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盖尔斯和提图斯采取这样的做法还有第三个理由，一个意义更为深远的理由。他们可能非常愿意承认：好的教育应该在毁掉一些情感的同时，建立另外一些情感。他们可能会费尽心思尝试去这样做，然而他们不可能成功。真这样做的话，他们的工作中只有嘲讽揭露的一面能起作用。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个必然性，我必须先离题一下，说明另外一个问题——盖尔斯和提图斯所面对的可以称为“教育的困境”的这个局面，与他们之前的教育者所面对的并不相同。
直至近现代，所有的教师乃至全人类都相信世界就是这样的：我们对它所做出的特定情绪反应，对于其本身来说，不是合宜的就是不合宜的——人们相信，事实上，事物不仅接受我们的赞同或反对、敬畏或蔑视，也“应得”这些反应。柯勒律治赞同游客称大瀑布为“庄严的”、反对称之为“漂亮的”，一定是因为他相信，对于没有生命的自然物来说，某些言论可能比别的言论更为公正、正确或者合适。而且他（正确地）相信，游客们也如此认为。那个人称大瀑布为“庄严的”，并不只是想简单地描述自己对瀑布的感受，他同时也在宣布：瀑布这个物体“应得”那样的感情。然而对这样的主张本身，却没有什么好去反对或赞同的。如果“这是漂亮的”只是描述了说话女士的感受，那么对这句话持反对意见就是荒谬的。设想如果她说的是“我感觉身体不舒服”，那么柯勒律治的回答恐怕不会是：“不，不，我感觉很好。”雪莱[39]在把人类的情感比喻成埃奥利亚的竖琴[40]时说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人的情感拥有一种能力去做“内在的调节”，能使“琴弦适应弹奏的动作”。[41]这里，他采用的是同一种理念。“如果不是公平地给予一切事物其应得的尊重，你能做到公正吗？”特拉赫恩[42]问道，“世间万物都是属于你的，而你要根据它们各自的价值奖赏它们。”[43]
奥古斯丁[44]把德性定义为“爱而有序”——一种井然有序的情感状态，每一个对象所得到的爱的程度都是恰如其分的。[45，46]亚里士多德说[47]，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喜欢他应该喜欢的，而厌恶他所应该厌恶的。[48，49]当反省的年岁到来之时，受过“有序的情感”或是“公正的情操”[50]这样的良好道德教育的人，会很容易获得伦理学的第一原理[51]，但是堕落之人既不能看见这些原理也没有能力在伦理学中取得进展。[52]在此之前，柏拉图[53]也这样说过。初生的孩子就像动物，并不是一开始就会做出正确的反应的。人必须受到训练以便享受和喜爱真正可爱和令人愉悦的东西，厌恶和痛恨真正可恶可恨的东西。[54，55]在《理想国》中，他谈到，“一个受过适当教育的儿童，对于人工作品或自然物的缺点也最敏感，因而对丑恶的东西会非常反感，对优美的东西会非常赞赏，感受其鼓舞，并从中吸取营养，使自己的心灵成长得既美且善。虽然他还年幼，还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等到长大成人，理智来临，他会似曾相识，向前欢迎，因为他所受的教养，使他同气相求，这是很自然的。”[56，57]在早期的印度教中，可以称之为善的行为举止，乃是与某种理法保持一致，或者几乎参与到其中的。这种理法就是“梨多”[58]——在宇宙秩序、道德德性和宗庙仪式中都得到揭示的自然理法和超自然理法。意味着正义、正确性和秩序的“梨多”，总是与“真谛”[59]或真相保持一致，与现实相符。如柏拉图所说，善是“高于实在的”[60]，华兹华斯说，群星因为德性而变得坚强[61]；同样的，印度的先师们说，诸神由“梨多”而生并遵循着它。[62]
中国文化中也有一种伟大的事物（最伟大的事物），被称为“道”。“道”是超越所有论断的真实，在造物主之前就存在的混沌。它是自然、方式和道路。“道”是宇宙运行的方式，是万物永恒而静默无声地出现于时空中的方式。它也是每个人都应遵循的路径，以便效法宇宙和超宇宙的发展轨迹，顺应那伟大典范的一切活动。[63]正如《论语》所说，“礼之用，和为贵”[64，65]。古代犹太人同样也赞颂至上的律法为“真理”。[66，67]
