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大学生GE阅读(第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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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触摸虚无主义的脉搏(2)

三、虚无与哲学

如果说施特劳斯的看法是对的,那么,所谓尼采的“新发现”,只是重新发现了一个“不新的东西”,一个被隐藏了两千多年的东西,一个让人烦恼和惊恐的东西,一个被称之为“虚无”的东西。

虚无意味着根基的缺失,或者说,根基的非自然性,意味着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意味着时间性的空洞和历史性的深渊,更进一步说,意味着永恒的不可能性,意味着存在成为了问题。回顾西方哲学史,我们不难看到,哲学就是伴随着这个问题产生的,泰勒士之所以提出“水是万物的本源”,可能就在于他意识到,如果世界没有一个本源,没有一个灵魂,那就不知道它源自何处,又归向何处,一句话,存在就是令人疑惑的。因此,世界必定有其本源,有其灵魂。这或许就是泰勒士把水和灵魂或神灵并举的原因,他说,“神就是宇宙的心灵和理智(nous),万物都是有生命的并且充满了各种精灵(daimones),正是通过这种无所不在的潮气,一种神圣的力量贯穿了宇宙并使它运动”。

如果说泰勒士的存在之惑与永恒之思还略显模糊和粗糙的话,那么,在巴门尼德那里,问题就显得更加清楚,立场就更为坚定了。巴门尼德坚决否定虚无,将其称为非存在,把思考它的道路称为意见之路。在巴门尼德看来,意见之路是要坚决予以否定的,尽管它就是人们亲眼所见和亲耳所听,是他们每天接触和感受到的。然而,巴门尼德为何要否定人们的所见、所闻、所听、所感呢?原因在于,他不愿人们因怀疑存在而落入虚无。因为,如果承认了这个生灭变化的世界,那么,存在就成了问题,就会落入从何而来和向何而往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烦人和恼人的,是人们无法回答的。在巴门尼德看来,哲学不是去思考回答这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而是思考如何回避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消解掉。思考如何回避掉虚无的道路,就是思考存在的道路,或者说,把存在放入思考中的道路,也就是巴门尼德的真理之路。意识到这一点后,我们才会理解巴门尼德的初衷,才会真正读懂他那段既有道理又违背常识的高论:“仅仅剩下存在这一条途径可以通行。这上面有许多标志表明:存在的东西无生无灭,它完整,不动,无始无终。它既不是在过去,也不是在将来,而是整个在现在作为‘单一’和连续性;因为你在哪里寻找它的来源呢?它是怎样生成,并在何处生成呢?绝对不能这样说,就是思想存在不在也不行,存在的东西不在是无法言说也无法想象的事情。为什么它一定不更早或更迟些开始于虚无之中呢?所以要么永远存在,要么根本不在。信念的力量将不允许,从非存在中有什么东西生出;因为正义并不把它的锁链放松,任凭生成或消灭,而是把它牢牢捆住,要么存在,要么不在,问题的全部结论就在此处。所以可以断定,一条途径不可思议,无可言名,因为它并不真,另一条道路才是实在的途径,由此看来,存在的东西怎么能够灭亡呢?又怎么能够生成?它如果在过去或在将来生成,那么它现在就不在,所以生成是子虚乌有,灭亡同样不可言名。”

我们看到,区分真理之路与意见之路,就是区分可思的和可见的。巴门尼德看到,可见的是不可思的。可见的是生灭变化,可是,这些生灭变化却是不可思议的,人们无法回答“它是怎样生成的,并在何处生成的呢”这个问题。而如果人们无法解释何以有生灭变化,又何以能肯定生灭变化呢?也就是说,肯定不能建立在无法肯定之上,或者说,在人们谈论生灭变化时,已经以肯定它们的存在为前提了,否则,人们就无法谈论它们。因此,可以这么说,对生灭变化的谈论以对存在的肯定为前提,在谈论生灭变化时,已经在谈论存在了。或者说,对存在的肯定就是建立在对生灭变化之谈论的基础上。再或者说,人们谈论生灭变化就是在谈论存在,因为这时,“作为思想的和作为存在的是一回事”。这里的微妙之处在于,一切都从可见的转到可思的之上了,而进入可思之中的前提是对可思之物的肯定,也就是说,可思的就是已经被肯定了的,就已经是存在了的,哪怕所思的是生灭变化。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一切皆流,无物存在”也已经是一种肯定了,已经是在言说存在了,因为它已经处在可思的天平之上,而非处在可见之中。正因如此,海德格尔的这一判断是有道理的,“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站在同一个立足点上”。

