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误解我，”教士说，“我只是向你介绍了各种不同见解。你不必太在意。书面的东西是无法篡改的，而评论通常只表达了评论家的困惑。在这件事中，甚至有一种解释声称真正受骗的是守门人。”
“这种说法太牵强了，”K说，“有什么根据？”
“根据在于，”教士回答，“守门人头脑简单，他不了解法的内部，只知道通向法的道路。他对法的内部的想法是幼稚的，而且据估计，他自己也害怕其他守门人，认为他们是挡在乡下人面前的妖怪。实际上，他比乡下人更怕他们，因为乡下人听说里面有可怕的守门人后还是要进去，而守门人却没有进去的愿望。还有人说，他一定到过里面，因为毕竟是受雇为法服务，任命只能来自里面。这种说法遭到反驳，因为他可能只是由里面传出的一个声音任命的。无论如何，他不可能进去很深，因为第三个守门人的相貌是他不敢去看的。此外，这么多年来，除了有一次提到那些守门人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了解里面的情况。结论是，他对里面的情况和重要性一无所知，因此，他处于一种受骗状态。在和乡下人的关系上，他也是受骗的，因为他从属于乡下人。奴隶总是从属于自由人。乡下人确实是自由的，能够去他想去的地方，只有法的大门对他关着，只有守门人禁止他走近法。他接过凳子，坐在门边，待在那里一直到死。他这么做完全出于自愿，故事里从来没有提到任何强制。可是守门人却被固定在岗位上，他不敢走到乡下去，显然也不能走进法的大门。虽然他为法服务，但他服务的只是这道门；也就是说，他只为这个乡下人服务，因为这道门是专为乡下人开的。
可以设想，乡下人长大成人的那些年里，守门人的工作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空洞的形式，因为他必须长期等待乡下人的到来，以便实现自己的工作目的。此外，他还得等乡下人高兴，自愿而来。守门人职责的期限也取决于乡下人的寿命，所以，归根结底，他是从属于乡下人的。故事里始终强调，守门人对所有这些显然一无所知。这不足为奇，因为守门人在一件重要得多的、影响他职责本身的事情上，同样也是受骗的。例如在故事末尾，他提到法的大门时说‘现在我要去把它关上了’，但是，故事的开头告诉我们，通向法的大门一直敞开着，如果它一直是开着的，就意味着不管乡下人是死是活，守门人都不能把它关上。至于守门人说这话的动机，有几种不同意见：他说要去关门，或者只是为了回答乡下人而已，或者他是在强调自己忠于职守，或者是为了使乡下人在弥留之际感到沮丧和懊悔。不过也不乏这样的观点：守门人没有能力关门。很多人声称守门人在智力上还不如乡下人，至少在故事结尾是如此，因为乡下人看见法的大门里射出光线，而守门人的岗位使他必须背对着门。”
“说得有理，”K低声复述了教士讲的几个论点，说道，“我倾向于受骗的是守门人。不过，这不能使我放弃原先的看法，因为这两个结论是并行不悖的。守门人精明也罢，受骗也罢，都无关大局。我说过，乡下人受骗了。如果守门人受了骗，那么，守门人的受骗对他自己无害，但却给乡下人带来无穷的危害。”
“对这种看法也有反对意见，”教士说，“故事本身没有赋予我们评论守门人的权利。不管怎么说，他终究是法的仆人；他属于法，因此超出了人们所能评论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真不敢相信他从属于乡下人。虽然他受职守的制约，必须守在法的门前，但他却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要自由，别人无法和他相比。乡下人只能求见法，守门人却已经被安置在法的身边。是法把他放在守门人的岗位上，怀疑他的尊严就等于怀疑法本身。”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K摇头说，“因为如果接受这种看法，那就必须把守门人讲的每一句话都作为真的来接受。可是，你自己已经充分证明，这是多么不可能。”
“不，”教士说，“不必把他的每句话都作为真的来接受，而只须当成必然的来接受。”
“一个令人忧郁的结论，”K说，“这会把谎言变成普遍准则。”
