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学院里，他们告诉你，法律是一门了不起的科学，是尽善尽美的理性。事实上，它是罗马法、圣经、教会法、迷信、封建残余、狂乱的虚构和冗长死板的制定法的大杂烩。教授们努力从混乱中得到秩序，在鬼都找不到的地方寻求意义。
——伊弗雷姆·图特，《美国佬律师》，1944年
时而听到一种说法：遵循先例是一种奴性，先例禁锢了法官的心智，迫使他不考虑原则就决定案件。但请记住：遵循先例本身就是一项至大至重的原则。对于任何司法体系的形成和成熟而言，遵循先例原则都是绝对必须的。没有遵循先例原则就没有法律，这样说并不为过。法律是一种既定既成的规则，毫不仰仗那些碰巧运用它的人的任意。
——宾夕法尼亚州法官琼斯，1961年
有一个基本问题：什么构成了法律？你会发现一些教科书作者告诉你，法律是某种不同于马萨诸塞或英格兰法院裁决的东西，是一个推理体系，是来自原则、道德或公理的推论。它与裁决可能相符，也可能不相符。不过，如果站在我们坏蛋朋友的立场，我们就会发现他毫不在乎什么公理或推论；他只想知道，马萨诸塞或英格兰的法院事实上会做什么。我和他的想法绝大部分是一样的。我们所指的法律，就是对法院事实上将做什么的预测，而不是其他的虚伪矫饰。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法律的道路”。
载《哈佛法律评论》1897年第10期
法律定义是对政治哲学信仰的表述，又是关于宗教信仰或者科学直觉的论文。定义者天才的火花，使整个法律时空顷刻间井井有条。一旦定义形成，事件将被重塑，以适合定义；起初的心理事实一变而为活生生的现实。正是这一现象使定义如此重要而又如此危险，它们提供了对法律世界的解释，但又事先排除了瓦解这一定义的可能性。
法律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其结构是模型领先而不是追随数据——地图通常既先于又取代了地域本身。例如，一位非洲的商贩看到儿子从学校带回的一张地图，他反对地图把不同的东西搞成一个样子。在地图上，一切都是均匀的，几英寸就代表了一英里。他的儿子回忆说：
用英里表示距离对他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地图是骗子”，他斩钉截铁地说。从他的语调里，我能感觉到他生气了。一方水土的真实性就在于这个地方生成的喜怒哀乐。他忠告我，最好不要相信任何像地图一样浅薄的东西。现在我明白了，装腔作势的距离跨越，贬低了他疲惫的双脚所丈量过的路程；关于地图的妄谈，抹蚀了他酷热中负重跋涉的重大意义。
经商的父亲更看重传统智慧，他知道那些忠实于地图的人所不知道的事情：对待地图比对待地形更认真的旅行者，更有可能遭遇不幸。
我们仅看到那些被教导去看的东西。我们可能认为自己是好学的，乐于接受新的观点。但是，情况正相反，我们总是仰仗已经知道的事情得过且过。我们进行越来越多的学习，真正的效果却越来越小。我们希望、祈求手里的地图让我们走过这片地域，因为它已经让我们走了这么远。
开始学习法律的人经常觉得对法律所知甚少，而事实上，每个人心目中都有法律的模型和期待，它们来自电视、报纸、个人经验、家庭历史和其他来源。这种先入知识的地图可能既干扰又促进新的学习。写下一些句子，描述法律涉及什么，法律行为最常发生在哪里，以及法律值得称道和令人生厌的方面。你可能惊讶于这些知识储备揭示的内容如此丰富，它就是你有关法律的初始地图，可能适合，也可能不适合这块法律领地。
法律学习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具备人性的勇气，即卡夫卡寓言所加于我们的那种勇气，去摒弃那不足以解释我们所要理解的事物的世界观。教与学的行为应当打破陈规成见，以便提供新的可能性。通观一系列法律定义，你可以获得更有批判力的见解。每一定义都饱含了提出者智慧的火花，每一定义又都排除了无法解释的东西，因而限制了我们的眼界。比如，法律可被定义为规则的体系，官方肆意胡为的遮掩，价值探究的论坛，冲突解决的机制，精英的权力把戏，对公意的反映或压制，或者维护不公、否定自由的政体。这些简短的解释为研习法律提供了有益的线索。跨越多种解释的思考，有助于更加清晰的洞察，因为对立的思想观点造成紧张状态，但也为法律提供生机与活力，使热忱的学习者有机会找到解释法律的最佳方式。
