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城市和乡村的土地占有状况，孙中山购置了不少这一方面的书籍。在故居现存藏书中就有F.Seebohn《英国村社》（The English Village Community Examined in Its Relations to the Manorial and Trial Systems，伦敦，1884）；W.Epps《大洋洲的土地制度》（Land Systems of Australasia，伦敦，1902）； W.A.Somers《为征税对不动产进行估价》（The Valuation of Real Estate for the Purpose of Taxation，明尼苏达，1901）；F.Verinder《土地、工业和税制》（Land， Industry and Taxation，伦敦，1902）；J.Hyder《土地国有化实例》（The Case for Land Nationalisation，伦敦，1907）；H.J.S.Maine《东方与西方的村庄》（Village Communities in the East and West，伦敦，1907）； R.M.Hurd《城市土地价值原则》（Principles of City Land Values，纽约，1911）等。从这些著作可以了解孙中山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思想形成的丰厚的学理基础。
对于社会主义各种思潮之中的马克思主义一派，孙中山给予了特别高的评价。1912年10月，他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本部连续3天所作的演讲中详细介绍了西方各派社会主义学说和他本人的社会主义主张。
他说：“尝考欧西最初社会主义之学说，即为‘均产派’，主张合贫富各有之资产而均分之。……厥后有德国麦克司者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阐发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组织粗浅激烈之言论矣。”（《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06页。）他还认为，掌握了马克思资本公有的主张和亨利·乔治土地公有的主张，即掌握了“社会主义之真髓”。（同上书，第51页。）
所有这些事实表明，孙中山对于社会主义确实进行了十分系统的研究，而将社会主义视作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现代性的必由之路。
四孙中山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的西学资源孙中山在力主中国应当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走向现代文明、现代性时，对于实现现代文明、现代性的核心价值归趋自由、平等与博爱，民主与法治，也始终坚信不疑。
1911年11月中旬，孙中山在伦敦与英国记者谈话解释为什么一定要推翻清朝统治时，历数清王朝统治的各项“虐政”：
（一）满洲人的统治是为其本族的私利，而不是为了全体国民。
（二）他们反对我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进步。
（三）他们把我们作为被统治民族对待，否认我们各种平等的权利和特权。
（四）他们侵犯我们不可让予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
（五）他们纵容和鼓励贪污行贿。
（六）他们压制言论自由。
（七）他们未经我们的同意，不公平地向我们征收重税。
（八）他们实行最野蛮的酷刑。
（九）他们不经法律而剥夺我们的各种权利。
（十）他们不能履行职责，以保障其辖区内居民的生命和财产。
在这篇谈话的最后，他说：“我已做成了我的工作，启蒙和进步的浪潮业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中国，由于它的人民性格勤劳和驯良，是全世界最适宜建立共和政体的国家。在短期间内，它将跻身于世界上文明和爱好自由国家的行列。”（《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55-556、557-558页。）
孙中山对现代文明、现代性核心价值坚信不疑，同样根植于他对阐明这些核心价值观念的相关西方思想学说的深入研究和忠实继承。从故居现存藏书中，可以大体梳理出孙中山这一方面思想继承与发展的主要脉络，这一脉络由以下几个侧面构成：
其一，关于民主、自由观念与现代民主制度。作为其理论渊源的著作，有F.Macdonald两卷本《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 A New Study in Criticism，伦敦，1906）；W.A.Dunning《政治学说史——从路德到孟德斯鸠》（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ies：from Luther to Mantesquieu，纽约，1910）；G.N.F.Heger《历史哲学》（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纽约，1900）； F.W.H.Myers《人的个性及其不朽》（Human Personality and Its Survival of Bodily Death，纽约，1909）；M.Y.Ostrogorski两卷本《政党体制与民主》（Democrac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纽约，1908）；H.J.S.Maine《民治政府》（Popular Government，伦敦，1909）； J.S.Mill《代议制政府研究》（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伦敦）； T.W.Wilson《国家：历史组合与政治实践》（The State ： Elements of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Politics，波士顿，1911）等。专论美、英等国民主政治制度的著作，如R.Frothingham《合众国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Republic of the United States，波士顿，1910）；A.Hamilton、 J.Jay《美国联邦制拥护者》（The Federalist ： A Commentary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纽约，1898）；P.S.Reinsch《美国联邦政府论文集》（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Abridged Edition，纽约，1911）； J.M.Robertson《英国政治入门》（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Politics，伦敦，1900）等。此外，还有一批讨论俄国、德国、日本政治体制的著作。关于民治、民有、民享，关于人们的生存权、自由权、财产权，关于人们能够共同参与创造和共同享有智力方面与物质方面的进步，以及所有这一切如何通过民主政治制度的合理架构与有序运作而获得保障，是这些著作的核心内容，也正是孙中山关注的中心。
