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爱秋虫。“瞿瞿一叫，秋天已到，更使我若有所失，不可终日，除非看见它，无法按捺下激动的心情。有一根无形的线，一头系在蛐蛐翅膀上，一头拴在我心上，那边叫一声，我这里跳一跳。”直至年过九十，王世襄依然能如数家珍地将捉虫、买虫、养虫、斗虫的细节一一描述，仿佛那些日子就在昨天。20世纪30年代的老北京城，玩蛐蛐是非常盛行之事，上至达官显贵、文人墨客，下至贩夫走卒，皆有好虫之人，而且收、养、斗都蕴藏着丰富的学问。那时的王世襄不过十多岁的少年，经常带着逮蛐蛐的“行头”去西坝河、苏家坨等北京郊区寻虫，又常常流连于朝阳门、东华门、天桥等地的蛐蛐摊上觅宝，同时他还自设斗局，邀请各类玩家来一显爱虫。因为对秋虫的喜爱，也让小小年纪的他与京城不少有名的蛐蛐玩家相交，并结下了深厚的忘年之谊。这其中有父母长辈的亲友，如世襄父亲的老同事赵李卿，与世襄同怀秋虫之癖，常常教给他一些识虫之道，连世襄因耽于养虫而受父母责备时，赵老伯也会替其说情，王、赵两家，相距甚近，王世襄几乎每天都去报到。在斗局中，与世襄初为对手，后转而成为莫逆之交的虫友也不乏其人，如白克秋、山西街陶家、李桐华等。其中以与李桐华结识的过程最为传奇。王世襄曾写道：“当年蛐蛐局有两句口头语：‘前秋不斗山、爽、义，后秋不斗叨、力。’‘山’为李桐华”，可见李桐华在当时京城蛐蛐局中的江湖地位。然而，在1933年10月大方家胡同的夜局上，王世襄以“宝坻产重达一分之黑色虎头大翅”与李桐华的“麻头重紫交锋”互相交战，不料闻名的“前秋不斗”之“山”字号，竟被中学生之虫咬败，一时议论者纷纷。隔一月后，李桐华特选宁阳产白牙青，再与世襄之虎头大翅交战，此次大翅不敌，李桐华始觉挽回颜面。从这以后，两人“不打不相识”，这段友谊竟然维持了将近半个多世纪。王世襄曾记述过这样的情意绵绵的爱虫轶事：“1939年后，我就读研究院，不复养虫，直至桐华谢世，四十余年间，只要身未离京，秋日必前往请候，并观赏所得之虫。先生常笑曰：‘你又过瘾来了’。”
另有一位对蝈蝈痴迷一生的古琴家管平湖先生，他们有同好又是知音知交。管平湖曾从世襄舅父金城学画，与金家可谓有世交之谊。管平湖先生善书画、精古琴，更精于各类玩好。他于艺花木、养金鱼、蓄鸣虫等均有独到之处。王世襄上中学时，便与管平湖相识，两人因同好鸣虫而相交颇深，更记述下了管平湖先生一段育虫的故事：“罐家麻杨高价售出大翅油壶鲁，因翅动而不能发音，以致一文不值。管先生看出问题出在两翅之间有距离，不能交搭摩擦，故不能发音。他将药（类似火漆）点在盖膀膀尖，压之使降低，与底膀摩擦，立即发出绝妙鸣声，使听者惊叹，大家得知此即过去不能发声之虫，更钦佩管先生有回天之力，故无不叹服。”
他爱养鸽放鸽，至耄耋之年仍乐此不疲。我们试作想象，碧空如洗之日，一群鸽子腾空飞翔，悠游自在；更有一阵阵“央央琅琅之音，时宏时细，忽远忽近，亦低亦昂，倏疾倏徐，悠扬回荡”。这就是美妙的鸽哨声，它是老北京城的一大情趣，是老北京人每日清晨听到的熟悉之音，是遥远天空带给人们无限的喜悦，更是王世襄自小沉迷的爱好之一。王世襄曾回忆少年时期在美侨小学读书时，“一连数周英文作文，篇篇言鸽。教师怒而掷还作业，叱曰：‘汝今后如不再改换题目，不论写得好坏，一律P（即Poor）！’”由此可见，当时他对美丽可爱的鸽，是多么的一往情深。那时光，他花了大量精力时间养好鸽子，又专注于搜求鸽哨，为此结识了不少鸽哨名家，特别是自号“哨痴”的王熙咸。此人15岁开始养鸽，对此行爱入骨髓。王世襄曾写他道：“禀性迂直，不善治生产，虽曾肆业国民大学，而在小学任教，所入甚微，生活清苦，惟遇佳哨，倾囊相易无吝色，甚至典质衣物，非得之不能寐。”读此，我不禁会想起那古往今来有爱书癖的藏书家了，他们也如此节衣缩食，甚或为了一本旧书而忘其一切。