律师如何确定委托人的案子是“好”是“坏”？通常情况下，律师们由委托人告知的事实开始，经过一番询问，将法律“运用”于那些事实并预测出一个结果。律师们假定，法官们会以相同的方式裁决相同的案件，也就是，当案件涉及可比事实时，先前的结果将被重复。有关法律的预测是否准确，有赖于正被讨论的案件与先前案件的比较。发现案件之间相同点和不同点的技巧，即案例分析法，是专业法律学习的基础部分。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先驱卡尔·卢埃林(1893—1962)的文章和一套出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判例，显示了法官和律师如何处理案件。
第一节布满荆棘的丛林
何谓先例？总体而言，暂不考虑法律和法律原则的特点，先例就是一位法官再次做实质相似情境下有人曾经做过的事情。解决难题要耗费时间和精力，一旦你解决了一个难题，重新解决一遍就显得非常愚蠢。懒惰与方便使你在既有的建设上继续建设，将曾经做过的决定和曾经给出的答案引入你正在处理的案件。
从这里你会看到，寻求先例的冲动存在于任何法官的行为之中，不论他是否想要，也不管他是否认为先例已经存在。从这一角度说，先例只不过是对法官实际做法的尊称。很明显，这些实际做法提醒人们注意法官的存在；更为明显的是，由于有先例记录，法官们实际做法的范围可能大幅扩展，被外界模仿的可能性更是进一步扩大。最后，如果有先例记录并且被仔细而不断地征询讨教，那么，不声不响的改变实际做法的可能性就极大地减小了。
就法律而论，律师制度在此起到重要作用。虽然法院可能制作并保存判例记录，但如果它后来改变了看法，它就很少注意这些判例，甚或有意忽略它们。这种情况下，律师就会寻找支持其观点的判例，用法院以前的判例向法院施压。通过寻找、阐释和极力主张先前案件，充分利用人类重复以前行为的冲动。
继续过去的实际做法，就是为没有经验的法官提供前人积累的经验。如果他无知，他可以向前人学习，从先行者的知识中获益；如果他慵懒，他可以注意前人的行为，并从先驱者的勤奋中获益；如果他愚蠢，他可以从前人的智慧中获益；如果他有偏见，对比可以起到公开监督的作用，限制肆意妄为的空间。即使前人也曾慵懒、无知、愚蠢而有偏见，倘若知道他将继续前人所为，也会提供一个基点，使人们能够由此预测法院的行为，事先调整自己的预期和事态。知法有益，即使法为恶法。
因此，很容易理解，在我们的体系中首先形成遵循先例的习惯，然后才是先例应被遵循的法律规范。这一原则所采用的主要形式是：每个案件都必须在一般规则之下作为特例加以裁决。这是一条基本准则，几乎所有的法系在这一点上都是共同的。确立基本准则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既往的判决，并从既往的判决开始推理。
我们首先转向所谓先例的正统原则，它的实质是为每一案件都设定一个规则，它是法庭赖以裁决的基础。但是后来的法庭可以重新审视这个案例，能够援引“法官无权决定无先例者”这一准则，能够通过重新检视事实或程序要点，来缩小法庭实际面对的事物的图景，并且能够认定，既定规则需要这样的严格理解，“将案件局限于特定的事实”。这一规则就像“暗红色别克车里坐着红头发的沃波尔斯”一样是非常特定的。
当你发现人们谈论过去的某个案件时，认为它很特别，你就知道它实际上已经被人们认为是无效的先例了；仅仅因为惯例、一种不可思议的惯例，才避免了直截了当的否决。说法庭在审理前案时是错误的，肯定让人感觉不合适，如果该案是同一个法庭审理的，就尤其不合适，似乎有损于“法院不会犯错”的信条。因此，人们一边为这一信条高唱赞歌，一边将前任法庭设定的规则开膛破肚。只不过该规则的死刑是在庄严的司法礼仪程式中进行的。
关于先例权威性的正统观点，只是相互矛盾的两种观点之一。实践中，这一信条被用于不受欢迎的先例。它是公认的、合法的、可敬的删削先例的技术，以便使律师在辩论中、法庭在裁决时不受先例的束缚。
当你转向法庭的实际运作或者律师的争辩时，你将发现，与上述严格观点并列的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先例观点，我将其命名为宽松观点。这种观点就是，法庭已经权威性地确定了赖以宣判的全部要点。
很明显，这就是一种工具，它不是为了从法官脚下抽去以前的法庭意见，而是在认为方便的时候用它作为跳板，以便利用受欢迎的先例。律师和法官都是这样利用它的。以普通法法院的实际做法来判断，这种先例原则像另一原则一样，是公认的、合法的和可敬的。
因而，关于先例原则，我想让你们铭记它是双面的。它不是一个原则，也不是一列原则，而是两个、两列原则，它们同时运用于同一先例时，相互之间是矛盾的。其中一个原则是为了剔除注定要造成麻烦的先例，另一个原则是为了利用似乎是有所助益的先例。两个原则肩并肩地存在着。同一律师在同一辩护词中，同一法官在同一法庭意见中，可能运用严格原则将过去的案件删削一半，而运用宽松原则去重建另一半。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就无法懂得法律何以能够变化和发展，而又立足于过去。
