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大学生GE阅读(第4辑)
3283900000026

第26章 触摸虚无主义的脉搏(1)

王俊

一、从杞人忧天说起

在《列子》中,有个杞人忧天的故事。故事说,有个杞国人担心天崩地裂,无处可存,整日忧虑,寝室难安,后经他朋友的一番劝导,终于醒悟过来,不再终日忧虑了。具体的故事如下: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又有忧彼之所忧者,因往晓之,曰:“天,积气耳,无处无气。若屈伸呼吸,终日在天中行止,奈何忧崩坠乎?”

其人曰:“天果积气,日月星宿,不当坠耶?”

晓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积气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坠,亦不能有所中伤。”

其人曰:“奈地坏何?”

晓者曰:“地,积块耳,充塞四虚,无处无块。若躇步跐蹈,终日在地上行止,奈何忧其坏?”其人舍然大喜,晓之者亦舍然大喜。

这个故事没有说到杞人具体是个什么样的人,因此,他为何忧天,人们不得而知。

如果以现在的眼光看,我们可能会把他说成一个哲人,一个思考终极问题而陷入思想深渊的哲人。

天地会不会崩坠?一般的人是不会去思考的,只有哲人才去思考。因为,只有哲思才有这种不切实际的特点。按冯友兰的说法,哲学是对“真际”的思考,而非对“实际”的思考,故而,“哲学可以不切实际,不管事实”。依照冯氏的规定,“真际”是形而上的问题,亦称之为“本然”;“实际”是形而下的问题,亦称之为“自然”。研究“本然”的是哲学,或者说,是“最哲学的哲学”;研究“自然”的是科学,或者说,是接近科学的哲学。用冯氏的话说,“凡哲学中之派别或部分对于实际有所肯定者,即近于科学。

其对于实际所肯定者愈多,即愈近于科学”。依照这一标准,杞人思考的“真际”,是形而上的问题,或者说,是哲学问题;而他的朋友(晓者)主要肯定的是“实际”,更接近科学,或者说,是用科学回答哲学问题。而故事的结局是,“其人舍然大喜,晓之者亦舍然大喜”。应该是科学回答了哲学的问题,或者说,科学对“实际”的肯定取代了哲学对“真际”的玄思。然而,科学能否真正地回答哲学提出的问题,或者说,科学能否真的让哲人停止对“真际”的思考而转向“实际”?事情远不像寓言的结局那样皆大欢喜。

如果我们把眼光从中国古代的寓言故事上转开,投向19世纪末和20世纪后的欧洲哲学世界和历史世界。我们会发现,一场新杞人忧天的故事又在上演,或者说,它不只是故事,而是事件,既是思想事件,也是历史事件,与之相伴的是半个世纪甚至更长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有两次世界大战,有奥斯维辛事件,有原子弹的爆炸,有冷战,等等。可以说,科学的蓬勃发展,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更多的安慰,人类安身立命的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倒是显得更加岌岌可危了。用海德格尔在《唯有一个上帝能救度我们》中的一段话来说就是,“一切都运转起来了。这恰恰是令人不得安宁的事,运转起来并且这个运转起来总是进一步推动一个进一步地动转起来,而技术越来越把人从地球上脱离开来而且连根拔起。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惊慌失措了,总之,当我们而今看过从月球发向地球的照片之后,我是惊慌失措了。我们根本不需要原子弹,现在人已经被连根拔起”。

对于海德格尔的“惊慌失措”,我们应该怎样评价呢?说他是“先天下之忧而忧”,还是“杞人忧天”?当然,“杞人忧天”者,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但问题在于,这个“忧”是“瞎操心”,还是“生于忧患”之“忧”?而要真正理解这个“忧”,理解它是否适度或者过度,则需要我们严肃而严谨地进入那个被称之为危机的时代,进入那个时代的思想者们和他们的思想,然后再进一步反思他们,进而反观我们的历史和我们当下的历史处境。只有这样,我们或许才能明白那个被称之为“虚无主义”的问题,才会知道,它离我们有多远,才会知道,我们是否也陷入其中,是否需要回避或从中走出来。

二、尼采的疯狂与他的“新发现”

