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居藏书中，还有一部分是专论中国某一方面或某一地区的西文著作。专论中国农村的，有A.H.Smith《中国乡村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 ： A Study in Sociology，纽约、芝加哥、多伦多，1899）；E.C.King《四千年来的农民：中国、朝鲜和日本》（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Korea and Japan，Madison，1911）。专论中国信仰与宗教的，有R.J.Edkins《中国的佛教》（Chinese Buddhism，伦敦，1893）； M.Reynaud《中国的彼岸世界》（Another China，伦敦，1897）；H.A.Giles《古代中国的宗教》（Religions of Ancient China，伦敦，1905）。专论中国边远地区的，有W.J.Gill两卷本《金沙江》（Burmah，伦敦，1880）；E.H.Parker《上溯扬子江》（Up the Yang Tse，香港，1898）； S.A.Horsie《在西部中国的三年（川黔滇游记）》（Three Years in Western China，伦敦，1897）； M.S.Wellby《穿越未为人知的西藏》（Through Unknown Tibet，伦敦，1898）； S.A.Hosie《满洲：它的人口、资源和近代历史》（Manchuria，Its People，Resources and Recent History，伦敦，1901）；F.H.Nichols《穿越神秘的陕西》（Through Hidden Shan xi，伦敦，1902）。专论台湾的，有G L.Mackay《来自遥远的台湾》（From Far Formosa，伦敦，1896）； J.W.Davidson《台湾岛今昔》（The Island of Formosa，Past and Present，纽约，1903）等。
收集、购置和阅读西方人士所撰写的关于中国历史与现状的著作，清楚表明孙中山渴望从不同视野、不同角度深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解决中国问题，既需要认清世界潮流，又需要认清中国国情，而认清中国国情实非易事。中国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彼此差异甚大，凭藉感性直观，极易以偏概全，一叶障目；凭藉官方文书和其他方面资料，则太多文过饰非的虚妄之词。西方人士所撰写的有关中国历史与现状的著作，自有其片面性，甚至会有不少偏见，但是，如与中国自己的文献相结合相补充，必定有助于对中国国情获得较为真切的认识。这就是孙中山虽非历史学家，却一直那样认真广泛地了解中外历史的又一重要原因。
三、孙中山对现代性自觉认同的西学准备
对于具有普世意义的现代文明和现代性的自觉认同与热忱追寻，是上海孙中山故居现存藏书所显示的孙中山革命思想又一特色。
所谓现代文明，所谓现代性，有着数以百计的不同定义、不同诠释。为绝大多数诠释者所公认的现代文明、现代性的主要指标，包括疆域固定和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世界性联系的实现，公众主体性的确定和世俗公众社会形成，社会流动速度加快和幅度扩展，公众通过选举制度和代议制度不断扩大政治参与，理性批判精神高扬，科学与技术作用日益突出，由自由、平等、博爱、进步、民主、法治、公平、效率构成的新的价值体系逐渐成为主导性价值。对现代文明和现代性的自觉认同与热忱追寻，就是对这些主要指标的自觉认同和热忱追寻。
当中国人开始全方位直面现代文明、现代性时，现代文明、现代性自身已面临严峻挑战和深刻危机。
这是因为现代文明、现代性从西欧发端时，一开始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地理大发现、殖民掠夺与殖民统治、资本原始积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英国工业革命，是西方现代文明、现代性形成的一座座里程碑。资本主义深刻的内在矛盾，使现代文明、现代性在西方社会得到发展的同时，又导致西方社会陷入普遍的异化：民族国家的建立走向了殖民扩张，与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世界化相伴的是社会两极化，社会出现尖锐阶级对立，世俗公众社会和代议制政治制度成为对于公众新的奴役，理性常常陷入非理性。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否定于是不可遏止地走向高涨。以斯宾格勒、叔本华、尼采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将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文明、现代性未加区分，在抨击西方资本主义的同时，对现代文明、现代性也进行了解构，以致走向否定现代文明、现代性。与此同时，在欧美产生了社会主义运动，他们批判资本主义，而肯定现代文明、现代性，主张现代文明、现代性通过社会主义而重建。
针对欧美社会矛盾的现实和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思潮，20世纪初的中国，在现代文明、现代性应否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目标问题上，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趋向：一是震慄于西方资本主义深刻社会矛盾和剧烈的社会冲突，而倾向于否定现代文明、现代性；二是认定资本主义道路无可避免，中国应准备付出必要代价，依循西方所走过的道路走向现代文明、现代性；三是接受欧美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认定中国可以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既走向现代文明、现代性，而又避免资本主义道路的弊端。当时，可以说，“翼教丛编”这一派代表了第一种趋向，康有为、梁启超代表了第二种趋向，孙中山和同盟会核心成员代表了第三种趋向。
在同盟会核心成员中，孙中山对现代文明、现代性普世主义核心内容信仰与追求最为坚定，主张中国应当探择社会主义方式走向现代文明，培育中国自身的现代性最为明确、最为热切。在西方国家各社会主义派别那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通常被视作现代文明、现代性成长的两个不同历史阶段，而在孙中山这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已成为东方国家区别与西方国家走向现代文明、现代性的另一条道路。
1905年5月，孙中山赴布鲁塞尔社会党国际执行局会见该局主席王德威尔德和书记胡斯曼，要求第二国际接纳中国革命党为其成员时，就将这一立场表达得非常清楚：