严格观点——删削过去的案件——是难以运用的。一个无知而笨拙的法官会发现它难以运用，过去的判例将束缚他，但老练的法官却可以得心应手。直到你看清原则的这种两面性，你不会理解，单从规则本身，能够预测的东西多么有限；而为了预测的目的，你多么有必要转向探求法官对事实和周围生活的反应。
第一个问题是，如果先例是受欢迎的，这个案例中会有多少内容被后来的法庭所明确主张？第二个问题是，即使后来的法庭希望回避，这个案件中又有多少内容是无法绕过的？
现在转向法律预测问题。对一个事实稍有不同的后来案件，同一法庭将采用的观点是严格的还是宽松的？这里，要援用你所知道的所有判例，只要它们对于法庭裁决本案具有明显而重要的意义。
但你总要牢记，每一先例都不只一个价值，而是两个各自独立的价值。无论后来的法庭指定哪一种价值，这种指定都是受尊重的、传统上坚实可靠的、信条上正确无误的。最重要的是，当你将这一知识用于法律学习中时，你会发现，在最具争议的案件里，直到法庭认定哪一个先例是受欢迎的，先例必然是模棱两可的。如果你想要依照自己的计划利用先例，你要去说服法庭相信，你对案件事实的看法是可靠的。
奇怪的是，有那么多人认为先例产生过确定性，或者他们认为，我所描述的只是法庭不当的含混或者对黄金岁月一贯作风的背离。这些人一点儿也不了解我们生活其中的先例体系。
★卢埃林说，知法有益，即使法为恶法。但他同时又将先例比作“布满荆棘的丛林”(The Bramble Bush)，这是为什么？将卢埃林的文章与已故的奥尔德斯·赫胥黎的语录相比较：
为使生物的生存成为可能，无拘无束的心智必须被导入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压缩阀中。为了表达和阐释这种被压缩的意识内容，人类发明了并永无休止地装潢着被称为语言的符号系统和内在哲理。每个人都同时是他生长其中的语言传统的受益人和受害者——受益，在于语言使他能够接近其他人的经验记录；受害，在于语言使他坚信被压缩的意识仅仅是意识，使他对现实的感知混沌不清，以至于轻易将概念当成数据，将言词当成实物。在语言的宗教里，被称为“这个世界”的，是被压缩的意识所表达的领域，换言之，是被语言所僵化了的领域。
我们都生活在过去的记录中，每个人都是随身塞满过去经历的先例系统。在做个人决定时，每个人都要用到过去的先例。下面的案例都来自北卡罗来纳州最高法院，生动说明了遵循先例的原则。
第二节北卡罗来纳殴妻案系列判决
一、北卡罗来纳州诉潘德格拉丝案[State v.Pendergrass，2 Dev.&；B.，N.C.365(1837)]
陪审团查明：被告是一名小学女教师，被控殴打罪。她用鞭子抽打一名年幼的学生。孩子身上不仅留有鞭打的痕迹，而且还发现了显然是钝器所致的伤痕。当然，所有伤痕都在几天内消失了。裁决被告有罪，被告随即上诉。
法官加斯顿(Gaston)：
很难精确叙明法律赋予小学教师们管教学生的权力，它类似于家长的那种权力，并且，教师的权威被认为是家长权威的代理。家长最神圣的义务之一是培养孩子成为有用的、品行良好的社会成员。这种义务不可能有效履行，除非家长具有要求服从、控制顽劣、激励勤勉、纠正恶习的能力。为了行使这种有益的支配权，应该赋予家长在认为正当而必要的时候实施适度管教的权力。教师是家长的代理人，在某种程度上被赋予了家长的权力，以便履行这些代理义务。
法律并不保证为每一特定的不当行为规定明示的惩罚，它只满足于一般性地授予适度管教权，并且，在授权范围内，将惩罚的强弱等级交予教师自由裁量。区分适度管教与不适度惩罚的界线，只能诉诸一般原则加以确定。孩子的幸福和利益，是允许对其施加痛苦的主要目的。因此，任何可能严重危及生命、肢体、健康的惩罚，任何将会毁损孩子形貌或者引起任何永久损伤的惩罚，都可以被宣布为不适度。因为对于管教权的授予目的而言，这样的惩罚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不相符的。但是，任何管教，无论如何严厉，如果只是产生了暂时的疼痛而没有永久的伤害，就不能被宣布为不适度，因为它可能是矫正所必须的，并且不会对孩子的未来幸福和利益造成损害。由此，我们主张建立一条一般性的规则，即，如果造成了持续的伤害，教师们就是超越了权限，但如果只是引起了暂时的痛苦，他们就是在权限范围内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