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入匈奴的另一位著名的汉族女子是蔡文姬。东汉末兴平年间（194—195年）天下大乱，董卓的军队有许多胡骑，四出掳掠，蔡文姬被胡骑掳走，成为南匈奴左贤王妃，在匈奴生活了12年。文姬虽然贵为左贤王妻，但因系被掳入边，感情一直很悲凉，她曾赋诗描写她在匈奴的生活说：“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当她回忆父母时，“哀叹无穷已”。在匈奴知有人来自汉地时“闻之常欢喜”。后来曹操以重金将她从南匈奴赎回。文姬在匈奴生有二子，当她要离开匈奴时，孩子极为悲伤，“儿前抱我颈，问母何所之”，孩子还问她：“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被掠入匈奴的汉人很多，文姬离别前一一话别，他们都失声痛哭，“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后汉书·烈女董祀妻传》）。这些被掳入匈奴而不得归的汉人后来都融合在匈奴之中。“十六国”、北朝时期，南匈奴作为一个民族逐渐消失了，又全都融合在汉族中。
（四）北匈奴西迁
在汉朝的军事打击下，匈奴的力量大为衰落。公元前57年匈奴发生分裂，五位匈奴贵族争夺单于之位。结果，匈奴分裂为两大部分：呼韩邪单于所属居于漠南的部落和郅支单于率领的漠北部落。呼韩邪单于势力弱于郅支单于，决定投向汉朝。郅支单于无力对抗呼韩邪与汉朝联合的压力，也采取亲汉态度，受到汉政府的优待。但不久呼韩邪与郅支之间又爆发战斗，郅支单于不能再统治漠北诸部，被迫向西迁移，欲与乌孙联合。乌孙此时已经成为汉朝属国，不愿再与匈奴结盟。乌孙小昆弥一面向汉朝西域都护报告，一面动员军队，以迎接郅支为名准备对北匈奴进行袭击。郅支察觉乌孙的图谋，引兵击破乌孙，占有了今额尔齐斯河上、中游之地及唐努山以北的坚昆地区，与汉朝敌对。
在呼韩邪与汉朝的武力威胁下，郅支单于进一步西迁。乌孙之西的康居（今哈萨克斯坦东部）不属汉西域都护，并与乌孙不睦，因此郅支选择康居东境为落脚点。康居王与郅支结为姻亲，议决一致对付乌孙。郅支、康居的联军一再侵犯乌孙领土，迫使乌孙放弃其西部牧场。
郅支击败乌孙之后，势力大增，自以为在西域已经站稳脚跟，疏远与康居的关系，把康居王嫁给他为阏氏的女儿和其他贵族杀死，投入都赖水（今流经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两国的塔拉斯河）之中。又强征当地居民为其筑城，历时两年。郅支所筑之城应当就是后来的怛罗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郅支还以欧亚草原新统治者自居，要求大宛等地纳贡。
郅支单于在西域的活动引起了汉西域都护府的严重不安。西域与内地距离遥远，向朝廷请示，从汉地征兵耗时太长。为了不失时机地制服郅支单于，西域都护府官员甘延寿、陈汤等假借汉天子令，向西域城郭诸国征兵4万，并出动在西域屯田的汉朝士卒，编为6队，其中3队从南道行，越葱岭，进入大宛后由南向北进攻郅支；另外3队越天山通过乌孙境入康居境。
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府大军包围郅支城，在侦知城内详情后发起攻城之役。郅支城中兵力不足，连郅支的各位阏氏也披甲登城守御。战争进行得十分激烈，诸阏氏中甚至有人战死，郅支本人鼻部中箭。不久汉兵破城，这时康居救兵已到郅支城外，但无法阻止汉军攻城。经过激战，汉军击败康居援军，奋力夺取郅支城。获郅支单于、名王、太子、阏氏等1500余人，生俘、收降1000余人，使郅支单于的势力遭到彻底覆灭。
两汉交替之际，中原战乱，匈奴重新强大。东汉建立以后经过休养生息，国力复兴。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48年），匈奴再度分裂成南北两部，南部由呼韩邪单于之孙比率领，依附汉朝，仍称为呼韩邪。北匈奴起初与汉朝为敌，后在南匈奴、汉朝和乌桓的联合压迫下，不得已于建武二十七年（51年）再向东汉请和。汉朝一面与北匈奴交通，一面派班超在西域活动，又动员军队和南匈奴骑兵，一起打击北匈奴。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东汉大军深入蒙古高原西部，大败北匈奴，杀1万余人，北匈奴各部纷纷降汉，前后累计达20余万人。北匈奴单于被迫率残部越金山地区逃往乌孙。