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他们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他们吸收我们文明的精华，而决不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换句话说，由于它们中世纪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资本家剥削的痛苦。（《中国的社会主义》，布鲁塞尔法文版《人民报》1905年5月20日报道，见《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
这也就是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所倡导的“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9页。）
孙中山信仰之所以如此坚定，主张之所以如此明确，根植于他对西方各国社会主义学说、社会主义运动极为认真的系统研究。他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一再指出，社会主义已变为“一种很繁博的科学”，“这里头千条万绪，成为一种科学，不是十分研究不得清楚”。（同上书，第326-327页。）孙中山故居现存藏书生动地表明，孙中山这一时期确实已将社会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并对之进行了十分认真的研究。
孙中山说过：社会主义“其中流派很多，有主张废资本家归诸国有的，有主张均分于贫民的，有主张归诸公有的，议论纷纷”（《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7页。）。在故居现存藏书中，综合讨论各派社会主义的1911年以前出版的著作就有近10种，如C.H.Vail《科学社会主义原理》（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芝加哥，1899）；J.B.Peixotto《法国革命与现代法国社会主义》（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Modern French Socialism，纽约，1901）； M.Hirsch《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Democracy Versus Socialism，伦敦，1901）； W H.Mallock《对社会主义批判的检验》（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Socialism，伦敦，1908）； J.T.Stoddard《新社会主义》（The New Socialism ： An Impartial Inquiry，伦敦，1909）； R.W.Kauffman《什么是社会主义》（What is Socialism，纽约，1910）等。通过这些著作，对于欧美各国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不同的主张，自然能够获得较为准确而不是泛泛的了解。
孙中山非常关注现代文明、现代性经由资本主义而产生的各种问题。他指出，“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尽享，贫民反食恶果，总有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同上书，第326、 327-328页。）故居藏书中有相当一批著作专门讨论孙中山这里所说的社会问题，如T.G.Spyers《劳工问题》（The Labour Question：An Epitome of the Evidence and the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Labour，伦敦，1894）；B.Kidd《社会进化》（Social Evolution，纽约，1895）； C.B.Spahr《美国财富分配现状》（An Essay on the Present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纽约，1896）；H.George《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s，伦敦，1898）；G.Tarde《社会规律》（Social Laws，纽约，1899）；Le Bon《大众》（The Crowd ：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伦敦，1900）； G.F.Lydston《社会的弊端》（The Diseases of Society，伦敦，1904）； J.R.Day《对繁荣的入侵》（The Raid on Prosperity，纽约，1908）； L.Austin《美国无产者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Proletarian，芝加哥，1910）等。故居藏书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芝加哥1904、1911年两个版本，显示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矛盾的揭露和批判在孙中山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孙中山摈弃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正是基于对欧美各国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深刻认识。
亨利·乔治是孙中山非常器重的一位美国社会主义思想家。亨利·乔治认为，财富分配不公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弊病，而土地投机买卖和垄断更是造成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解决办法就是土地公有，将全部地租作为赋税收归国家所有，废除其他所有捐税。他的主张因此被称作土地国有和单一税制，19世纪80年代以后在英国等社会主义运动中曾风靡一时。孙中山对亨利·乔治的学说有浓厚兴趣，在加拿大温哥华地区还专门去考察过实施这一主张的情形。在故居藏书中，除去上述《社会问题》一书外，还有亨利·乔治的《保护贸易或自由贸易》（Protection or Free Trade，伦敦，1890）、《政治经济学》（The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伦敦，1898）。亨利·乔治出版于1882年的《进步与贫困》一书，孙中山曾多次提起，并给予很高评价，但在故居中未曾发现，孙中山理应收藏过这部著作。这一事实，也证明了故居中现存藏书并不完全，孙中山阅读范围也并不限于自己的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