从现在起，这个概念，无论是在何种形式下：柏拉图式的、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斯多葛派的、基督教的，还是东方的，为简明起见，我都将简单地称之为“道”。以上我所引用的一些理论门派，可能对很多人来说，简直就是离奇的，甚至像巫术一样。但是这些理论之间存在的共性却不容忽视。这就是关于客观价值的信念，相信在关于“宇宙为何物，我们又为何物”的观点中，有些观点是正确真实的，而另外一些确是谬误。那些了解“道”的人能够认识到：称孩子是“令人愉悦的”或称老人们是“令人尊敬的”并不仅仅是在记录我们此刻的爱子之情以及孝顺之情，而是在承认一种特质，一种要求我们做出某种反应的特质，不管事实上我们是否真的做出了这种反应。我本人并不喜欢和年幼的孩子相伴；但正因为我是藉着“道”来发表意见的，我认识到这是自己身上的一个缺陷——就像一个人可能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音盲或是色盲。我们的赞成与反对都是我们对于某一客观秩序的反应或对客观价值的承认，因此当我们喜欢理应被认可的事物之时，我们的情感状态与理性便可达到和谐；而当我们察觉到某个事物理应得到我们的喜爱却力不从心时，我们的情感状态和理性之间也就会失去和谐。就其本身而言，没有任何情感是一种判断，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情感和情绪都是不以理性为依据的。但是按照它们是否符合理性，它们可以是合理的，也可以是不合理的。人心从来不能取代头脑，但是它可以，并且应当服从头脑。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绿皮书”企图展现给我们的世界。这本书从一开始就将情感符合理性的可能性排除在外，甚至也排除了其不合理的可能性。然而，只有当情感顺应或违背另一事物时，它才谈得上合理或是不合理。说“大瀑布是庄严的”就是在说“我们谦卑的情感是合理的或是符合现实的”，这就是在提及情感以外的事物，正如我们说一双鞋合脚时其实不仅仅是在说鞋子，也是在说脚。但是这种超越情感的对他物的参照却正是盖尔斯和提图斯从每一句含有价值判定的句子中排除的。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描述仅仅表述了情感。这样一来，情感就只能通过参照其自身进行自我考量，所以它既不可能与理性一致，也不可能与理性相左。它对理性的违背不同于谬论之违背理性，而是相当于物理事件之违背理性：它甚至不配被称为错误。依照这种观点，由事实构成的世界里找不到一丝价值的踪迹，而由情感构成的世界全无真实或错误、公平或不公，这两个世界相互对立，全无和解的可能。
如此一来，一个人立足于“道”内与“道”外，所面临的教育问题也就截然不同。对于立足于“道”内的人来说，教育的任务是要训练学生做出合理的反应（不论有没有人迫使他们这样做），这恰恰构成了人的本性。至于立足于“道”之外的那些人，如果他们遵循逻辑，则一定会认为：所有的情感都是非理性的，而情感纯粹只是我们和实际物体之间的一团迷雾罢了。结果，他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从学生的心灵中尽可能地除去所有的情感，要么用一些与情感本身的“正确性”或“适当性”无关的理由来鼓励某些情感。后一种方式将使教育者卷入到一个可疑的过程中去：通过“建议”或反复灌输，他们给其他人创造出海市蜃楼般的幻境，而这种幻境在他们自己心中早已被理性驱散了。
