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认为，这方面的工作十分十分急迫。他认为，中国已成为世界国家的一个环节，在全球性的总的考察下，中国的考古、古文明研究，和世界分不开，如果自己不做，将有别人“越俎代庖”，所以我们不能不奋起直追。当前是科技带头的时代，人文科学更要跟上，“人”的学问和“物”的学问同样重要。我们应该好好认识自己，自大与自贬都不必要。我们的价值判断应该建立在“自觉”、“自尊”、“自信”的基础上，而以“求是”、“求真”、“求正”为目标，去完成我们的任务。饶宗颐说，从洋务运动以来，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失去了信心，外来的冲击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不惜放弃本位文化，向外追逐驰骛，已经动摇了国本。“知彼”的工作还没有做好，“知己”的功夫却甘自抛掷。现在，应该是反求诸己、回头是岸的时候了。
在谈到国际汉学的研究时，饶宗颐提到，汉学研究应该注重吸收外国的研究，但是要以中国为主体。对于现行的汉学论文要求用英文撰写，饶宗颐觉得是没有道理的。其实中国文化有很多有价值的地方，值得继承和发扬，甚至是对于整个人类文明是很重要的贡献。
饶宗颐曾经讲过中国文化的好处在于“隐”，其文曰：我觉得中国文化的好处是能够“隐”。这是了不起的。外国人就是不能“隐”，就要打仗，他们有事不能商量；我们中国还有个“人情”也很好，大家有事还是要坐下来谈判，商量商量，慢慢解决问题，就解决了。外国人一句不合就翻脸了。所以中国人能够容纳很多不同的宗教，但是它平衡，摆平了。可见，饶宗颐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虽然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却能够提升到中西文化的比较乃至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来认识。
饶宗颐非常支持国家对于古籍整理的相关工作以及对于国学的提倡。但是，饶宗颐不是一个篇目强调恢复传统的学者。他认为要取其精华，与时俱进。对于现在国内提倡国学复兴的倡议。饶宗颐认为，对于国学，也不是所有人都要去研究国学，国学中有些东西是不必要去学的，比如背《三字经》就没有必要。小孩子学国学，先要把朝代先后弄清楚，就是要了解自己国家基本的历史。
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反思，饶宗颐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有它的贡献，也有它的缺点。最大的贡献是白话文，出现了一种新文体，这就是语体文。白话文把语音简单化，这是很大的贡献。那么说到它的缺点，是方法上面的，就是在排除古代的东西方面，太偏激了一点。比如我对胡适先生很尊重，我见过他。我最欣赏他的，是他对自己的小脚太太不离不弃，还有他对人家写来的信都复信。这个我做不到。而对他的方法，就是对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持保留态度。我认为不要太大胆假设。科学嘛，是要讲试验的。这个假设不要乱假设，不要太快乱假设，求证是应该的，这是做学问的态度。我对他的这个有保留。还有我们当年把经全部否定，把经变成史，变为史料。我曾向北大的人建议要有我们的经。我们有十三经，但是要改良。比如有些东西不应该入经，如《尔雅》，它是训诂的书，不应该入经，我们的经要重新整理。现在国家昌明，大家要坐下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饶宗颐在讨论问题时，总是表明自己的观点，但并无任何武断，不以己论为是，以他论为非，总是强调任何问题要经过商量。
“延华学于一脉”是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所撰《建饶宗颐学术馆碑记》中的一句话，其“今典”即是饶宗颐主编的《华学》。该文丛由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中山大学中华文化研究中心主办，著名学者九人为编委，暂定每年出一本，16开本，第一本270余页，凡48万余字，1995年8月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华学》的宗旨清楚地见于饶宗颐撰写的《发刊辞》。饶宗颐认为，自洋务运动以来，许多知识分子在外来冲击影响下，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失去信心，不惜放弃本位文化，向外追逐驰骛，因而久已深深动摇了国本。针对这种状况，饶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知彼’的工作还没有做好，‘知己’的功夫却甘自抛掷”，希望现时的学界“返求诸已，回头是岸”。饶宗颐揭橥的《华学》趋向，约而言之，为“三面三点”。“三面”即纵的时间方面、横的空间方面、事物的交叉错综方面；“三点”即掌握焦点、抓紧重点、发挥特点。
