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学校又把马克昌他们拉到东升公社去劳动，从事劳动量相当大的工作——挑石头。挑了整整2个月才让他们重新回到学校。回到学校后虽然不用干繁重的体力活，但仍然受到监视，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马克昌就在群众的监督下，回到图书馆坚持学习和工作。
3．再起波澜
在那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年代，各种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应接不暇。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场走“五七道路”的运动开始席卷全国，风靡大江南北。
1966年，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这样，柳河“五七干校”便成了受到毛泽东肯定的典型。各地纷纷仿效柳河“五七干校”，办起了许多干校，于是乎“五七干校”在全国到处“开花”。
1969年春夏之交，驻武汉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挥部在结束全校“政治野营”的凯歌声中，指挥“广大革命师生”创建了武汉大学襄阳分校和武汉大学沙洋分校，这就是武大的“五七干校”。
建校之初共有六百余人。按照当时流传的分流原则，即“一等人留在珞珈山，二等人到襄阳，三等人去沙洋”，涉嫌属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未摘帽或已摘帽的右派分子、有历史政治问题或社会关系复杂者，都在首批发往沙洋之列，这些人在当时也确实排在武汉大学最末一个等级。
当时首批被发往沙洋的人有武汉大学副校长何定华，他“文革”初期和校长李达、党委第一书记朱邵天一起被打成“武大三家村”；法学家韩德培，反右运动时被打成极右分子，所谓“山中宰相”，1961年摘帽，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工宣队指挥部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马克昌与著名学者姚梅镇、何华辉以及李达的遗孀史曼华等人被发往襄阳隆中和沙洋农场劳动。
从1969年11月开始，马克昌先是在襄阳隆中的干校劳动，不久就被派往沙洋农场继续劳动。按照当时“五七干校”的通行做法，武汉大学沙洋分校按照军事编制，下辖3个连队。马克昌他们被不分年龄、性别，统统按照军队编制，编到指定的连、排、班去，由军宣队或工宣队管理。马克昌被编在1连。
马克昌他们被规定过军事化的生活，出工、收工，必须整队呼口号，唱语录歌；要“早请示、晚汇报”，一日数次集体齐颂“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还要参加野营拉练。他们的学习改造内容主要是体力劳动：种田、挑粪、养猪、做饭、挑水、打井、盖房……要求他们自食其力。
他们劳动的地方叫七里湖。马克昌他们还不无自嘲地说：“你看，这么多年了从八里湖到七里湖，才退了一里路。”那个时候，马克昌内心还是比较沉重的，不过也并没有感到绝望，反正已经这样了，也并非只有你一个人受了那么多委屈，大家都彼此彼此，心里多少还有点安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里有一句名言：人可以被毁灭，却不能被打败。马克昌暗暗告诫自己要保持平静的心情，尽可能坚持读书，不能遇到困难就灰心丧气。因此他在七里湖农场劳动期间并没有悲观绝望，依然坚持读书学习。
在七里湖农场，马克昌先是在农田里劳动，后来没过多久就把他安排到食堂当伙夫烧火做饭。他做的饭还挺受大家欢迎的。有一年元旦，领导给他放了几天假，让他休息休息，换另外一个人过来做饭。结果那个人做不好，饭经常是夹生的。后来同志们向领导反映说，过年过节不能老让大家吃夹生饭啊。于是领导就对他说：“你还是不休息吧，你看大家都吃生饭了。”这样马克昌没休息成，继续烧火做饭。当伙夫的劳动强度相对轻一点，没有风吹雨淋，在那个凄风苦雨的年代还算是不错的，他也只有随遇而安了。
由于马克昌思想上并没有沉重的包袱，除了坚持读书学习，有时候他也写诗填词。据他后来回忆，当时还写了一首词《贺新郎》，多年后他还记得有这样一句：“天下乐，乐无疆。”就是说不要仅考虑个人，如果以天下为己任，那你自身的快乐也是无穷无尽的。巴尔扎克说过，苦难是人生的老师。人生的磨难并没有让正值壮年的马克昌悲观消沉，他在苦难中读书，在磨难中求索。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72年。