一部分北匈奴部众从漠北南下，至蒲类海（今新疆东部巴里坤湖），向汉朝请降，不久复叛，被汉军消灭。随北匈奴单于出逃的部众在乌孙（其地后称为悦般）立足。乌孙地处伊犁河、楚河草原，与康居占据的塔拉斯河和锡尔河下游草原和欧亚草原之间没有艰险的自然屏障。不久北匈奴又向西扩张，占领康居。但部分北匈奴部众仍然留在龟兹之北，即伊犁河上游支流裕勒都斯河流域及其左近地区，有地数千里，后来河西的凉州一直称其首领为单于王。西迁到康居的匈奴人于4世纪初西侵位于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粟特，杀死粟特王忽倪。
西迁的匈奴因距汉地遥远，音讯不通，在汉籍中越来越少提及。在欧洲史料中曾提到4世纪后半叶，有一支游牧民族被称为匈人（Huns）从东方入侵，于374年击败居于顿河流域的阿兰人。许多学者认为匈人就是从漠北西迁的北匈奴。匈人进入东欧后，抢掠东欧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的领土，迫使它们迁离故土，引起一连串民族迁移。因此匈人被视为引起罗马帝国灭亡的民族大迁移运动的推动者。
（五）匈奴与草原丝路
匈奴人生活在大漠南北，土地高寒，其主要的生产活动是畜牧，辅以渔猎和采集经济，手工业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尚未发展到生产、生活上自给的程度。匈奴控制的漠南与中原邻接，因此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传统上一直以牲畜、皮毛与中原人民交换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其上层贵族对中原的奢侈品需求也很迫切。从战国时期以来，匈奴人就重视与中原人民互通关市。即使在中原政权与匈奴失和，双方处于战争的情况下，匈奴人仍然愿意互通关市。汉匈双方这种互通贸易的需要是大漠南北最终融入中华民族版图的根本原因。
蒙古的学者对漠北的匈奴墓葬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量中原器物，证明汉朝与匈奴的物质交换数量很大，而且非常频繁。发现的中原文物有铁器、铜器、陶器、木器、漆器、石器、工具、马具、黄金、服饰及丝织品等，既包括日常生活用器，也包括生产用具。匈奴人自己也有铸造铜器的能力，但原料仍然仰赖于中原，需要从中原输入杂铜和矿石。贾谊曾向汉文帝提出过以控制向匈奴销售金属数量来制御匈奴的办法。
1940年，原苏联叶尼塞河上游唐努乌梁海以北的哈卡斯州首府阿巴干市以南8公路处“力量”集体农庄在修筑公路时，发现古文化层，经学者确认，遗存物中有许多是来自汉地的瓦和瓦当。瓦上有汉字“天子千秋万岁”、“长乐未央”。1941年、1945年和1946年苏联科学院、哈卡斯博物馆和米努辛斯克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一起对此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是一所平面为长方形的汉式建筑，上有四面坡重檐瓦顶，共有16个房间。苏联学者判断为李陵投降匈奴之后的居处（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下册，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汉译本）。
1924年，苏联考古学家科兹洛夫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以北约100余公里处发掘了诺颜山的匈奴古墓。其中第6号墓出土了三幅珍贵的刺绣作品，其底均为深棕色的毛织品。第一、第二幅尺寸相同，均钉在棺木外椁壁上。图案是用白色丝线为主的各色丝线绣成。一幅绣着一株类似椰树的树木，树旁有一只带翼的类似虎的动物，引颈翘尾向前奔驰。另一幅绣着一簇花木，上端为一只鸟，其左爪持盾，右爪持叉，口中衔着一条蛇。
第三幅刺绣置于前两幅之旁，以红、黄、白、绿、棕各色丝线绣成，其左、右、上部均已残，画面中央为一位骑士，马为白色，骑士戴有护耳的帽，身着以皮革镶边的绣花长衫，足着软底皮鞋，鞋面上有横线。画面上的马缰和马衔都很清晰，但马衔上的铁环已看不清。马的前胸饰有带花纹的圆钉。白马骑士左边的一个人像头部残缺，再往左还有一个人像，目光前视。画面的右边有两匹黑马，一匹扬首，一匹低首。扬首的这匹马眼睛绣成白色，注视着画面中央的白马。
上述诺颜山6号墓出土的绣像，与黑海北岸斯基泰人的金银器皿和陶器上的花纹景像一致，应来自与斯基泰人有联系的地区和民族。6号墓还出土了带有希腊风格的丝织品，也应当来自与希腊人有联系的地区。
