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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能出这么多成果，跟他的长寿直接相关，跟他长期保持精力充沛也有很大的关系。饶宗颐在比较自己与王国维的学术成就时，曾提到，自己在学术上的成就跟自己的长寿有很大的关系，王国维先生50多岁就选择弃世，而自己到90岁仍精力充沛，不知疲倦。
饶宗颐能如此长寿跟他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他永远保持着一颗“童心”，注重生活的自然和自在。饶宗颐有很规律的起居习惯，吃东西也不多。他总是准时六点起床，十点睡觉，中午不休息，要打坐。日本人教他打坐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胸式呼吸法，一种是腹式呼吸法。教他胸式呼吸的人先死了，所以后来他就不用胸式呼吸法了。为什么呢，因为胸腔是护住心脏的，胸式呼吸是要把自己扩张出去，很用力撑开的，那胸就压迫心脏，心脏受损，胸跟肺之间有矛盾。腹式呼吸法就没有这个束缚了，腹部是可以自由伸张的。我们平时用脑，血聚在脑上，如果用腹呼吸，就可以调节心跟脑饶宗颐在香港大屿山打坐之间的血液循环。饶宗颐打坐讲究“五心向上”，即两掌心向上，两脚心向上，自己的心也向上。他端坐的时候从不靠背的，总是笔挺挺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去都是精神抖擞的样子。
饶宗颐走路长期养成脚跟先着地的习惯，好处是稳健，不易前倾；第二个好处是脚跟先着地，可以通过脊椎将动力传到大脑。由于先生具有良好的生活习惯，所以能够活得这么长寿和精力充沛。饶宗颐不仅愉快地欢度过“米寿”，而且正满怀信心地迎接“茶寿”。按照日本人的说法，米寿的“米”是指八十八岁，茶寿的“茶”则是在“米”上再加“廿”（二十），就是一百零八岁了。
香江鸿儒饶宗颐传第十二章高寿多趣名重士林饶宗颐的高寿与其家庭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饶宗颐一直神清气朗、满面红光，有结发妻子的默默支持，有两个女儿的悉心照顾。小女儿饶清芬女士现在全职帮父亲处理大小对外事务，是饶宗颐的得力助手。饶宗颐在家中很民主，从来不发脾气。而且身上不爱带钱，每分钱都欢欢喜喜地交给夫人。所以家人要一早替他放好零用钱在口袋里，不然他就忘了。
现在真成了老人，饶宗颐却仍然像少年一样纯真无忧。还是无所谓世事如何，无所谓有钱没钱。也还是对政治生活没有兴趣，仍然不喜欢“学而优则仕”。大家都认为的一个无聊课题，他却捡起来打破砂锅问到底，那才是最有趣的事情。
饶宗颐自幼对潮州工夫茶情有独钟。在一次与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谈话中，饶宗颐以工夫茶为例阐明一般事理。他说“大工夫小工夫一样工夫”。并说，这可以成为一独脚联，盼高明应对。后有获应征联特等奖的作品是：“人有道茶有道同求有道”。依饶宗颐的解释，潮人品工夫茶有两种境界，一是大工夫，一是小工夫。普通人喝工夫茶，也有一套小巧工夫茶具，讲究“高冲低洒、刮沫淋盖”、“关公巡城、韩信点兵”一套冲泡手艺和谦恭礼让的茶礼，但这还是小工夫；大工夫则指那些除此以外的更加讲究的包含有哲学、宗教、思想修养、文学艺术等内涵的茶道。
饶宗颐自享于不食人间烟火的状态，毫不寂寞。他的学问好像与世事没有关联，他的著作里也反映不了时代的背景，读他的诗文，更是古风尚在，俨然魏晋之人。其实这正是他的傲人之处，为志趣而做学问，是以为大学问也。
曾有人讲饶宗颐的学术成就与王国维相比，饶宗颐认为，我的好处是活得长命，龚自珍只活到49岁，王国维先生50岁，以他们50岁的成绩，和我90多岁的成绩比较，是不够公平的；但龚自珍也的确“火气”大了一点，要不，可以更长命，成就更大。学问其实是积微之功，在于点滴之积累。人的生命如同蜡烛，烧得红红旺旺的，却很快熄灭，倒不如用青青的火苗更长久地燃烧来得经济。
饶宗颐的可贵之处即在于能做到淡泊明志，自得自在。香港大屿山有一游览胜地，38株巨木镌刻着斗大的《心经》全文。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户外木刻心经简林，是饶宗颐2002年创作的，要为香港开启智慧。
《心经》是儒、释、道三教共尊的宝典，经文简约，仅有260字，但寓意深远。为弘扬《心经》真理，饶宗颐于2002年完成《心经》墨宝，并赠予香港市民。由于整篇书法分别刻于多条木柱上，以大型户外木刻的方式展示，近似古时书于竹简，因此名为“心经简林”。心经简林于2005年竣工，竖立于大屿山昂坪，邻近天坛大佛、宝莲禅寺和即将落成的全新旅游点“昂坪360”。木柱全数共38条，每条高约8至10米，配合山形地势来安放，并依经文顺序排成“∞”字，象征“无限”、“无量”，以示宇宙人生变化无定的道理。在山坡上最高位置的一条木柱没有刻字，象征“空”的《心经》要义。