虽然站在同一个立足点上,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的思想气质还是非常不同的。

套用现代哲学的话说,巴门尼德是存在论的,赫拉克利特是现象学的。巴门尼德以肯定存在为前提,或者说,他指出了存在的肯定性本质,这种存在的肯定与现象无涉,存在是现象显现的前提;而赫拉克利特则以怀疑论为前提,他的切入点是流变的现象世界,是“万物皆流,无物常在”,是“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他要从流变的现象中找到不变的“逻各斯”。如此一来,我们就能理解他的如下说法了,“虽然这里所说的‘逻各斯’永恒存在着,但是人们总是不留意,无论是在他们所见以前还是在最初听到它之时。尽管万物都根据这个逻各斯生成,而我又按其本性划分每一事物并说明它为什么是这样,但是,人们却像毫无经验一样,虽然他们对我所说的话和所行的事有所体察。另外的人则根本没有注意他们醒时所做的事,犹如忘却了他们梦中所为一样”。

很显然,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都在思想和言说存在,但在方式上差异很大。巴门尼德是直接言说存在,赫拉克利特是言说到存在中去。对于巴门尼德来说,无论说什么,总已经是在言说存在了,存在是显现在那里的,是明明白白的,人们要做的只是守住真理之路,不被现象欺骗,走到意见之路上去;而对于赫拉克利特来说,存在并不总是明明白白的,它总是和生灭现象密不可分,总是忽隐忽现,用赫拉克利特的话说就是,“自然惯于掩盖自己”,因此,只有洞悉了现象,知道了现象的“逻各斯”,才能思及存在。用一句概括性的话说就是,在巴门尼德那里,只要守住了存在,就能洞悉现象;但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则相反,只有洞悉了现象,才能进入存在。

仔细分析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的思想方式,我们不难发现,巴门尼德走的是曲线,赫拉克利特走的是直线。但吊诡的是,在思想的道路上,巴门尼德的曲线变成了直线,而赫拉克利特的直线变成了曲线,何以这么说呢?让我们来稍做分析吧。我们看到,巴门尼德所说的存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他所言说的存在是建立在一种从可见到可思之转向的基础上的;没有实现这种转向的人,永远都无法理解巴门尼德所说的存在;因为他们只生活在可见的世界中,对于看不见又摸不着的,他们会感觉莫名其妙,会认为那是奇谈怪论。因此,巴门尼德很难为一般人所接受。与巴门尼德不同,赫拉克利特的言说是从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着手的,他所着眼的是“火”,是流变的万物,是可见的东西;但是,这些可见的却都是流变的,是不可捉磨的,一旦去琢磨它,就触及了“逻各斯”;而这个“逻各斯”却是看不见又摸不着的,除非发生一个转向,从可见转向可思,否则,“逻各斯”总是神秘的、不可理解的。正因如此,人们才会感觉赫拉克利特怪异、晦涩,甚至神秘,因为他居然从一般的现象拐入了一个与之幡然有别的非现象的“逻各斯”理论。这种转变让留在可见世界中的人感觉怪异,甚至难以接受,所以,赫拉克利特才以“晦涩的哲人”闻名于世。

我们看到,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都在其思想中实施了转向,都从可见转向了可思。所不同的是,巴门尼德的转向是一开始就提出来的,是明明白白地告知了的。所以,巴门尼德给人的感觉是难以理解,而非神秘;如果接受或理解了他的转向,接下来就是会感觉明白晓畅,如果不能接受或理解他提出的转向,就不会去理会他。与巴门尼德不同,赫拉克利特的转向是没有提前告知的,是突然的。他带领别人在现象的道路上行走,走到一定的时候,突然拐入了一个非现象的角落,这会让跟着他走的人来不及反应,感到“神龙见首不见尾”,故而让人感觉神秘、不可理解。