“九·一三事件”后，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刊发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求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和专家教授。随着他们的返城，“五七干校”也渐趋衰落、冷清，但谁也不敢贸然撤销。当全国掀起“批林批孔”、“批儒评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水浒》”运动时，各地的“五七干校”则成了办应景学习班的场所。直至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此类干校才陆续正式撤销。
4．皓首穷经
1972年8月，武汉大学按照上级政策“解放”了一批专家教授，马克昌也被“解放”了，回到了学校图书馆继续工作。重回久违的书海，马克昌又可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了。
在图书馆，有好多书当时在外面是看不到的，比如《金瓶梅》、《永乐大典》等等。他接触了大量的古典文献和文史著作，比如《论语》、《孟子》、《韩非子》、《庄子》、《道德经》等，有些名句他晚年还信手拈来，倒背如流，在图书馆17年的皓首穷经为他以后的法学研究奠定了极为深厚的理论基础。
当时图书馆给他安排的工作是“参考咨询”，就是有读者遇到什么问题，他得给出答案。尽管他博览群书但也并非“百科全书”，不是什么都能回答，因此就要善用工具书。例如“司马文章元亮酒，右军书法少陵诗”，元亮就是陶渊明，如果不知道可以借助于工具书查找。当时无论别人提出什么问题，由于他善于利用各种工具书，总能一一解答，这对他以后的学术研究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后来曾写过一篇文章《株连考略》，看过这篇文章的人都很惊讶地问他，你怎么知道那么多书啊！其实他就是通过工具书查找出来的。
在研读中，马克昌渐渐发现中国古代工具书很有研究价值，就集中精力对工具书做了一些深入研究。有一本工具书叫《古今图书集成》，在历史上有很大影响。经过一番研究考证，马克昌撰写了论文《论〈古今图书集成〉》，篇幅17000字，后来在《古籍论丛》上发表，被业内认为是一篇很有学术价值的文章，这也是他在图书馆工作时的重要学术成果。马克昌还写过反映韩非子“势治”、“法治”思想的《韩非〈难势〉注译》一文，由于他当时还是“摘帽右派”身份，不能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遂以“（武汉大学）图书馆大批判组”的名义，发表在1974年第3期《武汉大学学报》上。
正是渊源于此，后来受命恢复法律系的马克昌还给法律系学生专门开设了一门特殊的课程。他给学生们上的第一堂课，往往既不是刑法学专业课程，也不是法学领域别的课程，而是教学生们怎样使用工具书。这是马克昌为法学学子开设的独具特色、别具一格的课程。他充分发挥他曾在图书馆工作17年、博览群书、熟知工具书分类及使用方法的优势，结合其自身从事刑法学教学与科研的丰富经验与深厚体会，给学生们详尽介绍工具书的各种类型、特点、使用方法，从字典、词典到书目索引到类书、百科书以及年鉴、手册、年表、图录，尤其涉及刑法史、刑法学专业的相关工具书，包括古代工具书、古代典籍，如宋代的《太平御览》、《册符元龟》，明清的《永乐大典》、《佩文韵府》，专门研究清朝法律的《读律佩觹》等等，这些古代工具书和历史典籍使那些刚刚跨入刑法学殿堂门槛的莘莘学子大开眼界，同时也强烈地感觉到知识的浩瀚和学海的无涯，使他们终身受益。
据当年图书馆的同事后来回忆，在图书馆期间，马克昌勤奋苦读，皓首穷经，竟对浩如烟海的图书古籍如数家珍、了如指掌，但凡有同事找不到的文献资料、古籍善本，只要问他，他马上能告诉你准确的位置，大家不由得对他深为敬佩。所以尽管他是摘帽右派，与图书馆的许多同志关系慢慢变得非常融洽，有的还保持了终生的友谊。
由于马克昌对图书馆业务的精深研究与非凡造诣，图书馆还给他评了一个副研究馆员的职称，这在当时的图书馆已经是很高的职称了。后来马克昌长期担任校图书馆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对图书馆的建设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客观地说，从“反右”到“文革”，磨难中的马克昌并没有自暴自弃、随波逐流，而是静静地偏安于图书馆一角，博览群书，韦编三绝，默默等待云开雾散，冬去春来。正如名著《基督山伯爵》里的警句所说：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17年的凄风苦雨、无数的挑灯夜读，马克昌潜心研读古今中外典籍，可谓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脱胎换骨，凤凰涅槃。经过浩如烟海的历史文化典籍洗礼的全新的马克昌已经悄然获得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