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次也是上体育课，老师发脾气不慎把哨子吹进了池塘里，竟迁怒学生，集体惩罚包括齐康在内的全班同学，方式是人手一只脸盆，一盆盆地把池塘里的水舀干，直到把那只哨子找到。这虽说不是皮肉之苦，但精神之累所带来的痛苦毫不逊色于体罚。
这些被体罚的经历，齐康说他记忆犹新。之所以无法忘怀，并不是他记仇记恨，而是他深切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和扶助何等重要。
5．逃难：从南京到天台
齐康之所以在6岁的时候由南京到天台是因为抗战的爆发。
之前，他是离家不远的汉口路小学的一个小学生。每天，他都由家里的保姆柴奶送去学校。下大雨时，路被淹了，柴奶总是把他背过“河”去。无论在家还是在学校，他都不善言辞，有些内向有些孤僻，喜静不喜动，不大合群，家人说他“独头独脑”。不用说，这样的性格很适合从事设计之类需要沉静以对需要独力思考的工作。从这个角度说，他之后选择了建筑设计这个行业，无论是从家庭影响还是他自身的个性而言，都具必然性。
当然，这样的性格也会给他带来些许麻烦。在学校里，孩子们做游戏，他总是争不过其他人，因此常被看不起，也被欺负。但是，都说蔫人出豹子，有时，真的把他惹急了，他也会发狠揍那些不讲理的同学。
“七·七”事变后一个多月，爆发“八·一三”淞沪抗战，随后，上海沦陷。这时，南京军民都意识到首都岌岌可危而纷纷投入到抗战洪流之中。齐康父亲所在的金陵大学的学子们当然不会置身事外，热血青年们的反日情绪十分高涨。手无寸铁的学生反日的方式很奇特，那就是决定捐款建一根旗杆，而且高度一定要超过日本大使馆的那根插着日本国旗的旗杆。
这个旗杆底座的设计者就是齐康的父亲齐兆昌。
新旗杆很快就竖了起来。升旗那天，随着中国国旗缓缓升空，学生们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南京城处处都回荡着“义勇军进行曲”，就连像齐康这样的小学生也都会哼唱。周围紧张的气氛，不谙世事的齐康感受到了；大人们紧张的交谈让他逐渐明白逃难是不可避免的了。
尽管如此，他仍然惦记着一个小小心愿，那就是拥有一架自己的飞机——天上不时有飞机轰鸣而过，他一直对它很神往。可是，他不知道该如何得到。一个叫戴勃的同学知道了他的心愿后，十分自信地向他保证两个星期之内定能为他买到一架——他当然没有说他买来的飞机是铁的还是纸的。
既然是“买”，那肯定是要钱的。齐康不敢向父亲伸手，他从一向疼他的柴奶那里拿到了钱，把钱交给了戴同学。他曾说，这次买卖是他此生所作的第一次交易。然后就是难耐的等待，一天两天。他每天都催戴勃。每次，戴勃都安慰他：快给你了，快给你了。他又忍不住问，飞机是啥样的呢？戴勃就向他描述：有机身，有翅膀，有机尾，机身上有窗子，还有红灯、蓝灯，螺旋桨会打转。他无限憧憬。
终于有一天，戴勃把飞机带来给他了。这是一架用硬纸板剪成的飞机模型，平面的而非立体的，所谓的“红灯，蓝灯”，其实是用红糖纸、蓝糖纸糊上去的。他不免有点儿失望，但安慰感战胜了失望，尽管不够逼真，好歹也算是个飞机呀。然而，他还没有玩够这架小飞机就不得不跟它告别踏上了逃难路程。
一开始，齐家紧急商量后决定由齐康的爷爷留守南京，其他人迁往杭州避祸。只一个月后，南京就沦陷了。可以想象，尽管齐康没有亲身经历南京大屠杀，但他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对这座古城一定会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当时也一定耳闻了他熟悉的城市所遭遇的悲惨，这也就不难理解他何以对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工程不惜倾注20多年的心血了。
在杭州，齐家人也没有过上几天安稳日子。南京沦陷后，日军继续向杭州挺进，这里也不再安全了。一大家子人又经过紧急商议决定再往东撤，到绍兴去——齐康的六姨家住在那儿。在城里住了没多久，他们为了更安全又转到了乡下。后来，二姨提议，躲在这里不如返回齐家祖籍天台。于是，齐康和兄姐跟着大人们又出发了。
天台是个小地方，人口总共只有两万人。即便如此，日军也没有放过它，时不时地出动飞机前来轰炸几下。学校因此规定每天只上两小时课，早晨6点上课，8点放学。有一天正上着课，日机又飞来了，看见人就扫射——后来，齐康才知道那是日本人正在进行空对地射击训练。大家赶紧逃跑、躲藏。齐康一路狂奔，来不及跑回家，就近奔到一个同学家，一头钻进供奉祖先的神龛底座下面。
躲在家里也不安全。一次日机来轰炸，小孩子们慌忙往桌子底下藏。身上盖着大棉被猫在桌下的齐康看见姨妈仍然端坐着诵读圣经，他知道她在求上帝保佑。可是，上帝保佑不了他们。一声巨大的炮声响过之后，一块弹片打在齐家四合院的木柱子上。好险哪！事后大家不由得惊呼。