其二，关于法治建设理论和宪法、法律建设。阐述法治理论的综论性著作，其中有B.Montesquieu两卷本《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Laws，纽约，1900）； R.H.Pollock《法学与伦理学论文集》（Essays in Jurisprudence and Ethics，伦敦，1882）； J.Bryce两卷本《历史与法学研究》（Studies in History and Jurisprudence，牛津，1901）； R.Sohm《法理概要》（The Institutes，牛津，1907）； T.E.Holland《法学基础》（The Elements of Jurisprudence，伦敦，1908）；H.Taylor《法学》（The Science of Jurisprudence，纽约，1908）； W.W.Howe《罗马法研究及与英美法律的渊源关系》（Studies in the Civil Law and Its Relations to the Jurisprudence of England and America with References to the Law of our Insular Possessions，波士顿，1905）等。关于各国宪法和民法、刑法、商法等法典的著作，包括J.W.Burgess两卷本《政治学与比较宪法》（Political Science and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纽约，1890-1891）； J.R.Tucker两卷本《美国的宪法》（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芝加哥，1899）； W.Bagehot《英国的宪法》（The English Constitution，and Other Political Essays，纽约，1908）； W.E.Dodd《近代主要国家宪法》（Modern Constitution，芝加哥，1909）；J.F.Stephen《英国刑法概观》（A General View of the Criminal Law，伦敦，1890）； F.H.Goodnow《比较行政法》（Comparative Administrative Law，纽约、伦敦，1893）； J.H.Gubbins《日本民法典》（The Civil Code of Japan，东京，1897）； L.H.L nholm《日本商业法典》（The Commercial Code of Japan and the Law Conceming Its Operation，横滨，1898）；J.S.Risley《战争法》（The Law of War，伦敦，1897）； F.M.Gregg《国会法手册》（Handbook of Parliamentary Law，波士顿，1910）等。变礼俗社会为法理社会，被视为现代文明区别于古代文明、现代性区别于古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对于通过宪法和完备的立法建立现代法理社会，孙中山完全不满足于抽象化、概念化的了解，这些著作充分表明，他对此作了精心研究。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以后，孙中山那么急切而执著地坚持制定临时约法，从这里可以得知，这绝非偶然。
其三，在推行民主与法治中特别富于应用性与可操作性的著作。其中专门研究比例代表制选举方法的著作，就有七八种之多，如T.R.Ashworth《适用于政党政府的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Applied to Party Government ： A New Electoral System，伦敦，1901）；《比例代表制社会》（The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Society，伦敦，1907、 1909、 1910、 1911年等各个不同版本）。专门研究司法机关及其判例的，有G.P.Moriarty《巴黎的法院》（The Paris Law Courts，伦敦，1894）；H.S.Hogan等《在俄亥俄州最高法院》（In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State of Ohio，俄亥俄，1911）； E.Wambaugh《判例研究》（The Study of Cases，波士顿，1894）； G.Bemis《韦氏案例报告》（Report of the Case of John W.Webster，底特律，1897）等。专门研究国际公法的，有L.Levi《国际公法》（Intemational Law，伦敦，1887）；T.J.Lawrence《国际公法手册》（A Handbook of Public Intemational Law，伦敦，1898）； F.Meili《国际民事和商业法——理论、立法、实践》（International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as Founded Upon Theory， Legislation， and Practice，纽约，1905）等。
从以上这些著作可以看出，孙中山阅读西文书籍目的性、针对性非常明确，这就是如何引导中国真正实现政治民主与法治健全下的社会自由。
现代经济发展，现代经济制度的建立，是现代文明、现代性得以确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孙中山立志将中国引向现代文明、现代性，西方各国经济发展历程和成功经验便成了他阅读的又一重点。故居中现存1911年以前出版的有关经济学理论、工业发展、银行与信贷、危机与萧条、垄断与托拉斯、财政学等著作，差不多有120种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