★教士和K的评论符合我们对寓言最初的感受吗？教士与K谁赢得了争论？赢得争论是否赢得了正义？或者说，正义在“法的门前”始终未能实现，是正义本身抛弃了乡下人，还是守门人故意造成的恶果？在教士与K的对话中，教士几乎主宰了谈话，这种失衡难道不是生活中的一种常态吗？教士的立场似乎随着K提出的每个新问题而转变，这是争论的深入，还是娴熟的诡辩？时常有这样的说法：坏的秩序也比根本没有秩序要好，甚至有人说，与其要暴政也不要暴民。这意味着，人们认为有规则总比没有规则要好些。这个看法从独裁者那里得到证实，独裁者不喜欢法律，即使是他自己炮制的法律。不过，寓言中的规则似乎发生着变化：开始时法的大门不让乡下人进入，但后来乡下人被告知法的大门是专为他而开的。规则不断变化的地方，还能有秩序吗？规则可能不同，但结果是一样的——乡下人一直未能进入法的领域。如果法从未为他服务，那么法又为谁服务呢？
卡夫卡对法律秩序的简单勾勒留给我们一个深刻的矛盾：法律是为少数人或与之相关的人服务的，但是，多数人却不反抗。卡夫卡继续探究了“我们的法律的问题”：
我们的法不是广为人知的，它们被小团体隐藏和把持。小团体的人要让我们相信，这些古老的法被一丝不苟地实施着；然而，被那些我们所不知道的法统治，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我想到的不是法的解释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差异，也不是只有一小撮人有权解释法所导致的损害。这些损害也许不是特别重要，因为法是非常古老的，对法的解释是许多世纪以来的工作，这种解释本身也毫无疑问地取得了法的地位。尽管还可能有对法的自由解释，不过法的解释现在已经变得非常严格了。尤其是，贵族们在解释法的时候没有理由受个人利益影响和左右，因为法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贵族们的利益制定的。他们高居法之上，法全部执掌在他们手中。当然，法是有智慧的，但对我们来说也有困苦，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困苦。
传统上认为，法是属于贵族阶层的秘密，一部法典的实质就在于它必须保持一种神秘性。或许，我们正努力揭示的那些法也许根本就不存在。有一小批人的确持这种观点并且努力去说明，如果真有法存在，那它只能是贵族们的所作所为。在这一小批人眼里，到处都是贵族阶层的专横与擅断，并且要拒斥公众传统。传统仅具有一些琐屑而偶然的优点，不足以弥补其重大的缺陷，因为在人们面临事变时，它给人们一种错误的、骗人的和过分自信的安全感。这一点无可否定，但绝大多数人都这样作出解释：传统远不是完善的，必须进行更为深刻的探究，所提供的材料看似数量庞大，实则太过贫乏，要用几个世纪才能使它变得充足。终有一天，一切都会变得明确，法将属于人民，贵族阶层将消逝。这不是在维持反贵族阶层的仇恨情绪，根本不是。我们更应该痛恨自己，因为我们还没有显示出自己有能力被委任以法。
事实上，可以只用一种悖论来表达这个问题：任何小团体，如果它不仅要抛弃所有对法的信仰，还要抛弃贵族阶层，就应当有全体人民作为后盾；然而，这样的团体是不可能诞生的，因为没有人胆敢抛弃贵族。一位作家这样总结道：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唯一可见的法，就是贵族阶层本身。难道我们一定要剥夺自己的法吗？
★依卡夫卡之见，什么是法的核心问题？什么是其解决的障碍？如果人民知道，法为贵族享有，受贵族治理，为贵族服务，人民必须反抗吗？卡夫卡说：“我们更应该痛恨自己……”这是不是说问题在于人民内部？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曾经说过：所有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同样可以说，所有西方法律都不过是卡夫卡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