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大学生GE阅读(第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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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 论唐宋时期的救灾活民之术(1)

李肖、方丽娜

唐宋是一个人文竞秀、思想活跃的时代,也是一个命运多蹇、灾难深重的时期。宦官专政、朋党之争、藩镇割据、农民起义是唐朝多灾多难的表面原因,而频繁的水灾、虫灾、火灾、震灾、冰雪灾害则是导致朝代更替的深层原因。宋朝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它外有游牧民族的侵扰,内有冗官、冗兵、冗费的困扰。旱灾、雪灾、兵灾如影相随,交相侵袭,使宋王朝在内忧外患中苦苦挣扎,艰难生存。面对残破的山河、罹难的百姓,一大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针砭时弊,体察民情,创造性地提出减灾救荒的具体办法,并形成了系统而缜密的救灾思想,特别是“救灾活民之术”的形成,显示了唐宋两代在处理流民、瘟疫、灾区物价等方面的经济智慧。

一、唐宋时期的灾荒分析

公元751年,唐朝军队与阿拉伯军队激战于中亚重镇怛逻斯,唐军大败,此后唐朝开始衰落,这恰好处于季风异常的少雨干旱期。德国科学家豪格因此认为,是长期干旱和夏季少雨导致谷物连年歉收,激起农民起义,最终导致唐朝在907年灭亡。中国国家气象中心的首席古气候科学家张德二也在《自然》上发表文章,认为唐朝灭亡前的最后三十年处于多雨时段而不是干旱阶段。唐代后期,气候开始由温暖转为湿冷,寒冬和雨灾相继到来,有时春秋两季也出现霜雪冻坏庄稼的现象。《资治通鉴》记载的淫雨,长达六十余日。

其实,无论气候是冷还是暖,灾害天气的增多,自然灾害诱发人祸发生,却是不争的事实。正如宋人朱弁所言:“秦多徭役,而刘、项起于徒中;唐不恤民,黄巢起于饥岁。”公元751年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分界线,对于唐代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有深刻的社会影响。在这一年前后,唐朝军队连打三场大败仗,损失惨重。天宝十年(751年)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伐南诏,“与阁罗凤战,军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在北方,“安禄山屡诱奚、契丹,伪设会,饮以莨菪酒(毒酒),醉而坑之,动数千人,函其酋长之首以献,前后数四。”天宝十年(751年)八月,“安禄山将三道(幽州、平卢、河东)兵六万以讨契丹,以奚二千为向导,过平卢千余里。……奚复叛,与契丹合,夹击唐兵,杀伤殆尽。”也是在这一年,高仙芝以石国国王“无藩臣礼”,带兵征伐,悉杀其老弱……掠得瑟瑟十余斛,黄金五六橐驼,其余名马杂货称是,皆入其家。“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深入七百余里,至恒罗斯城,与大食遇。相持五日,葛罗禄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屋漏偏遇连阴雨,船破适逢顶帆风。”也是在这一年,陕郡运粮船队失火,烧坏米船二百余艘,死人五百余名。广陵郡刮起大风,潮水覆船数千艘。丙辰,京城武库发生火灾,烧毁器械四十七万件。这年秋天,霖雨积旬,墙屋多坏,西京尤甚。

经过这几次大灾大难的摧残,大唐王朝已经是外强中干,徒有其表了,熟知王朝内幕的安禄山在四年之后发动叛乱,可谓是处心积虑,早有准备。

从历史记载看,唐朝的自然灾害主要表现为水灾、虫灾、火灾,其中水灾造成的损失尤为巨大。例如总章二年,括州暴雨,死9070人,损失牛500头,淹没农田4496顷。

贞元八年,河南、荆南、淮南四十余州大雨,平地积水两丈,溺死两万余人。笔者对《旧唐书·五行志》灾害记录进行不完全统计,发现唐朝记录在案的水灾有48次,火灾16次,地震33次,旱灾5次,冰雪灾害4次,风灾3次,虫灾11次。其中,水灾次数较多、危害较大,特别是开元五年,关中的精锐部队到营州讨伐契丹,走到河南渑池的阙门,军队在河谷地带安营扎寨,突遇山洪暴发,一次死亡两万余人,这是唐朝水灾一次死亡最多的记录。唐朝的地震灾害次数虽然有33次之多,但造成的损失不大,最多损失几百人。唐朝的旱灾一般与虫灾相伴而生,旱灾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虫灾,次数不多,危害极大,经常引起物价飞涨,饥馑流行,饿殍遍野。唐朝的火灾次数远非记录的16次,实际损失也比较大。大和二年十一月甲辰,宫廷中的昭德寺发生火灾,蔓延到宣政东垣及门下省,烧死宫人数百人。大和四年三月,陈州、许州发生大火,烧毁民宅万余家。十月,浙西大火。十一月,扬州海陵大火。八年三月,扬州大火,烧毁民宅民舍上千间。五月己巳,飞龙神驹中厩发生大火。十月,扬州街市发生火灾,烧毁民舍数千间。十二月,禁中昭成寺大火。开成二年六月,徐州发生大火,延烧民居三百余家。