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说了一段既像预言又像警示的话,“照雪蒙尼德的话,‘自然的秘密只许神知道’,人类应安分于人间的知识,不宜上窥天机。如诗人之语不谬,则神祇亦复怀妬,是故人之以此智慧(泄漏天机)胜者,辄遭不幸”。两千年之后,亚氏的这段话似乎应验了。一个窥测天机的人惨遭不幸,他疯了,这个人就是尼采。

尼采疯了。然而,疯了的人很多,如果我们走进精神病院,我们可以找到无数的疯子,可是,为什么偏偏是尼采的疯狂特别惹人注目呢?一般的回答是:因为尼采是一个哲学家。然而,这一回答是否确切呢?哲学家的发疯真的会特别惹人注目吗?问题可没这么简单。

对于尼采的疯狂,一般人都持幸灾乐祸的心态,就连鲁迅都说,“尼采称自己是太阳,可是他疯了”,更不要说其他的人了。其实,对哲学家之不幸的幸灾乐祸自古有之,我们可以在柏拉图的《斐多》中看到,在苏格拉底宣称“真正的追求哲学,无非是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时,西米随即提到人们会幸灾乐祸,他说:“嗨,苏格拉底,我这会儿虽然没有兴致笑,你却招我笑了。因为我想到世上万万千千的人,如果听到你形容哲学家的话,准会说你这话很对;我们家乡人对你的话也会完全同意,说哲学家求的就是死;他们还会加上一句,说他们看透了哲学家,哲学家就是该死的。”

为什么人们对哲学家的不幸会如此幸灾乐祸呢?因为在一般人的眼中,哲学家总是些不务正业、胡思乱想和胡言乱语的人;他们的奇谈怪论不值得人们费心计较,甚至让人讨厌,他们的死活也不值得人们特别关注。在一般人看来,哲学家就是这么一群怪人,他们疯了或死了,实属正常;如果他们不疯疯癫癫、胡言乱语,才是怪事。就此而言,“哲学家就是该死的”或者说“哲学家就是疯子”,是一般人对哲学家的普遍看法。

故而,哲学家的死亡或发疯,并不会引起人们的大惊小怪。在他们看来,这些哲学家都是咎由自取,并不值得同情,反倒是让人感到好笑,或者说,他们只是给人们提供了生活的笑料。在这种意义上说,民众是不理解哲学家的,或是不能理解哲学家的。因为民众都是实际的,他们只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能让他们信服的只是科学,因为科学研究“实际”。

回到冯友兰的说法,哲学不研究“实际”,或者说,“最哲学的哲学”不研究“实际”,而是研究“真际”,研究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对于看不见摸不着的,想知道它的人,不能依靠感官,只能依靠思想,真正的哲学家都是些思想者。他们是思入事物之中去,思入宇宙世界人生之中去,思入意义或无意义之中去,总而言之,思入“真际”之中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众是不思考的,研究“实际”的科学也是不思考的。他们只是计算、操作、操控和获取,只是面对具体的事实,而不面对作为“真际”的真实,因为“真实者是仅能被理性和思考所把握,用眼睛是看不见的”。就此而言,海德格尔的这两个说法是对的:“科学是现实之物的理论”;“科学不思想”。

因其思考“真际”,而不是研究“实际”,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哲学总是不合时宜的,总是被人嘲笑或被人误解的,哲学家也总是孤独的。而之所以如此,都在于哲学思考的是“真际”,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超出“实际”的,或者用海德格尔两段比较精彩的话说就是:哲学的一切根本性问题必定是不合时宜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哲学或者远远超出它的当下现今,或者反过头来把这一现今与其先前以及起初的曾在联结起来。哲学活动始终是这样一种知:这种知非但不能被弄得合乎时宜,倒要把时代置于自己的准绳之下。

哲学本质上是超时间的,因为它属于那样极少的一类事物,这类事物的命运始终是不能也不可去当下现今找到直接反响。要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要是哲学变成了一种时尚,那就或者它不是真正的哲学,或者哲学被误解了,被按照与之无关的某种目的误用于日常需要。

是的,哲学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它是对“天机”的窥测;哲学家也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他们是“窥测天机者”。对民众来说,这些“天机”都没什么用,故而,哲学就成了“无用”的代名词,哲学家也成了无用之人的另一种说法,一种好听的或反讽的说法。正因如此,对民众来说,哲学家总是可有可无的,有其不多,无其不少,他们的死亡和发疯,算不了什么大事,不至于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

可是,尼采的疯狂却受到了人们的特别关注,原因何在呢?原因在于,他说出了埋在大家心头的话,“上帝死了”。尼采的“上帝死了”之所以会引起特别的轰动,并不是他说出了别人不知道的真理,而是说出了大家都知道而不敢说的秘密,或者说,说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秘密,就像安徒生《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孩子,他说出了每个大人都知道的事实,“他一丝不挂”。但是,这个说出“上帝死了”的人是不可饶恕的,因为他羞辱了所有的人:这个大家都知道而不敢说的秘密,他竟然敢说出来,这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吗?是可忍,孰不可忍!