心经的全名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般若”是智慧，“波罗蜜多”是圆满；所以“般若波罗蜜多”意为：圆满的智慧。这部经之所以被称为《心经》，是因为它含摄了佛陀圆满智慧的精要，字数虽少，却是最广为人知的大乘佛经。
饶宗颐认为，《心经》最深沉的意蕴在于“心无挂碍”。“无挂碍”中的“挂碍”，是指自己造出来的挂碍。现在人太困于物欲，其实这是人自己造出来的。饶宗颐写心经简林，第一句就是“观自在菩萨”，“自在”，就是像观世音一样。观世音是印度的舞神Siva变来的，她有千手千眼，就是千手观音。在俗世中，要有定力，有智慧，有忍耐，有六个波罗蜜，（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佛教认为行者到达彼岸的无上法门）。就是要保持一种自在的心，是一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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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在晚年对自己的从学之路做了回顾，对于自己学艺的经验也有很多的总结。饶宗颐在讲到自己做学问的方法时，提到，“人家做学问，很多是从点做起，我做学问的方法不同，是从上下左右来找连带关系。我用丰富的想象力，在别人看着没关系的地方探究出其中的关系。”这或许可以解释饶宗颐何以能够在诸多学术领域和艺术领域取得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
饶宗颐对学术研究有着十分广泛的兴趣，且各个领域能够互相联系、互相启发、相得益彰。饶宗颐自己认为，他长期生活在香港，是他能够取得成就的一个天赐良缘。香港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汇的大都市，对外交流十分频繁，国际汉学界的各种新资料和新观点都能及时掌握。这使得他可以到游学东西各国，学术足迹遍及世界，当然眼界大开。“天地大观入吾眼，文章浩气起太初”，饶宗颐这幅大气磅礴的对联深刻地说明了他开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
饶宗颐治学的另一个特点是敢于否定自己，不断修正、自我改进。饶宗颐认为，怀疑精神是做学问的基本条件之一，学术上就是要敢于怀疑。季羡林先生在评论饶宗颐时说：他最能发现问题，最能提出问题。饶宗颐认为这说出了他的心里话。自我否定的另一面就是严格要求自己。饶宗颐说，他写出来的东西不愿意马上发表，一般要先压一压。他的许多文章是几年前写的，有的甚至有十几年、二十几年，都不发表。比如《郭子奇年谱》，写的时候年方二十，可50年以后才拿出来发表。
饶宗颐在学术的研究之所以多有创见，且史料基础扎实，与其注重史学研究的三重证据有密切的关系。著名的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总结王国维的学术内容和方法时，概括地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他说：“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我们知道，陈王二人交谊甚厚，早年即有交往，后来又在清华研究院共过事，治学方法互相影响，较为接近，所以陈寅恪总结的三点实在也是他自己对治学的要求和抱负。季羡林先生在《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序》一文中，曾借用陈寅恪先生的三句话来评介饶宗颐的治学方法，这是非常确切的。综观饶宗颐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有许多方面确实继承了王、陈两位史学大师的风格。
在取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相释证方面，王国维下力最多，且为近代史学之首创。王国维在学术上的成就，在善于利用新时代之新发现，用地下实物与典籍记载相结合，以“二重证据法”取得了巨大的创获。饶宗颐在这方面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他在熟谙中国古籍的基础上，广泛利用地下实物进行考证，比如，他在《随县曾候乙墓钟磐铭辞研究》一书中，他以大量史书结合金文铭辞考证了古钟律学，并进而探讨了楚文化的问题。他用青海乐都县出土的陶器，撰成《青海陶文试释之一》，阐释陶器上的十字形符号在世界各地及中国流行的源流，并兼论古羌人的文化。他用马王堆帛书考订《易经》；用唐代碑刻结合唐史，论述武则天的宗教信仰；用汉简结合《汉书艺文志》辑补唐勒佚文；用战国铁器和马王堆丝绸论证楚文化。至于对敦煌经卷的利用和研究则更为广泛，涉及佛教史、道教史、袄教史、经学史、文学史、中外关系史、天文史、画史、书法史、音乐史等。近几十年来，国内考古发掘层出不穷，国际学术交往日益频繁，因此饶宗颐所能接触到的地下实物要比前代丰富得多，所以成就也就为卓著。