开成四年十二月乙卯,乾陵大火。丁丑晦,扬州街市发生火灾,烧毁民舍数千家。会昌元年五月,潞州市场发生火灾。会昌三年六月,西内神龙寺大火;万年县东市发生大火,焚庐舍甚众。会昌六年八月,安葬唐武宗,辛未,灵驾行到三原县,夜里突起大风,行宫发生大火。乾符四年十月,东都洛阳圣善寺发生大火。由此看见,当时简陋的木质建筑,极容易引发大火,灾害损失也十分惊人。

与唐朝相比,宋代的气候趋于干冷,降水较少,雨灾、雪灾、冻灾并不明显,而旱灾、饥馑、震灾、兵灾、河堤决口造成的损失尤为严重。查阅《宋史·五行志》,发现两宋的水灾损失,少则死亡几十人,多则数千人,数量比唐朝有明显下降。例如太平兴国七年三月,京兆府渭水涨,溺死54人。长林县山水暴涨,坏民舍51区,死亡56人。淳化二年,河南府洛水涨,坏丰饶务官舍、民庐,死者240人。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发生在淳祐二年,建宁府、严、衢、婺、信、台等地发生水灾,冒城郭,漂室庐,死亡数千人。真正造成人员损失巨大的水灾是河堤决口、海潮,而河堤决口不少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有的是河堤年久失修造成的,有的是交战双方自掘河堤,冲淹敌方城市造成的。特别是黄河多次决堤,导致黄河和海河的入海通道被堵塞,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就出现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不雨旱灾”的恶性循环。太平兴国二年六月,孟州河溢,坏温县堤七十余步,郑州坏荥泽县宁王村堤三十余步,又涨于澶州,坏英公村堤三十步。

开封府汴水溢,坏大宁堤,浸害民田。淳熙元年七月壬寅、癸卯,钱塘大风涛,决临安府江堤一千六百六十余丈,漂居民六百三十余家,仁和县濒江二乡坏田圃。特别是政和七年(1117年),“瀛、沧州河决,沧州城不没者三版,民死者百余万。”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个数字显然有夸大之嫌,因为沧州是宋朝北方的边城,人口最多时也就十几万,不可能一下子造成死亡百余万人的世界纪录。据国民政府统计:1938年的黄河大决口实属千古未有的世界之最,此次决堤淹没土地2.9万平方公里,受灾人数1200万,死亡人数89万,逃离家园390万。由此推断,宋代的河堤决口的死亡人数,绝对不可能超过百万。

宋代的饥馑,主要是气候干旱、降水减少、农作物减产造成的。建炎元年,汴京大饥,米升钱三百,一鼠值数百钱,人食水藻、椿槐叶,道殣,骼无余胔。建炎三年,山东郡国大饥,人相食。时金人陷京东诸郡,民聚为盗,至车载干尸为粮。绍兴元年,行在、越州及东南诸路郡国饥。淮南、京东西民流常州、平江府者多殍死。绍兴二年春,两浙、福建饥,米斗千钱。时军饷繁急,民益艰食。绍兴三年,吉、郴、道州、桂阳监饥。绍兴五年,湖南大饥,殍死、流亡者众。夏,潼川路饥,米斗二千,人食糟糠。兴元饥,民流于果、阆。秋,温、处州饥。六年春,浙东、福建饥,湖南、江西大饥,殍死甚众,民多流徙,郡邑盗起。夏,蜀亦大饥,米斗二千,利路倍之,道殣枕藉。造成宋代人口锐减的大灾害,无疑要数1127年发生的“靖康之难”。据宋人庄绰《鸡肋编》记载:“唐初,贼朱粲以人为粮,置捣磨塞,谓啖醉人如食糟豚。每览前史,为之伤叹。而自靖康丙午岁,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米斗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相互食,人肉之价贱如犬豕。壮者一枚不过十五斤驱,暴以为腊……男子、妇女谓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绍兴癸丑岁泛海到钱塘,有持至行在犹食者。老瘦男子庾词谓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之‘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双脚羊’。唐止朱粲一军,今数百倍于前。”