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锢之祸，是东汉桓帝和灵帝时期两次打击士人和太学生的事件，影响深远。
汉桓帝在宦官的帮助下，铲除梁冀，从外戚手中夺回政权。论功行赏时，汉桓帝将宦官单超、徐璜、具瑷、左悺、唐衡同日封侯，史称“宦官五侯”。自此，东汉政权由外戚转到宦官手中。
汉桓帝平庸无能，又不听忠良之言，结果受制于宦官，毫无建树。宦官比外戚更加贪婪凶残，他们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以致民不聊生、怨声载道。除了强取豪夺之外，他们还利用手中权力进行卖官鬻爵，堵塞了一大批有品行、有学识的士人的仕途。当时民间流传嘲讽官吏选拔制度的打油诗：“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太学由汉武帝开办，是全国最高学府，太学生主要学习儒家经典，考试及格后被直接任命官职。汉桓帝年间，太学生达三万多人，他们有感于自己家世的零落和政治前途的暗淡，对宦官当政怨恨不已。于是，以郭泰、贾彪等为首的一批学生领袖，一方面在太学中进行反宦官政治的组织和宣传；另一方面，吸收社会上有识有才能者入太学，以扩充自己的阵容。因此，太学成为当时一个政治活动中心。
公元153年，朱穆任冀州刺吏，惩除贪官污吏和权贵。他以宦官赵忠葬父僭越规制为由，挖坟剖棺查实并逮捕其家属治罪。汉桓帝闻讯大怒，反将朱穆判刑，结果引发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请愿运动。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到宫廷向桓帝上书请愿，为朱穆喊冤，并指责宦官颠倒是非，滥用职权，而忠心为国的朱穆是难得的贤臣，如非要判刑，则愿代他受刑服役。桓帝只好赦免了朱穆，第一次请愿算是结束了。
公元162年，皇甫规平羌有功，因不从宦官徐璜、左悺的敲诈，被诬陷侵吞军饷，被判服苦役。于是，太学生三百余人又发起第二次请愿运动，上书桓帝为皇甫规鸣冤，皇甫规因而得以赦免。太学生的抗争给一批中下级正直官吏在精神上和舆论上以极大鼓舞，他们刚正执法，制裁宦官及其亲朋，形成了反宦官斗争的政治高潮。这场斗争的领导人物由中下级官吏逐渐转变成德高望重的太尉陈蕃和司隶校尉李膺等人。
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曾在李膺的管辖内担任县令，行事残忍暴虐，以杀孕妇为乐，犯事后为了躲避惩治，逃到张让家里藏了起来。李膺不畏宦官权势，亲自带领公差到张让家强行搜查，在张家的夹墙里搜出张朔，将他逮捕归案。张让见势不妙，赶快托人去求情，但是李膺已经把案子审理清楚，早就把张朔杀了。这件事情让宦官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李膺的名望则变得更大。一些读书人都以能得到李膺的接见为荣，上门拜访称为“登龙门”。
第二年，方士张成和宦官来往密切，他从宦官那里得知朝廷即将颁布大赦天下的诏令，于是纵容自己的儿子行凶杀人。李膺立即将凶犯逮捕，准备依法处死，但是朝廷刚好公布大赦天下的诏令。张成非常得意，要求李膺遵照赦令放人。李膺大为愤怒，说：“张成预先知道赦令，故意纵儿行凶，赦令就不应该轮到他们头上。”于是将张成父子一并处斩。
宦官本来就十分痛恨李膺，这件事情后，他们唆使张成的弟子上书，诬陷李膺和太学生相互标榜，结成朋党诽谤朝廷。桓帝看到奏章，再加上宦官们在一旁煽风点火，顿时怒不可遏，下令逮捕党人。受此案牵连的士人达两百多人，且都是海内享有名望的贤士，如杜密、陈寔、范滂等。太尉陈蕃认为罪名不能成立，拒绝在诏书上签名。桓帝见诏书无法生效，于是跳过司法程序，直接让宦官负责审案，李膺、陈寔、范滂等人慨然赴狱。在牢狱中，他们受到“三木”酷刑，即颈、手、脚都被戴上刑具，然后被蒙住头拷打。
被捕党人全为天下贤士，度辽将军皇甫规自认为是英雄豪杰，但是没有被捕入狱，所以觉得非常耻辱。他曾上书说自己曾经举荐过党人，也得到过党人为自己申冤辩护，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党人，应当获罪，但是朝廷没有理会。
太尉陈蕃再次上书，规劝桓帝释放党人。桓帝不但没有听从，反而找借口罢免了陈蕃的官职。窦皇后的父亲窦武同情这些士子，于是上书营救他们。而李膺等人非常机智，在狱中招供时故意牵涉宦官子弟。宦官害怕事态扩大，祸及己身，于是以日食为借口请求桓帝将党人全部赦免。于是，桓帝下令将党人全部赦免，但罢免他们的官职，并将他们的名字记下，禁锢他们终生不得为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党人虽被罢官归田，禁锢不得为官，但是得到了更为荣宠的社会敬仰。范滂出狱归乡，迎接他的车辆多达数千。
桓帝死后，灵帝继位，宦官的权势更大，秽乱宫廷，把持国柄。太傅陈蕃和大将军窦武为了肃清朝政，密谋除掉宦官，不幸事情泄露，反被诛杀。从此，宦官更加肆无忌惮，开始对党人狠下毒手。
公元169年，宦官诬告士人张俭结党，意图谋反。年仅十四岁的灵帝受到蛊惑，大兴牢狱。宦官趁机故意牵扯上次受到党锢的人，于是李膺、杜密、范滂等一百多人被捕并枉死狱中，在各地陆续逮捕、杀死、流徙、囚禁六七百人。张俭逃亡塞外，得以幸免。逃亡途中，张俭曾在百姓家借宿。百姓知道是张俭，都宁愿冒着家破人亡的危险收留他，张俭才得以逃脱追捕。因为窝藏张俭被官府诛杀的人有十多个，而被牵连的人几乎遍及全国，这些人的亲属同时被诛杀，甚至有的郡县因此而残破不堪。
八年之后，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请求解除禁锢。灵帝勃然大怒，将曹鸾收捕并处死，然后下令全国各级官府重新调查，只要和党人有一点沾亲带故，全部被免职，终生禁锢不得为官。这便是第二次党锢之祸，这次的打击面更广，惩治也更残酷。自此以后，士人忌口，万马齐喑，社会陷入一片黑暗和混乱之中。
不久之后，黄巾起义爆发。万不得已，灵帝起用党人应付黄巾之乱，于是在公元184年下令大赦党人，解除禁锢。至此，党锢之祸才算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