对于北京大学编撰《儒藏》的学术事业，饶宗颐非常赞成。中国有儒、道、释三家。释、道都有藏，儒家没有藏。儒应该有藏。最丰富的是道藏，它把很多儒家的书摆在里头，比如易经，还有老子、墨子、庄子。现在条件比较成熟，国家的经济条件比较好，有能力完成这样的传世工程。儒藏就是要把前代已有的，包括新出土的文献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都汇集起来，成为一部最完备的儒学典藏。这部《儒藏》编定之后，就形成了新“三藏”。饶宗颐认为，一个经，一个藏，都要整理。但是这些工作都要慢慢做，不要太急，要注重整理的学术品质。
饶宗颐认为今人要注意吸收古人的智慧。在季羡林提出的“天人合一”的基础上，饶宗颐提出了“天人互益”。饶宗颐提“天人互益”，是以《易经》“益卦”为理论根据的。马王堆《易》卦的排列，以《益卦》作为最后一卦，结束全局。这与今本《周易》以“既济”、“未济”二卦作结不同，而异曲同工。《益卦》初九爻辞说：“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上九的爻辞说：“立心勿恒，凶。”
饶宗颐提出，如果我们要大展鸿猷，不是光说说而已，而是要展开“大作为”，或许可以达到像苏轼所说的“天人争挽留”的境界。要向从古人文化里学习智慧。不要“天人互害”，而要造成“天人互益”的环境，朝“天人互惠”方向努力才是人间正道。
饶宗颐把“天人互益”的观念引申到环保问题上，指出，全球化同时意味着能源的大消耗，环境的恶化日甚一日，大自然正在惩罚人类肆意破坏所造成的恶果，不要“天人互害”，而要造成“天人互益”的环境，朝“天人互惠”方向努力才是人间正道。
“我对人类的未来是很悲观的。”饶宗颐说，天人互害正是出于人的劣根性：“人的本性是恶，人类自己制造各种仇恨，制造恐怖，追求各种东西，变成物质的俘虏，掠夺地球资源不够，还要到火星去，最终是自己毁灭自己。最后人类可能要回到侏罗纪，回到恐龙时代。”于是从古人文化的智慧里学习便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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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把饶宗颐与王国维及陈寅恪相提并论，因为他们都是在治学上，既博而又能深，在不少学术领域上，具有很大开创性。但与王国维及陈寅恪两位相比，饶宗颐在艺术领域的成就较为突出。有人将饶宗颐比作东坡居士，不仅是文、史、诗、词等等，都能“新天下之目”，他的书法，为宋四大家之首，绘画也是开文人画之先。
饶宗颐一向主张学艺双修，在20年前，世人罕有知其精湛书画，只注重其学术研究和诗文创作。自饶宗颐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以来的二三十年，书画作品甚多，且在各地展览，世人始知其书法和绘画方面的成就。
饶宗颐在近代画史中，一定会占有卓越位置。20世纪初，中国画坛随着国势变易而缺乏自信，有人到日本去间接求取西方绘画知识，有人到欧洲研究绘画。他们在提出全盘改革中国画的讲法的同时，也有讲取西洋画法救中国画之敝。有人主张中国铜器铭文及碑刻上书法入画，以求出路，亦有所谓折衷中西，以求绘画创作的现代转型。
饶宗颐于绘画，入手是用很传统的方法。从古人处下功夫，更从造化处得事物的精神。他不排斥西方之理论技法，亦不取自“四王”以来摹古之风。不讲求“一超而入如来境地”，因为他知道没有深厚根基，翻新花样只是一时云烟过眼，而讲求循序渐进，逐步建立自己风格。从饶宗颐晚近的绘画作品来看，随时间而精进，其作品并无定形，精神面貌，越来越精到。
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格、学问、胸襟、气魄，越来越明显地在其作品中显露出来。中国画之钵于世界其他地域绘画者，是中国绘画的美，是要在画外求之，也就是说，中国画是要内含创作者之人品、学养、性格，甚至世界观。至于技法，不过是帮助创作者把这一些表达得更完美而矣。
