挡在门口的竹帘吹倒了,好似有无数野鬼在追打。若非黎介寿是个医生,见惯了生生死死,连魂都要被吓出来。

生活条件是艰苦些,但就个人命运来看,在那个年代,远离城市的农村改造,其实是一种幸事。这里没有纷争,没有打斗,只有新鲜的空气、绿色的蔬菜和淳朴的感情。

那些日子,黎介寿自觉接受改造,同农民兄弟同吃同喝同学同劳动。可是,他是医生,他有救治病人的天职,又不能暴露医生的身份,不能暴露身份就不能给农民兄弟看病。因为这个,常常使他痛苦不堪。

有一天,他看到一个被批斗的地主脖子肿得大大的,显然是患了甲状腺瘤,这种病很可怕,不及时治疗就会有生命危险。黎介寿觉得自己不能袖手旁观,一个医生怎能对病重的患者视而不见呢?除非他的良心被狗吃了。他宁可被打倒,宁可被批斗,也要救这个病人。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他为病人做了甲状腺切除手术,病人得救了,可他的身份也暴露了。

不过,他虽然私自给人看病,暴露了医生身份,违反了纪律,但当时在农村,农民成天忙着种田,谁会来管这样的闲事?

不仅如此,黎介寿还一下子出名了。“黎介寿是个外科大夫,还是个军医!”一传十,十传百,乡亲们都知道了。这下好了,乡下人崇拜城里的医生,何况还是个军医,有病不找他又找谁?好家伙,看病的人越来越多,黎介寿有求必应。

事情传到了公社革委会主任的耳朵里,这是个正派人物,也有头脑,立即把黎介寿调到公社卫生院,不让他当农民了,专门让他当医生,还让他当老师,带教农村里的“赤脚医生”。

黎介寿本来是到农村接受改造的,实际上又干起了老本行。他当年带出来的8个“赤脚医生”,后来还有一位当上了金寨县人民医院的院长。

黎介寿到底是权威,像臭豆腐一样,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在白大公社干了不到一年,医院又把他从农村调回来了。也许有的人不喜欢他这个人,但需要他的本领。

黎介寿回到军区医院,正是一个冬天。踏着漫天飞雪返城,他的心中却洋溢着一股温暖。这正如一位诗人所写,“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