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风云突变
正当风华正茂、崭露头角的马克昌在武汉大学法学院尽情施展自己才华的时候，一场席卷全国特别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巨大灾难却在悄悄来临。
1957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极为不平凡的一年，无数满腔热血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在这一年里发生了变化。这年的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出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此后，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1958年，那时全国已是风声鹤唳，高校不是世外桃源，而是反右斗争的第一线。马克昌毫无悬念地被打成了右派。现在再来回顾这段历史，他被划为“右派”的原因有三个：一个是认为他和著名国际法学家韩德培先生关系太密切，划不清界限，而韩德培已于1957年被错扣上“山中宰相”的右派帽子。
另一个原因与马克昌发表的一篇文章有关。当时有个同志动不动就批评这个老师不对那个老师不对，法学院的书记认为这个同志很好，表扬他“出淤泥而不染”。马克昌就在《武大战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某某某同志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吗？》的文章，实际上是批评当时的书记说的话不对，这篇文章被认为是对党的攻击。
还有一个原因与马克昌的一个提案有关。1957年5月下旬的一天，伴随着酷暑的来临，已经提升为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助理的马克昌，听到校园里的高音喇叭发出的通知：全校师生请注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将于6月26日在首都北京隆重召开，本校的全国人大代表即将赴京开会，现向各位征集提案，如有提案，请你们写好后送给代表。
马克昌曾在1956年冬应邀与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的高西江同志一道参加了我国刑法的起草。此时听说全国人大代表又要征集提案，自然心有所动。经过慎重思考，他草拟了题为《建议全国人大尽快制定刑法》的提案。大意是，我国建国已经8年了，现在审判刑事案件大多还无法可依，审判人员判案随意性很大，希望尽快制定一部刑法，以便审判人员依法判案，保障人民的权利不受侵犯。
马克昌的这条富有远见卓识的重要建议不仅没有被大会采纳，相反成了他被划成“右派”的罪证之一，变成了反党、攻击当时的法律制度。这样就有了三大罪状。1958年5月，马克昌被划成“右派”，并被“下放”到湖北省蕲春县八里湖农场去劳动改造。
1958年建场的八里湖农场位于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西南部，其中心区域本来是一片汪洋沼泽，仅在西面的高湾、王湾、杜湾三处有农民居住，其北面与彭思镇相连，东面有土门村，建国之后经当地农民以及来自各地的下放劳动的“右派”，还有后来的下乡知青筑坝修田之后才有了八里湖农场。
马克昌在八里湖农场的生活是艰苦的。农场对他们这些“右派分子”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下地干活，天黑收工才回到简陋的农舍吃饭休息。
多年以后马克昌回忆，农场当时对他还算是可以的。没有打骂体罚，只要好好劳动，还是能有衣蔽体，有饭糊口。劳动虽然艰辛，几乎没做过农活的马克昌却从不抱怨，而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完成每天繁重的劳动任务。他插过秧、割过草，挑过粪，各种农活他都学会了，而且干得有模有样，很快就得到了农场方面的认可。
值得一提的是，在八里湖农场劳动其间马克昌还参与设计过水库。当时农场进行重建，成立了4个人组成的规划组，他被从劳动队里抽出来，担任规划组组长，帮助农场搞规划，并受命主持设计建设一座水库。马克昌接受任务后，找了几本兴修水利方面的书，勤奋思考、刻苦专研，设计、丈量、建闸门，后来居然设计并建成了一座中型水库。这也算是他在八里湖农场劳动期间的得意之作吧。
那段蹉跎岁月里，他表面平静，内心深处却是苦闷的，常常想起早年读过的徐志摩的诗《生活》：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摸索着冷壁的粘潮，
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
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
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
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但他并没有像诗中那样悲观。面对命运的折磨，刚过而立之年、风华正茂的马克昌并没有绝望沉沦，而是默默地承受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依然坚持读书。那时能看的书很少，他尽可能带了一些允许读的书籍资料，利用劳动之余苦读、研究、思索。在那无比寒冷的严冬里，他没有怨天尤人，静静蛰伏着等待春天的到来。就像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西风颂》里写的：“冬天如果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虽然那时的马克昌并不知道春天还会不会来，在什么时候来。但他灵魂深处却深知读书、思索是他存在的唯一理由，也是他的生活方式。他不能停止读书，停止思索，那样无疑意味着他生命的终结。
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使得许多有识之士吃了“引蛇出洞”之苦，蒙受二十余年不白之冤。像马克昌那样的“右派”们提出的涉及民主法治、思想学术、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改革的真知灼见，正是中国1978年后体制改革的思想先导。
直到1959年9月，党中央提出要给一部分表现好的“右派”摘帽子，由于马克昌属于表现好的，就被摘掉了帽子。武汉大学把他们这些人从八里湖农场调回学校。
但他没想到，摘了帽子却还是“右派”，叫做“摘帽右派”。而武大法律系由于骨干力量都被划成“右派”，没有办法再办下去，只好解散合并到湖北大学。武汉大学此后的21年里就没有法律系了。马克昌也没地方可去，就继续在武汉大学农场蔬菜大队里劳动了一段时间，直到1960年3月，他才被调到武汉大学总务处伙食科工作，还当过一段出纳员。他无可奈何又尽心尽力地做好这份完全陌生的工作，从未出过差错。后来他给校领导写信，说明这个工作不太适合他。为了能看更多的书，他提出希望到图书馆去工作。写信后不久，他被调到了学校图书馆。
2．劫后余生
1962年1月，马克昌如愿以偿去学校图书馆工作。这里是书的海洋，对他来说能够读书就是无比幸运的。福楼拜说，读书是为了活着。是的，读书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但它可以拓展人生的宽度。它让人生在有限的长度内宽广辽远，波澜壮阔，奔腾汹涌，浩荡激越。读书无法改变人生的起点，但它可以改变人生的终点。它让人生不再听任命运的摆布，把握、主宰自己。
那个年代，“右派分子”被摘了帽子以后，别人其实还把你当作“摘帽右派”，名义上你是回归到人民队伍了，也可以给你安排工作了，但别人还是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你，有些工作还是不让你介入。由于别人要跟他划清界限，他几乎没有什么社会活动，也很少跟人来往。这对马克昌来说反而更好，他本来就喜欢安静的读书生活，不喜欢繁杂的人际关系，于是就一头扎进书的海洋里，如置身世外桃源，不知寒来暑往，世事变幻。在那个波谲云诡的年代，马克昌总算是偏安于图书馆，平静地度过了一段珍贵难忘的读书时光。
马克昌后来很是怀念那段纯粹的读书生活。晚年的马克昌为名所累，不得不频繁出席各种会议。他曾多次对身边的人说十分怀念“反右”及“文革”时在图书馆的那段读书生活。因为那时几乎没人找他，他有大量的时间可以读书，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思考。
可惜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来了。当时学校图书馆代馆长看马克昌原来是学法律的，对图书馆的工作也比较熟悉，就让马克昌帮馆里起草《图书馆规章制度汇编》。马克昌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他先让各个单位自己写本部门的规章制度，然后由他汇总修改、润色，把内容规范条文化，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马克昌就给他们编出了《武汉大学图书馆规章制度汇编》，并向全国图书馆赠送。
谁知道平地起波澜，好事居然又变成了坏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马克昌和图书馆的馆长、秘书长被强加上了“武大图书馆三家村”的罪名。马克昌成为“三家村”的主要罪状就是帮助起草了《图书馆规章制度汇编》，意思是受到了图书馆馆长的重用，图书馆成了“三家村”。马克昌无辜遭受了不少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