诺颜山12号墓葬出土了许多丝织品。有一幅可称为“山云绣”，长1.92米，宽0.38米，底料原为棕缎，因褪色而成为深灰色。画面以红、黄、棕色丝线绣成。其图案的两旁为两座小山，其上各有一只羽毛丰满的飞鸟，均首朝外侧。中间是一座小山，其上有一株大树，枝叶茂密。三座山旁各有三朵白云。另一幅可称为“西龙腾飞绣”，底料为缎。画面为一条西方式的“龙”，首伸向后，扬尾向前飞翔。“龙”四爪，造形奇特，其双肩绘有一对极小的短翅，与中原习见的蛇身龙很不相同。“龙”四周为角形图案，画面四周为三角形、圆形图案（参见林干：《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6—148页）。这两幅丝绣的画面带有明显的希腊风格。
蒙古草原地区自古以来便通过欧亚草原与西方往来。据《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孙以西至安息，诸国均敬畏匈奴。匈奴的政治中心虽然在大漠南北，但其势力却远及欧亚草原。这批绣品就是汉代和汉以前草原商路的见证。
匈奴与内地的交往很早便已经开始。1955—1957年，考古学者在陕西长安县沣西乡客省庄发掘了周代的古墓，其中第140号墓已确定为匈奴古墓，死者可能是匈奴出使内地的使臣或使臣团成员。墓中出土了许多匈奴物品，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两件长方形透雕铜饰。透雕的花纹为：两侧各有一棵树，枝叶茂密。树下各系一匹马，均着鞍辔。画面中间为两人角力，长发向后披至颈（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
匈奴的民歌优美动人。河西的祁连山和燕支山树木茂密，水草丰美，冬暖夏凉，宜于畜牧。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西汉击败匈奴，夺取了祁连山和燕支山，匈奴人极为悲伤，作歌悲叹。其词译云：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史记·匈奴传》“索隐”引《西河故事》）歌中“燕支山”的“燕支”既与汉语“胭脂”谐音，又与匈奴单于之妻的匈奴语称号“阏氏”同音。这种谐音造成了一语双关的效果。胭指是妇女美容的脂粉，匈奴失去了燕支山，有如女儿失去了脂粉，不能打扮得容颜美丽。这首构思巧妙的民歌被历代文人传唱不息。
给中原影响最深的匈奴的音乐是“胡笳十八拍”。胡笳是匈奴的传统乐器，《后汉书·窦宪传》有“远兵金山，听笳龙庭”之语。东汉末蔡文姬被掳入南匈奴，她曾描述这种音乐说：“胡笳动兮边马鸣，孤雁归兮声嘤嘤。”胡笳是一种吹奏乐器，与之相配的是鞞鼓。文姬的诗中说匈奴的鞞鼓夜间敲响，喧至天明。文姬博学多才，妙于音律。她在匈奴时留心过胡笳演奏的音乐，归来时把这种音乐带入中原。胡笳传入汉地后受到中原士人的喜爱。晋朝的刘畴和刘琨胡笳吹得很好，能达到匈奴“出塞入塞之声”的效果，匈奴人听之“有怀土之切”。（《晋书·刘隗传》附传；《晋书·刘琨传》）
5.草原丝路东西贯通
（一）迁入西域的游牧人
（1）月氏人与吐火罗人
月氏又称月支或大月氏。这个民族在《史记》、《汉书》中没有专门立传。但《史记》的《乌孙传》、《大宛传》、《张骞传》等传中保存了月氏早期历史的一些资料。月氏为游牧部落，“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史记·大宛列传》）。月氏西迁后在中亚建立贵霜王朝，但我国史籍习惯上称之为月氏。
据文献记载，月氏族在商代就居于我国西北（《伊尹朝献商书》）。我国的先秦文献提到过一些与月氏名称相近的居于西方的部落，例如《逸周书·王会解》中提到过“禺支”、《穆天子传》卷一中提到过“禺知”。《管子·国蓄篇》称“玉起于禺氏”；《管子·轻重甲篇》则有“禺氏不朝，请以白璧为币乎。……然后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然后八千里之昆仑之虚可得而朝也”的记载。许多学者相信，这些名称都是后来大月氏的不同译名。《史记·大宛传》说月氏原居于敦煌、祁连之间，《后汉书·西羌传》也说属于大月氏别种的湟中月氏胡，旧时居于张掖、酒泉之地。
西汉初年中原有关月氏消息得之于匈奴降人和来自匈奴的使臣。武帝以后，有关这个民族的准确消息主要来自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的报告。张骞所提到的月氏故地敦煌、祁连均非汉语。敦煌应当与《山海经》中的“敦薨”为同名异译，可能是“吐火罗”（Tokhar）的音译，指今祁连山一带。月氏西迁前应居于祁连山与天山之间，即今甘肃西部至新疆东部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