也许举个具体的例子会更清楚一些。当一个罗马人告诉他的儿子“为国捐躯甜蜜而又理所应当[68]”时，他本人对此话是深信不疑的。他传递给儿子的，是自己所怀有的爱国之情，他相信这种情感与他对“光荣献身”的价值判断是一致的。这位父亲将自己最好的东西传授给儿子，通过这种精神的授予使其通达人性，正如他曾经授之以身体发肤一样。但是盖尔斯和提图斯却无法相信在罗马人称这样一种死亡为甜蜜而又理所当然时，确实是在“就某些东西说某些有价值的话”。假如他们真的试图要这样相信，就会被自己的“揭露”方式大加鞭笞。死亡并不能食用，因此不能用“甜蜜”一词的本义来形容。而死亡之前的真实感觉甚至不太可能被描述为“甜蜜的”。至于“理所应当”这个词，是别人碰巧想到你的亡故时形容他们本人的感受的。这种情况不会经常发生，而且对你也没有用处。盖尔斯和提图斯所面对的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坚持彻底揭露这种情感，就像他们曾经揭露其他情感一样；要么着手从外部培养出一种他们相信对学生来说毫无价值，却可以使其献出生命的情感——因为让我们的年轻人感受到这样的情感对我们（这些幸存者）来说是有用的。如果他们致力于此，那么新旧两种教育的差异将变得尤为重要。以往的教育中“启蒙”的地方，新的教育却只是“决定”。以往的教育在对待学生时就像大鸟教小鸟飞翔，而新的教育对待学生却像家禽饲养员对待幼鸟，出于某种目的把它们培养成某种样子，这目的幼鸟却一无所知。简而言之，以往的教育是一种“传播”——把为人之道传授于人；而新的教育仅仅只是“宣传”。
值得表扬的是，盖尔斯和提图斯选择了第一个选项。“宣传”是他们所厌恶的，这并非因为他们自己的哲学观提供了谴责“宣传”（或其他事物）的依据，而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堕落到要将自己所持的原则加以贯彻的地步。他们可能有些模糊的概念，认为如果必要的话可以根据他们所谓的“理性的”“生物学的”或“现代的”立场来充分向学生们传授勇敢、信念和公正。我会在下一个讲座中谈到这个问题。与此同时，他们把这件事撂在一边，继续进行他们的“揭露”事业。
尽管比起愤世嫉俗的“宣传”来，这一选项更加富有人文意义，其危害性却并不逊色。我们不妨假设，某些根基更坚实的道德真的能够从理论上得到证实，而不需求助客观价值的支持。但是，在理论上证实道德的合理性仍不足以使一个人成为有道德的人。倘若不借助训练有素的情感，人的理智是无力对抗动物性的机能的。我宁愿和一个对道德规范持怀疑态度但仍相信“绅士不会作弊”的人打牌，也不愿意和一个与骗徒一同长大，但理论上无可指摘的伦理学家打牌。战争中，能使人的神经和肌肉在连续三个小时的轰炸中还坚守阵地的并不是三段论法。对一面国旗、一个国家、或一支部队的最原始的感伤主义倒更有用些（尽管也许盖尔斯和提图斯会对这种鲁莽的感情用事嗤之以鼻）。很久之前，柏拉图就告诉过我们了，就像国王通过他的大臣来统治国家，理智必须通过“气魄”来统治他的欲望。[69，70]脑袋通过胸膛统治肚子，这胸膛正是阿兰[71]所说的“高尚”[72]之宝座，也是训练有素的习惯所组成的稳定情感之宝座。心胸、高尚、情感，它们正是人的精神理智与肉体欲望之间不可或缺的联络者。我们甚至可以说，人之为人，正是基于这样一个中间要素。因为，如果只有智识，人便只是精神；如果只有欲望，人便只是动物。
“绿皮书”之流所做的工作就是制造出一类可以被称为是“没有胸膛的”人。令人愤慨的是，这些人竟普遍地被称为知识分子。这让他们有机会宣称：谁攻击他们，就是攻击知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并不是因为在寻找真理方面拥有任何出众技能或追求真理时的一片赤诚而出类拔萃。要是他们真的在这方面出类拔萃倒真是稀奇。为真理所作的坚定不移的献身以及良好的智识荣誉感，倘若没有情感的支持，是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的。盖尔斯和提图斯轻易地批判这种情感，正如他们轻视和批判其他任何情感一样。他们特出的地方并非思考过度，而是缺乏丰富和慷慨的情感。他们的头脑并不见得大于常人，是胸腔的发育不良让它们看起来额外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