他爱架鹰猎兔，挈狗猎獾。其实这二癖好，当时在北京社会的中下层，尤其是在八旗善扑营职业摔跤运动员中，可谓特别盛行，尔后，一直延续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王世襄从18岁时学摔跤，拜头等布库（扑护）瑞五爷、乌二衮为师，受他们的影响，他也开始遛獾狗、架大鹰，二者确实是极具刺激和挑战的活动。试想，那傲视群禽、翱翔苍天的雄鹰，竟能安安稳稳地停在你的臂上，在开阔的秋日郊外，随着你大喊一声“猫”（表示发现野兔放鹰的信号），那大鹰矫健地一蹬而起，展开利爪迅急地向兔子猛扑过去，在林间盘旋几下忽一个俯冲，即将猎物紧紧地制于勾足之下。而你则随着鹰飞一路奔袭，最后将猎物收于猫兜子中（出猎时盛兔子的袋兜），大鹰重又雄赳赳地立于你的臂上，这欣喜神气劲，确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这便是王世襄当年放鹰的精彩情景。
王世襄架鹰归来那情那景，我们已无缘亲见，但还有一张摄于1936年他打猎归来后的相片，兴许令我们还可一睹当年他的神武英姿。相片中的他头戴瓜帽，上身着短褂下着鹿皮套裤，右手举鹰，左肩则挂着猎回的兔子，一脸英气威武，俨然是一副两军对阵而后凯旋的架势。
“獾狗”也是一项在野外进行的活动，当年王世襄常与好友携狗出围捉獾，最长一次出围，居然长达十余天。从8月下旬到9月中旬的十来个夜晚，他和玩家们守在荒野，直到猎物到手才回城，其执著热爱可见一斑。王世襄虽为世家子弟，但在架鹰逛獾过程中，真可说混迹在京城三教九流的玩家中，与他一起放鹰遛獾的吴老儿、西村的常六、蓝旗营的秃子、大牛子、小崇、荣三等，世襄和他们一起逛鹰市，走庙会，泡茶馆，上山围猎，下地寻獾穴，他们一个个满肚子的民俗学问和传奇故事，日子一长，世襄也渐渐摸清了其中的各种门道，积累了不少知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荣三，王世襄曾写他“是20世纪初著名养狗家胖小荣的三弟，京剧艺术家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的三叔。他一生耽鹰爱狗入骨髓，豢养技艺堪称双绝，精于相狗，与白纸坊的聋李四齐名，有北荣南李之称。”荣三能将养狗家中口口相传的《獾狗谱》背得非常之全，世襄央其将《獾狗谱》口授，并把它笔录下来，多年后王世襄又从“文革”被没收的烂纸堆中，无意翻寻到当年写下的《獾狗谱》，才将这部业已失传的相狗经和民俗活动资料，终于给挽救保留了下来。
王世襄的少年生活满满地浸润着老北京的种种民俗和风情，那应是他一生最快乐单纯的时光，他无拘无束地陶醉在他所爱所好之中。然而，他并不盲目瞎玩，而是边玩边思索和用心积累，如1932年他还在美国学校读书时，校长请来一位美国鸟类专家做以《华北的鸟》为题的演讲，专家讲到大鹰时，王世襄便就平时养鹰训鹰中的疑问向他提问：“鹰吃了它不能消化的毛怎么办？养鹰为什么要喂它吃一些不能消化的东西来代替毛，最后好和毛一齐吐出。”如此这般的问题，竟把那位美国专家给问住了，这无不可以看出，王世襄在平时的玩乐中已在作留心的观察。
在我看来，少年时这段悠游纵情的日子至少带给世襄两项宝贵的、直至受用终生的财富。一是放鸽、架鹰、捉虫、逛獾的野外活动之经历，给了王世襄一生旺盛的精力和强健体魄。他曾于1997年写的《大鹰篇》中有“放鹰有意思，刺激性强，百放不厌，是极好的运动，对锻炼身体大有好处。我现在已过七十九岁生日，赶公共汽车还能跑几步，换煤气还能骑自行车驮，都受益于獾狗大鹰。”二是少年王世襄生活的北京，尚未沦入日侵的战火中，京城的文化还未遭到破坏，他算是搭上了京城繁华风流的末班车。少年时代的诸多玩乐，成就了日后王世襄学问领域中一片独特的繁花盛景，正如他日后在回顾那段时期的生活时，曾有一诗云：“布库耽狗鹰，我亦爱之酷。三教与九流，遂皆见如故。”可见王世襄无论从少年、青年、直至老年，他之生活总是丰满的，多姿多彩的，对他来说，“生活之树是常青的”。作为王世襄来讲，他之爱好广博，知识丰富，且他总是希望借助正确的思维与方法，能把他的知识传播于世。他青少年时期的爱好与玩物，看似“雕虫小技”，但却与王世襄之天性相合，“天性好比种子，它既能长成香花，也可能长成毒草。”但王世襄终让这一切登上了“大雅之堂”。当然，这属于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