在取异国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两方面，应该说饶宗颐与陈寅恪比较接近。饶宗颐与陈寅恪一样，熟悉多种外国语言文字，故在利用异国故书方面得心应手。饶宗颐曾亲履印度等南亚诸国，故在梵学上有很深厚的功底。他也探寻梵文对中国文学、音韵的影响，比如他的《唐以前十四音遗说考》，探讨了悉昙章与中国音韵学的关系，纠正了前人以十四音始于唐代的错误说法。更于《印度波你尼仙之围陀三声论略——一四声外来说评议》一文中，对陈寅恪《四声三问》关于四声来自印度吠陀三声的看法提出异议，特别指出吠陀的抑音、扬音、混合音三种诵法在公元前2世纪已经失传，不可能在南齐时影响中国的声调。饶宗颐利用的异国故书不止于梵文，补证的领域也不止于文学和音韵，例如他的《华梵经疏体例同异析疑》论中印两国经疏体例的密切关系。他的《蜀布与cinnaatta——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以我国古籍结合印度古文献《国事书》、《大战书》等，考中、印、缅文化交流的源头与通道。
在利用外来观念方面，饶宗颐善于利用比较史学和比较文学的方法，揭示中华文化的特点，确定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位置。例如在《〈天问〉文体的源流》一文中，他从古印度《梨俱吠陀、古伊朗Avesta》和《旧约》、屈原的《天问》等诗歌形式中，得出了“发问文学”的新概念，并指出《天问》以后，“发问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了一个支流。他翻译了西亚楔形文字的《近东开辟史诗》，并将西亚可克得人的宇宙二元论和我国的《淮南子》、彝族宇宙论、古代楚人说进行比较，讨论近东和远东开辟神话、造入神话的异同。
著名古典文学史专家钱仲联先生曾盛赞饶宗颐之文“兼学术文美文之长，通中华古学与四裔新学之邮。返观观堂（王国维）、寒柳（陈寅恪）以上诸家，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譬如积薪，后来居上”二句，用来概括饶宗颐在治学上对王、陈二老的继承和发展，可以说也是恰如其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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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在晚年除了继续身体力行地从事国学研究，且利用各种机会提倡对于传统文化国学的研究。
2001年，饶宗颐在北京大学题为《新经学的提出——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的演讲中，提出了中华民族文艺复兴的宏大课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饶宗颐认为，西方的文艺复兴其实是对希腊文化的重新整理，带动整个欧洲的文化。近年来，由于中国出土文献的极大丰富，21世纪应该是重新整理古籍的时代，因此他充满信心地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文艺复兴的时代。
对于如何才能实现文艺复兴的问题，饶宗颐的设想是重新塑造“新经学”。他说，经书是我们的文化精华和宝库，是国民思维模式、知识含蕴的基础，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重新认识经书的价值，意义重大。但经学的重建，又有许多繁重的工作要做，它不仅局限于文字上的校勘解释，更重要的是把过去的经学材料、经书构成的古代著作，重新做一次总的检讨。经的内容，不讲空头支票式的人类学，而是实际受用且有长远意义的人智学。
饶宗颐认为，经书对推进现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有非常重大的作用。经学的重建，是我们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作之一。《汉书·艺文志》把《乐》列在前面，乐以致和，“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和”表现了中华文化的最高理想。在科技领先的时代，更当发扬光大，以免把人沦为物质的俘虏。
饶宗颐把古经典旧本子的出现和整理，上升到“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和先进文化的光辉，培养我们对过去知识的新的理解”的高度来认识。他说，我们对古代文献不是不给予批判，而是要推陈出新，与现代接轨，把前人保留在历史记忆中的生命点滴和宝贵经历的膏腴，给以新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