饶宗颐在技法上，经过了超越半世纪的磨炼，所谓师古人、师造化、得心源，对于他已经是控制自如之事。而他的学养及学术研究，性情及人生观，现今更圆通无碍地溶在画中，使到他的画成为世人所称，极其罕见之学者画。
饶宗颐的书法造诣也很深厚，学者对他的书法评价是“无所不能”。他自叙自幼时习书的历程，从唐颜真卿“大字麻姑仙坛”入手，然后汉张猛龙碑、晋爨宝子碑、唐欧阳询化度寺碑等处植基，参以宋人苏、黄、米三家以广其趣；至于甲骨、金文、简帛及两京碑碣，皆摄取其意。故不论篆隶楷草，皆能于古人笔意之上发展。他对敦煌书法也有专攻，曾选取巴黎所藏敦煌经卷精粹编为《敦煌书法丛刊》29册。他对前人书画艺术的高度观察力及转化能力，使他的书法能够写出各种不同形象，但却又能保持强烈个人面目，包括把古代一些不是书法家所写的字，变成他自己面目的古文字书法。
70岁前后，饶宗颐画风转变，不论山水人物及花鸟，都突破古人的规范，纵笔自如，堪称“从心所欲不逾矩”。至今90高龄，创作力依然惊人，在敦煌风格的绘画上，发展出一种使用其独特苍劲老辣的笔势绘写敦煌壁画的画意，不求其形似，而神韵直追北魏、隋、唐，为敦煌绘画开了一个新的路向。2006年，他提出中国山水画“西北宗”说，他一面撰文讨论，一面用他独特的笔法与墨法，去为西北地区山水写照，作为山水画“西北宗”的实践。
饶宗颐先后举办过多次书画展，出版了很多书画集，每次都引起轰动，引来无数赞誉声，他的作品已为世人所共知，并成为书画收藏家搜寻的对象。早在1994年9月7日《饶宗颐教授书画展》在北京中国书画研究院展览馆揭幕时，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曾亲临剪彩，首都各界知名人士有200多人出席，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给予了重点报道。
1996年10月，香港回归前不久，在香港举办的《饶宗颐八十（书画）回顾展》上，香港各界要人云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占满香港大学展览馆椭圆形大厅整整一面墙壁的一幅一丈六尺的国画《百福是荷》，121朵的荷花，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氤氲着80高龄的饶宗颐的浩然大气和对香港回归的祝福。这幅一半完成于悉尼、一半完成于香港、却是装裱于广州从化（香港没有足够大的设备）的大画，实在是气势逼人。90年代中期，饶宗颐开始创作巨幅荷花，其运用篆书笔法，一笔而下写长至十尺之荷梗。其气魄与精神，直似大千居士壮年之气势。而巨幅或数幅连屏，结构雄壮。昔日有人云，张大千荷花，气魄直如山水，开前所未有之局，而饶宗颐之巨幅或连屏荷花，其气势更若长江大河，有奔流浩瀚之势，而笔墨之清筸，直如龚自珍云：“待与鹤铭分浩逸”。近代画荷花名手不少，齐白石、吴湖帆、张大壮、陆舓少、谢之光、丁衍庸、唐云、潘天寿等，各有其趣，然以气势言之，则饶宗颐与张大千可以称得上并峙双峰了。
“书法是可以反映一个人的人格。”饶宗颐说，向来中国的文人画也多受赞誉，也因为书法同时可看到人的修为。“虽然汉字的形貌不同，但是可反映出人的精神面貌。”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谈之前，饶宗颐曾写过两副对联相赠：“池荷消火宅，法句涌心田”、“大易尊大作，中庸致中和”，联中嵌入“池田大作”的名字。在谈到书法艺术在现代的境遇时，饶宗颐说，“但现代有了计算机，有好多花样，和我的时代有差距，连观点都很不同，但无论怎改变，我始终认为，书法就是人的精神。”时代不同，科技与传统的结合也产生了许多变化，例如城市大学研发水墨软件，“用计算机程序来教水墨是没问题的，都是一种艺术的方法。过去有过去的办法，现代有现代的办法，但书法应该要表现人的精神。”
饶宗颐抚琴除了诗词和书画，饶宗颐也懂得音乐。音乐文学以及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是饶宗颐的重要学问领域，于此建树甚多。然他不仅是一个音乐史方面的学者，还是一个资深的古琴家。饶宗颐蓄有古琴数张，其中一张是北宋郭之所藏“万壑松”琴，关于这琴他曾有《凄凉犯》词咏其事。早年由于研究词曲音乐的关系，饶宗颐对于古琴艺术渐渐入迷，50年代从岭南古琴名家容心言先生习指法，终有所成就。并对琴谱、琴史产生研究兴味，在这方面也有大成，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就是《宋季金元琴史考述》，此文可谓中国近现代第一部系统论述古琴艺术发展的断代史，发表后为海内外学者和古琴家所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