显然，床底下、桌子下、神龛下都无法保命。有一天，大哥从学校里回来说，他的一个同学躲在床上以避轰炸，结果一块弹片不偏不倚正好落在床上，把他炸死了，鲜血从床上一直流到床下，惨不忍睹。大家听了，都很悲哀。因此，有一段时间，每当夜间遭遇轰炸，齐康和家人们不得不往田间地头跑。一次月黑风高慌不择路，年幼的齐康膝盖被磕破了一块皮，鲜血淋漓。时至今日，这块伤疤依然清晰。
战争像一头坏脾气的怪兽，折腾得有些累了，暂时安静下来。齐康又随大人们搬出十字巷，住进了教会所在地的大百步坡的一幢二层楼，一家大小住在一个大统间，他和二哥住一起，还有大哥、大姨、二姨、六姨、田锡秋、田锡堂两个表哥、大舅父大舅母，以及他们的子女等。大哥当时在县郊外从上海迁来的育青中学上学，每周只回家一次。家里主持家务的是二姨，孩子们都称她“好姨娘”。大姨是中学教师，信奉基督教。这两个姨妈都未成婚。两个表哥是六姨的孩子，与齐康兄弟年龄相仿。六姨待他们兄弟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很是疼爱，这让齐康深感温暖。
这里远离喧闹，很宁静祥和，有一阵子，他们似乎忘记了战争的存在，生活得温馨，有时还很有趣。一大家子人生活在一起，生活费是个大问题。此时，齐康的父亲已经回了南京，他定期托人送钱回来。当然，他的钱只能养活齐康兄弟几个。他的几个姨妈都是教书的，也有薪水，生活还过得去。
大舅母住在楼下，二姨常常让齐康和表哥当“探子”，也就是在二楼趴在地上从地板缝里偷看大舅母写信。距离还是有些远，他们看不到信的内容。于是，二姨又派齐康跟踪大舅母，看她去哪里都干什么。他也不懂得大人之间的事儿，很听话地远远跟踪大舅母，可跟着跟着就跟丢了。
春节的时候，二十多个人只有一只火腿可以分，这个时候，家里热闹万分。尽管齐康的父母都不在身边，陪伴他们的只有一个奶奶，但并不被欺负，他们分到了一块最好的“童儿骨”。其他人还在叽叽喳喳地分着肉，齐康去看热闹，一不小心从楼上滚到楼下。这下子，大家都撇下肉，忙着照顾他，问他伤着没有，问他哪里疼。也怪，见他毫发未伤，大人们都放了心，却也不再为分肉吵嚷了。分肉这件事一下子就变得很顺利了。
奶奶最疼齐康，原因是他最老实。奶奶只要身上有点钱就派他和二哥去买酒，二哥买来酒总要偷偷尝一点儿，而齐康从来不这么做。因此，每到过年，奶奶会给他一元钱让他买爆竹。二哥调皮，不但会偷尝奶奶的酒，而且还会捉弄奶奶。奶奶近视戴眼镜，二哥常常在眼镜片上点个黑点儿，奶奶看不清，总以为是一只苍蝇。不过，慈祥的奶奶从来不生气。
除了放爆竹，过年时还有一件事让孩子们欢喜，那就是年三十晚上，所有当年结婚的新娘都要穿戴整齐地坐在双喜字上供人观看。每到这时，齐康都在表姐的带领下在城里到处跑，一家家地看或坦然或娇羞的新娘。显然，这是当地的一个习俗。
还有一个习俗是“求雨”。如果当年的旱情严重，那么，乡民就要把各庙中的菩萨抬出来，然后敲锣打鼓，再由一个大力士把一根20厘米粗、两三层楼那么高的毛竹竿顶在肚子上，用大铁叉稳定住一个菩萨游街。游完一个菩萨，如果未见雨来就换一个菩萨继续游。如果哪一天下雨了，大家又挂上大锣不停地敲打以表达内心的喜悦。
当然，战争总还是存在着的。有一天，传来悲凉的哀乐声。齐康和表兄表姐们跑到街上看，原来是一位国民党将军在与日军作战中牺牲了，士兵们正抬着他的灵柩吹着哀乐送葬，沿途的乡民们都自觉地立于两旁默哀。此时，大家意识到，战争其实离自己还是很近的。
不管怎么说，逃难到天台的那几年，尽管父母不在身边，但有奶奶疼姨妈爱，齐康的生活还是充满了温情和温暖的。
远离父母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在天台住了4年，也就是齐康10岁的时候，父亲决定把他接回南京，可兵荒马乱的路上该怎么走呢？
齐康有一个表姐长相娇好，又受过良好教育，很出众，她曾经与一个姓余的男子相爱，但因为余某不是基督徒，齐康的姨妈很反对，拆散了他俩。表姐眼光甚高，根本看不上天台这个小地方的男人，说实话，天台的男人大多没有文化没有见过世面也的确配不上表姐。因此，表姐不愿意一辈子耗在天台，提议要到宁波去。大人们商量后决定让齐康和哥哥随表姐一块儿先去宁波，再转往沦陷区南京。
临行前，为安全起见，姨妈舅舅们做了充足的准备，他们花大钱雇了几个可靠的轿夫，由他们护送几个孩子。齐康清楚地记得，出发那天，姨妈泪水盈盈，千叮咛万嘱咐，惹得一向爱哭的齐康也忍不住落下泪来。一步一回头，挥手又挥手，就这样，齐康告别了姨妈，告别了天台。
辗转经过临海、奉化，跨过舟山群岛，最终抵达宁波。在宁波，齐康和哥哥先住在一个姓张的大叔家，张家不知从哪儿弄来几张伪良民证，然后把他们送上了一条经过上海再到南京的日本大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