当然,说大家都知道“上帝死了”的秘密,可能不是很准确。准确地说,至少是在潜意识中,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这个秘密,或者说,这个秘密已经隐藏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了,用齐泽克的话说,“潜意识就在外面,并不是隐藏在什么深不可测的深渊中。引用电影《X档案》中的一句名言:真相就在那里”。

按照拉康所揭示的拓扑学原理,真相就附着在事物之上。在事实与真相之间,或者说,在“实际”与“真际”之间,只有一层薄薄的纸,一层人们一捅就破、但从来不知道去捅或不敢去捅的纸;因为一旦捅开,真相的恐怖就显现了:人们一直寻觅的东西,只是人们早就知道的东西,或者说,人们总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因此而言,真相是个纸枷锁,一个可即而不可触的纸枷锁。在电影《梅兰芳》(陈凯歌导演)中,有个纸枷锁的场面:梅兰芳的大伯因触犯了权贵,被套上了一套纸枷锁。按理说,纸枷锁只是一个象征,并没有真正的束缚力,可是不然,在电影《梅兰芳》中,这套纸枷锁比真正的木枷锁或铁枷锁还更可怕,因为它是容易破碎的,而一旦弄破了,就有杀身之祸。因此,在纸枷锁下受刑的人更加不自由。

纸枷锁是不能撕碎的,撕碎它就是撕碎人们自欺的面纱,就是否认他们的实际和毁灭他们的生活意义。关于这一点,尼采是清楚的,他说,“在内心里牢牢守住谎言,有力地让谎言变成文化的基础”。但是,揭示真相的强烈冲动还是没有被遏制住,他最终还是忍不住道出了不可道出的真相:上帝死了。虽然他是用一个疯子的胡言乱语的形式表达的,但这种“高贵谎言”的形式已经捂不住被揭露的真相了,因为“上帝死了”已经被明明白白地说了出来。就像《皇帝的新装》一样,一旦那孩子说出了“他是一丝不挂的”,他父母的责骂和遮掩都是没有用的。真相已经被捅破了,接下来的事情是人们怎么面对真相,或怎么处置捅破真相的人了。

按照施特劳斯的柏拉图解读,两千年后被尼采所揭露的真相,早就被两千年前的柏拉图所知晓,所不同的是,尼采把它揭露了出来,而柏拉图把它隐藏了起来。用朗佩特诠释施特劳斯的话说就是,“尼采公开表明的东西,柏拉图早就想到了,但柏拉图也想到,这些东西不宜说出来。二人对哲人是什么样的人有相同的看法,不过,尼采把这种高深的认识拿出来展示,柏拉图却将它隐藏起来”。很显然,按照施特劳斯的阐释,柏拉图意识到,哲人是窥测天机者,而不是泄露天机者;尼采的错误在于,他不但窥测了天机,还泄露了天机,因而,他会惨遭不幸。

回到施特劳斯的看法,尼采发现了柏拉图曾经发现的东西。这个东西被柏拉图隐藏了两千多年,直到尼采,才又被重新发现。但是尼采缺少柏拉图的审慎,作为一个现代人,一个受过现代思想洗礼过的人,虽然尼采崇拜希腊,但他还是没有摆脱现代人的自我中心,他鲁莽地宣布了自己的发现,并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这一切又都有其现代思想的渊薮,按照施特劳斯的说法就是,“现代思想达到其顶点,达到其最高的自我意识,就是在这种最为激进的历史主义主张的东西这里:把永恒的观念置于弃置不顾的境地。忽略永恒的观念,或者说不再理睬人的最深切的愿望,因而撇开人类主要关心的问题,是现代人从一开始就得为自己想要成为世界的最高主宰,想要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想要征服命运而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