哲学处在从虚无到存在的拐角处,或者说,哲学是超出虚无而落脚到存在的。无论是巴门尼德的直接转向,还是赫拉克利特的间接转向,转向都是存在的,都是必要的和必须的,没有这一转向,就不可能有哲学,没有实现转向的人,就不可能是哲人。一般人没有实现这一转向,他们只生活在流变的可见世界中,他们每天看见的、与之打交道的,都是看得见和摸得着的东西,他们也只相信这些东西,但是他们并不理解这些东西。用赫拉克利特的话说就是,“人们不知道如何听,不懂得怎样说”,因为“许多人并不留心思考自己所遇到的事情,即使教导他们也仍不理解,尽管他们自以为理解了”。用巴门尼德的话说就是,“生成、灭亡、存在和不在,位置的转移,色彩的变化,这些常人信以为真的东西,不过是人为的名称”。对于这些人,巴门尼德的看法是,他们“又瞎又聋”。

当然,明明白白地说出“转向”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在柏拉图的《斐多》和《理想国》等多篇对话中,苏格拉底都直接提到了灵魂转向问题。苏格拉底(柏拉图)告诫人们,要学会用灵魂的眼睛看,而不只是用肉体的眼睛看,这样才能看到真相,他说,“要探求任何事物的真相,我们得甩掉肉体,全靠灵魂用心眼儿去观看”。因为“人的灵魂就好像眼睛一样。当他注视被真理与实在所照耀的对象时,它便能知道它们了解它们,显然是有了理智。但是,当它转而去看那暗淡的生灭世界时,它便只有意见了,模糊起来了,只有变动不定的意见了,又显得好像没有理智了”。不难理解的是,用灵魂的眼睛看就是进入可思的世界,摆脱事物的生灭变化,看到存在本身,看到一个被绝对肯定的世界。惟其如此,人们才能摆脱生灭世界所带来的“从何而来和向何而往”的折磨,才能摆脱死亡的恐惧,找到真正能够安身立命的处所。也正因此,苏格拉底才说,“真正的哲学家一直在练习死,在一切世人中间,惟独他们最不怕死”。

通过讨论哲学开端处的几位伟大哲学家的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哲学是一项思考存在和拒绝虚无的事业,或者说,是一项通过思考存在而拒绝虚无的事业。因为有虚无的侵扰,有生灭变化充满人们的眼帘,人们无法回避“从何而来和向何而往”的问题,无法回避时间性的烦恼和焦虑,无法回避“何处是家园”的根基性追问。而这些疑问总是表明存在出了问题,表明人们无法完全信任自己和自己所处的世界,表明在现象世界中安身立命的极度艰难。正因如此,一个绝对肯定的世界是人们内心所渴望的,但是这个世界却又是人们看不见和摸不着的,虽然它令人向往,但很难让人相信,因为它总是超出“实际”,显得缥缈。但是,如果人们不能相信那个看不见和摸不着的世界,他们就永远无法安心于这个看得见和摸得着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虽然看得见和摸得着,但它总处在流变之中,生灭变化、生老病死,让人无法琢磨,感觉不可思议。

也恰因如此,哲人提出了这么一个设想:可不可以把问题颠倒过来,先相信一个绝对肯定的世界,再去观看那个生灭变化的世界?这样一来,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出现了,“从何而来和向何而往”的问题消失了,生灭变化的世界变得不再重要了,不再那么折磨人了,生老病死也不再显得那么可怕和令人恐惧了,或者说,一个奇迹出现了:哲学抗拒了虚无。很显然,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哥白尼式革命”,通过一种颠倒或一种转向,一个安身立命的世界产生了,事情就这么简单,简单到让人感觉难以置信和不可思议。

然而,正因为事情是这么简单,所以人们感觉难以置信,或者根本不能相信和不去相信。这样一来,哲学家的这个伟大尝试,总被看成一种奇谈怪论或胡言乱语,哲学家的这个伟大发现总被置若罔闻,哲学家也变成了“该死的”或者“疯子”。正因为人们不能和不去相信,哲学就变成了一项艰难的事业,一项不断被误解的事业。最简单的事情往往总是最艰难的事情。哲学所提出的“灵魂转向”问题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好心的哲学家总是被误解,而一般的人又总是深陷不断被虚无化的可见世界而不能自拔。哲人和民众之间出现了一条巨大的鸿沟,民众骂哲人“该死”,是“疯子”,哲人对民众则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说他们是“瞎子”、“聋子”,是“常人”,是“群氓”,或者用赫拉克利特之带有蔑视的话说,“猪在污泥中,而不是在洁净的水中取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